“新”中国大片的创制经验

　　用主流商业类型片包装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在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场上，守住自己的文化阵地

　　“如果用木桶效应来比喻中国电影工业化的问题，那么不是简单地有一两处短板，而是好几块板都没有，一切都从造板开始。”长生天影业项目开发总监乌尔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什么是电影工业化？什么是电影工业标准？如何树立这个标准？虽然以“重工业”“高概念”为标签的中国大片近年来已经抬头，但这些问题在行业的各个方面，仍语焉不详。

　　事实上，每一部以工业化标准要求自我的商业巨制，都在努力去杀出一条血路，摸索一种可复制的中国大片工业化制作的路径——这种新的创作意识，决定了它们的“新”品貌。

　　项目研发为何耗时那么长

　　2017年3月1日，华谊兄弟与工夫影业宣布成立重工业电影厂牌“想象力工业”，并发布五部重工业电影的片单。以华谊兄弟副总裁身份，正带领华谊兄弟调整产品结构、准备花投入在“大片”上的叶宁，又想起《寻龙诀》的试验。

　　“《寻龙诀》聚集了万达、华谊、光线三家公司的资源，光剧本就打造了2年，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非常专业的分工。”叶宁回忆。

　　无独有偶，与《寻龙诀》同年上映的《捉妖记》项目研发耗时4年，这两部电影被视作中国电影迈向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探索，“树立了一个典范”。

　　这些大片的“典范”作用首先便体现在对项目研发的重视上。

　　“大多数人误解了电影工业这个词，都认为指的是特效，其实不是的。”乌尔汗说，“电影工业流程里第一重要的环节是项目开发，这个能力是实现电影工业化的基础。”

　　目前，《寻龙诀》的承制公司长生天影业正忙于研发魔幻史诗题材的《封神》，作为系列电影，这个项目比《寻龙诀》体量更大，2016年底已经悄然建组，开始拍摄准备，2017年发布消息招募演员。

　　作为长生天影业的创作核心，导演乌尔善早在《寻龙诀》拍摄期间的2014年6月，便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封神演义》的电影改编展开过研讨。如此算来，《封神》的前期研发至今耗时2年有余。

　　对于一部重工业电影来说，这也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环节。之所以说“技术密集”，是因为这里牵涉题材选择、类型选择、价值观选择、世界观建构等诸多复杂的问题。

　　“前期创作不仅是在写一个剧本，而是在创作一个栩栩如生的、让观众能够信服的世界观，建立故事体系里的物理逻辑、文化逻辑。”叶宁在复盘《寻龙诀》的项目研发经验时说。

　　如何把《封神演义》这样传统的章回体叙事转化为电影叙事？以什么类型作为结构基础？挑选哪个角色作为主角？而对于以“大影响”为目的的大片来说，传达何种价值观，更是涉及到创作责任。

　　“如何拎出一个符合当代审美的核心价值观”被乌尔汗视作项目研发阶段最棘手的问题：“要把它当代化，跟现代观众产生关系，同时具有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光有工业的外壳不行。”

　　其实，年轻观众对《封神演义》的人物并不够熟悉，在他们心中有深刻印象的人物只有哪吒、妲己、纣王、姜子牙，而对于美国的超级英雄却可以如数家珍。

　　在乌尔汗看来，这牵引出中国电影工业化重要的宏观命题：“如何用主流商业类型片包装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在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场上，守住自己的文化阵地，不是简单地堆砌中国元素而已。”

　　不要小看“类型”

　　核心价值观只有被合理的类型结构包装，才能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

　　《夺宝奇兵》系列是寻宝冒险类型，《血战钢锯岭》是战争类型，《星球大战》是科幻类型，《复仇者联盟》系列则是以科幻和动作为主打元素的超级英雄电影——这些在全球市场席卷票房的重工业电影，都有标准的类型结构。

　　不同类型的叙事结构，是商业电影经过百余年总结而出的讲故事的基本方法。通俗地讲，它是令影片“无尿点”的一套标准。

　　因此，具体到项目研发的操作，工业化电影必须找到合理的类型架构。但是普遍而言，自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类型片电影创作还刚刚起步。

　　中国电影行业还少有可以掌握电影工业技术全流程，并以娱乐产品的形式、成熟类型片叙事的结构去包装正确价值观的导演。

　　“一些导演会兴奋地讲某场戏是怎么想的，可是对于类型结构、人物动机、发展、高潮、反派设置都没有细致研究。”《寻龙诀》《封神》执行制片人吴学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若长期以这样的创作理念为主流，生产链上游便缺乏电影工业化基础，更遑论后续。追根溯源，长期以来中国的电影教育一直在关注作者表达，而在全新的市场环境下，作者表达的目标和大众的娱乐化观影需求，并未对位。

　　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的正式出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已经明确2017年为“创作质量促进年”。在这个关头，“大投资+大明星+大导演”的“大片模式”不能停留在粗犷的“拼盘”，在叙事上，也决不能满足于“矬子里拔将军”。

　　“创作者应该扎扎实实研究‘类型’，不要看不起它，觉得它容易。”乌尔汗说。毕竟，如果连商业电影叙事的基本方法都没有掌握，又谈何故事创新呢？

　　不过，要摸索出符合中国市场的类型片道路，则必然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寻龙诀》在项目研发阶段曾面临类型选择的难题，是怪兽灾难片还是寻宝探险片？乌尔善最终确定选后者。虽然电影上映后观众对《寻龙诀》的故事有褒有贬，但经过这种历练，创作团队显然对于电影类型的研究有了心得，也确定这条路必走不可。

　　如果电影创作者不能用自己的母体语言去说好自己的电影故事，不善于学习和掌握相关的电影技术和逻辑，增强自己中国电影故事的叙述和表达，不仅会错失产业发展的时代，也会最终被好莱坞“击垮”。

　　“你不去做这件事，好莱坞一直在做，它故事结构成熟，你等着它输入属于它的价值观进来，不就变成和平演变了吗？”《寻龙诀》《封神》的第一副导演兼制作统筹孙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牵一发就是动全身

　　吴学军和孙晔负责《封神》的制片管理工作，进入2017年，他们开始了每天早9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的高强度工作阶段。

　　制片管理的职能，在于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电影工业化不仅仅是从手工艺进化到高科技的作业形式，一个重要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于：形成标准的制片管理理念与方法。

　　“首先就是各个配置环节的标准化，让一个个细节都具有可控的标准之后，它才能构成一个大的标准体系。”吴学军说。

　　从预算环节来说，重工业电影项目不能用手工作坊“就事论事”的方法进行。在吴学军看来，仅在拿到剧本时以经验判断拍摄周期和演员份额，从而得出预算结果，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但无论《寻龙诀》还是《封神》，都具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性质，因此，在中国电影市场也就难以找到合适的参考系作为预算评估标准。

　　制片团队的做法是，先看现阶段市场规模，参考近年增长幅度，判断电影项目上映期间会有多大的市场容量，根据这个结果倒推出预算的第一个值点，再叠加为其他环节“加分项”支付的成本（如起用明星演员所需片酬）。

　　“这是在剧本尚未完成时就要做的。”吴学军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执行阶段能不能按照预算合理执行下来不超支。”

　　在制片的后续流程中，具体量化、标准化的计划，是保证预算控制的基础。这个可控的量化标准可以细化到一个最简单的剧组吃饭问题：每个人定量多少，多少人同时吃饭，是否需要餐车配置，剧组600人同时坐下需要多少地方，等等。

　　但电影制作之中有很多变数并非计划所能预料。

　　被戏称作“表哥”的孙晔，负责基于对拍摄内容的掌握拟出每一天的执行计划表，他制作的表格甚至被传说为“行业范表”，但拍摄有严谨的计划表格，并不代表面对变数时不感到棘手。

　　在《寻龙诀》150天的拍摄周期中，外景的拍摄周期是20天。结束外景拍摄进入棚拍后第九天，孙晔告诉吴学军，棚拍会超期。

　　吴学军当时的反应是“崩溃”和不接受：受外部环境干扰最多的外景拍摄没有超期，一切条件都利于工作的棚拍为何会超期？

　　“外景变量多，我们会提前准备应对变量的办法，时间和资金上有充裕准备，拍摄量也小，是可控的。但棚拍计划是精密计算的理想值，就像机械表，一粒沙子进去就完蛋，一切都是蝴蝶效应。”孙晔说。

　　计算越精密，蝴蝶效应越明显，一个场工的迟到都可能导致延期的结果，最终需要制片部门和创作部门不厌其烦地沟通加以解决。

　　孙晔表示：“定下标准不见得说就认死理，画了个杠就都按这个道去干，要根据这些变数，及时去调整你的标准，让它适合最终的整体。这就需要决断了。”

　　“攥起拳头来打拳”

　　孙晔认为，作为制片统筹，从前期研发阶段就要开始参与。虽然这个阶段制片统筹不具备核心任务，但他需要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沟通，补充各方意见，一直推进到项目结束。

　　其目的在于得到让各个部门最高效率协调和配合的计划，“让计划可执行”。“很多剧组的制作管理环节是分散的，但我们是攥起拳头来打拳的。”孙晔说。

　　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应实现专业化分工与协同合作，而在目前的电影业中，很多项目操作都还是原生态的、手工作坊式的。

　　要改变这样的局面，不仅需要电影项目的参与者具备具体工作领域的专业性，同时也要具备超越自身工作领域的合作思维。

　　“制片要有导演思维，了解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做；导演也要有制片思维，知道创作在执行上有何难度。”孙晔说，这是“攥起拳头”，各环节达成交流、处理问题的基础。

　　一个事实是，重特效电影改变了传统电影的开发和制作流程，仅仅在剧本研发阶段，便已不是编剧团队独立闭门造车——《捉妖记》在剧本没有写完时，特效团队便已经介入，进行角色设定、故事版制作、动态预览，等等。

　　“创意是整个团队的，在剧本创意阶段，声音、画面、特技、特效、拍摄等等全流程人员都需要参加。”资深制片人方励对《瞭望东方周刊》举例，一个描写未来世界的科幻剧本，编剧需要特效团队的意见和效果图，参考基本想法具体能否实现。

　　主创团队与特效、特技等部门的交流，则需要不断以直观画面的呈现来说话。吴学军归纳为：“不把安全性建立在信任上，而是建立在制度和不断测试上。”

　　“创造一个令人震撼的坍塌效果，‘震撼’两字可以作为标准，你就通过这两个字就判断他可以执行吗？对不起，做测试，你把你所谓的震撼呈现给我看，你的震撼和我的震撼是不是在同一个理解上面。”孙晔说。

　　显然，以工业化标准为要求的“新”中国大片，正在创作理念、开发制作流程和方式上，进行自觉的更新。

　　在这个过程中，折戟沉沙有之，争议不断有之，但如叶宁所言：“这些作品会留下宝贵的思想和方法论，团队也锻炼出来了。之后再做这类大片时，就会更有经验，能够做到有的放矢，这才是给中国电影最宝贵的经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佳璇/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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