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一把双刃剑
- 来源:廉政瞭望
- 关键字:革命,双刃剑
- 发布时间:2010-12-03 13:15
革命符码：“策略”与“手段”的惯性记者：五四过后，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竞相宣称唯己独“ 革”，唯己真“革”，唯己最“革”，这是一种话语权和合法性的争夺，还是争夺政治利益的实际诉求？
王奇生：当“革命”成了一种神圣的符码以后，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自然是政党之间争夺政治资源的反映。当时青年学生成为各大党派竞相笼络和争夺的对象，“谁拥有青年即拥有将来”是当时各党派的共识，谁“最革命”，对激进青年也可能最具吸引力。
记者：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期就已经暴露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趋势，比如他无端攻击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等，这种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做法是否是导致“革命”目的和手段错位的原因之一？
王奇生：在革命党看来，“革命”就是要打破现状，打破常规。革命高于一切。为了实现革命的伟大目标，必须运用各种革命“策略”和“手段”。由于中国革命持续的时间很长，革命“策略”和“手段”的运用难免形成一种巨大惯性，甚至潜移默化为革命的目的本身。
记者：作为史学家，你如何看待“革命”？
王奇生：革命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极端情绪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对而言，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成本最低的改革，揭竿而起总是万不得已而为之。
知识精英：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
记者：从晚清开始，中国的知识精英为求突变，思想激进、情绪焦躁、行为暴力。这种情绪贯穿了整个民国期间，并且余波泛及1949 年以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王奇生：晚清以来，中国一再被西方列强击败，“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救亡手段日趋激进，救亡情绪也势必日趋极端，“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各大党派和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趋向选择“革命”。如果说晚清之际是“一党独革”的话，五四之后则形成“多党竞革”的局面。在晚清仿效日本立宪，民初仿效欧美共和都相继失败之后，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自然为中国革命树立了鲜活的榜样。“以俄为师”迅速成为国共两党的行动目标。而苏联在“世界革命”的旗帜下主动“帮助”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来革命只是手段，其后革命演化为目标。革命日趋崇高，成为一种神圣的符码。
记者：两党相争后期，知识精英在非此即彼的情况下，多数人抛弃了国民党，这是否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
王奇生：国共相争，不同于一般的“党争”。因为两党均是武力政党，两党之争也就表现为武力较量。在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自身的无能和腐败自然是失人心的一个要因；共产党统战和宣传的力量，也是国民党望尘莫及的；国统区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切身的。
民众动员：国共两党路线不同记者：在此前的民国史研究著作中，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孙文也承认这一点：即共产党的工作能力和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较强。这是否因为中共一开始就把发动对象定位于下层民众、还有其他原因吗？
王奇生：其实还是和“ 主义”有关。与中共的群众路线不同，国民党始终走精英路线。孙中山自己也承认：“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晚年孙中山虽然倡导“扶助农工”，仍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精英身份，居高临下地去“扶助”那些“不知不觉”的大众。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国共产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更有很大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即告诫其党团员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由此一来，国共合作的形态，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
记者：您研究的中共在基层发动民众的细节，特别是经济因素的考察，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王奇生：我们过去只是一味强调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天然的同盟者，其实要动员广大底层民众起来革命并非易事。举一个例子，1925 年的五卅运动，数10 万工人持续罢工达数月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来自社会各方的巨额捐款可维持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据统计，五卅运动期间，国内外各方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而募集的捐款超过300 万大洋，大约相当于当时中央政府全年经费开支的一半。而我们过去的革命史研究，很少关注类似革命的财政经济问题。
记者：民国时期基层民众支持共产党，这容易理解。但费解的是，地主豪绅阶级对国民党并不热衷，甚至拖后腿。王奇生：国民党自称“全民”政党，代表“全民”利益，“不偏重任何一方，不敌视任何一方”。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下，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各个阶级都有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这些举措，一方面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另一方面亦未赢得地主豪绅阶级的欢心。尽管地主豪绅阶级在很多方面与国民党政权的利益一致，如都害怕农民运动，害怕共产主义，但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土地是祖遗的，或者是自己购置的，而不是国民党无偿赐予的。国民党不过是沿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农民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和看得见的实惠，故视共产党为大恩人、大救星。获得土地的农民因对共产党怀着感恩戴德之心，故能积极参军支前，踊跃献粮献物。
两党相争：“武主文从”与“党指挥枪”
记者：国共两党都是“以俄为师”，但是，国民党实际上“武主文从”，而共产党始终是“党指挥枪”，维持了“文主武从”的局面。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差别？
王奇生：古今中外，最难以驾御的统治机器莫过于军队。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革命党如何才能有效地驾驭武力而不为武力所反噬，孙中山曾有过刻骨铭心的教训。借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是孙中山联俄师俄的一大考量。1924 年国民党改组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党权高于一切”的时光。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威权借黄埔“党军”之力潜滋暗长。北伐开始后，军权随着北伐的迅猛推进而急速窜升，并很快对国民党党权构成挑战和威胁。
本来依苏俄最初的建议，国民党应准备5年、10 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待党权充实健全，并与民权相结合，奠立一个十分稳固的政党组织基础之后，再出兵北伐。此时党权已稳，足以驾驭军权而不至为军权所挟制。但这一建议未被国民党中央采纳。1926 年7 月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开始北伐。军权借助北伐而日呈上升之势，最终形成蒋介石借助“党军”坐大的格局。
记者：两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情况有何异同？
王奇生：国民党也在军队建立党部，要求官兵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实际上，集体加入，与集体不入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入党没有门槛，没有条件，虽然号称有数百万军队党员，实际仅是在形式上履行一道集体宣誓登记的简单手续而已。
无论是对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毫无意义。共产党则不同。共产党早期将工作重心放在党的自身建设和群众运动上，不重视军事。直到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开始建立“党军”。
此时中共的组织体制已比较完善，并吸取国民党的教训，严格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
由于党的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国民党则相反，在战地，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编
……
王奇生：当“革命”成了一种神圣的符码以后，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自然是政党之间争夺政治资源的反映。当时青年学生成为各大党派竞相笼络和争夺的对象，“谁拥有青年即拥有将来”是当时各党派的共识，谁“最革命”，对激进青年也可能最具吸引力。
记者：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期就已经暴露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趋势，比如他无端攻击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等，这种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做法是否是导致“革命”目的和手段错位的原因之一？
王奇生：在革命党看来，“革命”就是要打破现状，打破常规。革命高于一切。为了实现革命的伟大目标，必须运用各种革命“策略”和“手段”。由于中国革命持续的时间很长，革命“策略”和“手段”的运用难免形成一种巨大惯性，甚至潜移默化为革命的目的本身。
记者：作为史学家，你如何看待“革命”？
王奇生：革命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极端情绪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对而言，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成本最低的改革，揭竿而起总是万不得已而为之。
知识精英：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
记者：从晚清开始，中国的知识精英为求突变，思想激进、情绪焦躁、行为暴力。这种情绪贯穿了整个民国期间，并且余波泛及1949 年以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王奇生：晚清以来，中国一再被西方列强击败，“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救亡手段日趋激进，救亡情绪也势必日趋极端，“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各大党派和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趋向选择“革命”。如果说晚清之际是“一党独革”的话，五四之后则形成“多党竞革”的局面。在晚清仿效日本立宪，民初仿效欧美共和都相继失败之后，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自然为中国革命树立了鲜活的榜样。“以俄为师”迅速成为国共两党的行动目标。而苏联在“世界革命”的旗帜下主动“帮助”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来革命只是手段，其后革命演化为目标。革命日趋崇高，成为一种神圣的符码。
记者：两党相争后期，知识精英在非此即彼的情况下，多数人抛弃了国民党，这是否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
王奇生：国共相争，不同于一般的“党争”。因为两党均是武力政党，两党之争也就表现为武力较量。在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自身的无能和腐败自然是失人心的一个要因；共产党统战和宣传的力量，也是国民党望尘莫及的；国统区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切身的。
民众动员：国共两党路线不同记者：在此前的民国史研究著作中，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孙文也承认这一点：即共产党的工作能力和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较强。这是否因为中共一开始就把发动对象定位于下层民众、还有其他原因吗？
王奇生：其实还是和“ 主义”有关。与中共的群众路线不同，国民党始终走精英路线。孙中山自己也承认：“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晚年孙中山虽然倡导“扶助农工”，仍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精英身份，居高临下地去“扶助”那些“不知不觉”的大众。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国共产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更有很大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即告诫其党团员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由此一来，国共合作的形态，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
记者：您研究的中共在基层发动民众的细节，特别是经济因素的考察，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王奇生：我们过去只是一味强调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天然的同盟者，其实要动员广大底层民众起来革命并非易事。举一个例子，1925 年的五卅运动，数10 万工人持续罢工达数月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来自社会各方的巨额捐款可维持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据统计，五卅运动期间，国内外各方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而募集的捐款超过300 万大洋，大约相当于当时中央政府全年经费开支的一半。而我们过去的革命史研究，很少关注类似革命的财政经济问题。
记者：民国时期基层民众支持共产党，这容易理解。但费解的是，地主豪绅阶级对国民党并不热衷，甚至拖后腿。王奇生：国民党自称“全民”政党，代表“全民”利益，“不偏重任何一方，不敌视任何一方”。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下，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各个阶级都有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这些举措，一方面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另一方面亦未赢得地主豪绅阶级的欢心。尽管地主豪绅阶级在很多方面与国民党政权的利益一致，如都害怕农民运动，害怕共产主义，但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土地是祖遗的，或者是自己购置的，而不是国民党无偿赐予的。国民党不过是沿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农民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和看得见的实惠，故视共产党为大恩人、大救星。获得土地的农民因对共产党怀着感恩戴德之心，故能积极参军支前，踊跃献粮献物。
两党相争：“武主文从”与“党指挥枪”
记者：国共两党都是“以俄为师”，但是，国民党实际上“武主文从”，而共产党始终是“党指挥枪”，维持了“文主武从”的局面。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差别？
王奇生：古今中外，最难以驾御的统治机器莫过于军队。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革命党如何才能有效地驾驭武力而不为武力所反噬，孙中山曾有过刻骨铭心的教训。借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是孙中山联俄师俄的一大考量。1924 年国民党改组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党权高于一切”的时光。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威权借黄埔“党军”之力潜滋暗长。北伐开始后，军权随着北伐的迅猛推进而急速窜升，并很快对国民党党权构成挑战和威胁。
本来依苏俄最初的建议，国民党应准备5年、10 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待党权充实健全，并与民权相结合，奠立一个十分稳固的政党组织基础之后，再出兵北伐。此时党权已稳，足以驾驭军权而不至为军权所挟制。但这一建议未被国民党中央采纳。1926 年7 月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开始北伐。军权借助北伐而日呈上升之势，最终形成蒋介石借助“党军”坐大的格局。
记者：两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情况有何异同？
王奇生：国民党也在军队建立党部，要求官兵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实际上，集体加入，与集体不入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入党没有门槛，没有条件，虽然号称有数百万军队党员，实际仅是在形式上履行一道集体宣誓登记的简单手续而已。
无论是对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毫无意义。共产党则不同。共产党早期将工作重心放在党的自身建设和群众运动上，不重视军事。直到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开始建立“党军”。
此时中共的组织体制已比较完善，并吸取国民党的教训，严格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
由于党的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国民党则相反，在战地，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编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