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里的“香饽饽”

　　“刚来的时候，看到这几排歪歪斜斜、旧旧的办公楼，我吓了一跳。”从省会城市乘车4小时到西部某县城，厉菁菁又坐车在望不到头的山间弯道上晃悠了1个多小时。映入眼帘的柏杨乡政府办公楼让她傻了眼。

　　柏杨乡面积约5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4000人，是当地传统农业乡镇之一，地处偏远，距县城34公里。“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毕业后在省会上了一年班，实在不喜欢，便辞职考公务员了。先前也不知道柏杨乡是什么情况。”

　　厉菁菁“没想那么多”的情况不止于此。2014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新录用乡镇公务员在乡镇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厉菁菁属定向考录，服务期限又多了3年。

　　乡镇干部老龄化、断层、青黄不接……关于乡镇干部队伍的描述各种各样，都直指乡镇年轻干部，他们是乡镇的“香饽饽”。与厉菁菁相似，这个县25个乡镇2014年以来，2次招了21名年轻干部，其中18名还未到岗。

　　12年前，我们曾发问，“基层干部，您在乡村还好吗？”今天，我们聚焦乡镇年轻干部，你们还好吗？

　　尴尬的主战场

　　厉菁菁到柏杨乡后，很快被分到了党政办的文秘岗。这让原只有一个人的党政办活跃起来，或者说解放了原来那名年过50、文件靠手写的老干部。

　　现在凡是需要用电脑的工作、凡是党政办材料工作，厉菁菁基本全包了。

　　“全乡22名干部，有2人今年即将退休，剩下20人中多是四五十岁的，撰写文件和使用电脑能力较差。”39岁的柏杨乡党委副书记张连称，厉菁菁一来就被委以重任，除了党政办工作，还要协调党建方面的事务。

　　这是绝大多数乡镇新进年轻人的缩影。由于文山会海并未得到根治、乡镇机关化趋势加剧，他们多是围着材料转。

　　这些岗位，能让年轻人快速熟悉党政系统、乡镇运行，“也能发挥他们的长处——笔头的可塑性强，又坐得下来。”一名乡镇党委书记称。

　　同样一到乡镇就被放到党政办的还有黄恺。去年换届时，29岁的他升任当地林业大乡副乡长。一时间，“年轻有为”“文采飞扬”“敢闯敢干”这样的标签贴到了他身上。但已在党政办工作近5年的黄恺不认为自己有多厉害。

　　作为“211”高校毕业生，黄恺在二线城市工作了2年。但父母希望他离家更近，不断要求他考公务员，黄恺便听从了父母的意见。

　　党政办工作就是办文、办会、办事。“写材料是重头，各种工作计划、报告、总结等文件撰写。其次是安排党委会议和办公会议，还有接待领导和群众以及各类信息的上传下达。”黄恺大学专业是旅游管理，写东西一度让他很烦恼。

　　他成长很快。一方面，他此前的领导是秘书出身，对文件质量要求高、指导也多。另一方面，乡镇缺乏写手，一把手交给副书记写的稿子，副书记没空就会转手让他写，这类稿子比较锻炼人。

　　但副书记张连比较惋惜的是，年轻干部多是坐在办公室里对上，到田间地头对下的比较少。能把乡镇工作做好的，需要既“能文”、也“能武”。如果仅仅是写材料，那在乡镇工作与“坐机关”区别不大。

　　“与文字相比，田间地头的经验更需要时间磨砺。”张连称。

　　敖洁对此感受颇深。两年前，她作为“三支一扶”人员，服务期一直被借调到县直部门工作。“起初接手工作的时候不懂，几次实践，就慢慢掌握了。”但每天收费、开票、转移信息、接线……不是她想要的工作。

　　服务期一满，她毅然考到乡镇，希望“可以见识到更多、与更多人打交道，锻炼应对突发状况和待人接物的实战能力”。但被分到乡党政办后，她主要工作仍然是政务信息的采写和更新、文件材料撰写等等。

　　碰撞中的困惑

　　2年前，刘虹从代课教师考入上述林业大乡的林业站。由于岗位原因，她一开始就与群众打交道比较多。

　　身份转换的同时，工作内容和工作节奏的差异让她不太适应。除了完成林业站的本职工作，乡上还给她安排了计生办和水务站的业务。“这几个板块的工作专业性都比较强，事情又多又杂，刚来接手时非常恼火，也很担心自己做不好。”

　　经过2年锻炼，现在谈起业务，刘虹能按照类别和时间，清楚地说出哪个阶段该做什么工作，以及如何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正常上班时，三五个村民来办事，一上午甚至一天的时间就没了。但我负责的信息统计、电子录入类工作比较多，必须要利用零散的时间完成。”

　　“在乡镇，没有哪个干部只负责一方面工作。年轻干部可能要负责三四个方面的工作，做的事多，而且杂。”张连坦言，乡镇年轻干部很累。

　　但在累的同时，他们更困惑，尤其是在处理具体事务时能提升能力，但也难免与体制和群众碰撞，间或感到矛盾。

　　黄恺自称，进入体制前是一个愤青，“经常批评这、批判那。”在乡镇呆了5年，除了写材料得心应手外，处理具体事务时，他明显变得更油了，有时候还很“硬”。

　　他解释“油”是落实政策不再那么死板，甚至甘愿违一点规。他举了个简单的事例，县上有时下放某种特定类型的家庭补助，名额只有几个。为避免产生矛盾，他会干脆选择放弃申报，不让乡亲们知道这项政策，或者把补助门槛提高，一个名额得不到也在所不惜。

　　他坦承，“这样有点不讲规矩”，立马又辩解道，“在乡镇工作，你不会变通，工作怎么开展？”

　　“这难道不是惰政吗？”记者追问道。

　　他没有直接回答。记者想起某县纪委书记的一句话，在乡镇工作风险大，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情，某些干部干脆选择不做，企图搪塞过去。因为不做，就没有风险。

　　他聊的另一件事是，前段时间，当地要求各乡镇开展环境整治和绿化美化工作，公路两边要留出一定的绿植空地。“上面文件一出，我就挨家挨户给居民说，告诉他们门前哪块地方要留出来，由乡上统一栽种花树，也留了时间让他们清理。”

　　前几天黄恺下去检查，发现两家人还是种上了蔬菜。“我带人把菜拔了。都是刚发的芽，农户花钱买的菜籽，但我不敢同情他们，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后面怎么办？”

　　“非得带人拔吗？不能再沟通一下？”记者反问道。

　　黄恺解释称反复沟通过，但也忧心忡忡，“这次我算是给自己埋了一个祸根。如果村民向上反映我行为不妥当，我也没办法。”

　　乡镇工作需要魄力和灵活，可一旦分寸把握不好，就容易成为霸道与懒政。乡镇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在乡镇转型过程中，既面临着上级层层压力，又面临部分群众的不信任，上下碰撞中决不轻松。

　　“我变成了5年前我批评的那种人。”黄恺困惑，也很苦恼。

　　但他接着又告诉记者，之前一名年轻干部包村时，魄力不够，村民间的矛盾没处理好，不仅有村民时不时到村部骂骂咧咧发泄情绪，甚至将牛屎扔在村部大门上。“乡镇工作该红脸就得红脸，该坐在一起就得坐在一起。”

　　去留的抉择

　　工作一年后，对绝大多数乡镇年轻干部而言，进入一个关键期——面临很多去留抉择，有外部的原因，也有自身的需要。

　　黄恺在党政办工作时，与上级部门联络比较多，相互就熟悉了。不到3年，“市上和县上的部门就想调我去。”

　　他被乡镇党委书记留了下来，但这几年他送走十几个年轻同事。“基本上都是工作两三年，熟悉各项工作后，机会就来了。”这些人中，有为解决身份的，有为解决夫妻分居的，也有耐不住乡镇寂寞。“还有辞职的，他们觉得现实与理想差距实在太大，不适应体制，但这是少数。”

　　黄恺大致梳理了一下，这些人多是去宣传、组织、发改等部门的办公室，“他们都是熟手，拿来就能用，又肯干，上级机关也愿意调。”

　　最先离开基层的，多是那些有“家庭背景”的人。“‘背景’不在于能帮他们调动，而是让他们更现实，更清醒，对自己规划更多，有些人一到乡镇就谋划着走。”一名乡镇干部称。

　　留下来的，要么更现实和理智，要么找到了一定的成就感。去年脱贫攻坚联系村上贫困户时，有一家人计划贷款1.5万进行维修房改造，加上房屋四周的院坝，至少要投入2万元以上。黄恺给他们建议申请异地搬迁，按照政策，他们一家四口可以获得8万补助，重新盖一个房子绰绰有余，生活也会得到改善。但这家人知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不能理解政策，所以起初拒绝了黄恺的提议。

　　黄恺前后四次上门，向他们讲道理、帮他们算账，最后终于说通。

　　不过，黄恺走出去的念头从未断绝。他有点担心自己变得过于“油”和“硬”。“再说，乡镇的空间毕竟有限。”

　　被党委书记留下那次，同在党政办的同事被借调到县委机关。“从我的观察来看，只要能被借调走，能到更好的工作环境里去，没人愿意回来。”

　　“人往高处走。”一名老乡镇干部感慨，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扎根基层的想法，想上升进步也是正常的，但部分乡镇干部青黄不接也令人担忧。

　　一名县人事局长介绍，新鲜血液少的症结或许不仅在于招人难、留人难，有的地方根本没法招人。如今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公务员的工作对许多人还是有吸引力的。国家新近出台的政策，规定了乡镇公务员的服务年限，基本确保了新进公务员能在乡镇待上一段时间。但是，编制就那么多，年纪大的同志占了大多数，他们距离退休年龄又有十年左右。这样一来，空不出编制，根本没法进人。据了解，那些连续多年没有补充新人的乡镇不在少数。

　　文/本刊记者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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