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城市的发展模式，通常先有小城，后有大城
唐宋时期的州郡城市，通常有内、外两圈城墙：外城，称“罗城”；内城，称“子城”。州府的官署衙门，设于子城之内，刺史知州、大小官吏在此办公，子城遂为一地政治权力的中心。我国历来是“讲政治”的国度，城市亦多“政治型”城市，子城既为权力中心，也就是城市的中心，譬如紫禁城之于北京城。
城市中心，黄金地段，容易遭历史改造，唐宋遗址难以保留。比如湖州子城，只保存东城墙的一段；台州子城，今为临海城内某医院用地；温州子城，仅存南门的谯楼；宁波子城，也只存南城门，称为鼓楼；经过整治开发的金华子城，是个观光区，然古迹殊少。
唯有嘉兴子城，晚清以来，由衙门改为军营，1949年后为军区医院，从此躲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浪潮，整体格局奇迹般保存至今——2015年以来，调查勘探嘉兴子城遗址是我的本职工作之一。
子城，是相对罗城而言，若无外城，也就无所谓内城。隋开皇九年（589），杭州立州之初，州城位于凤凰山上，城墙“周围十里”，范围甚小。晚唐时期，钱镠割据两浙，在“小城”之外，又围以一周外城，将凤凰山“小城”改为吴越国王宫，也即杭州子城。吴越国纳土归宋后，杭州城承袭旧制。宋室南渡，南宋定都临安，将子城辟为大内皇宫，元陈随应《南渡行宫记》说“皇城十里”，可见南宋皇城正是隋城的规模。元灭南宋后，拆毁杭州城墙，大内亦遭毁弃。元末重建杭州城，竟将原来的政治中心——凤凰山，整体割弃于城外。此乃唐宋元三朝杭州城市变迁之荦荦大端。
浙江大学历史系陈志坚教授《杭州初史论稿》认为，南宋临安三志（乾道、淳祐、咸淳《临安志》）记载“隋杨素创（杭）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是个句读错误，正确读法是“隋杨素创州城。（今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误读始于宋人，早在宋代，人们就误以为隋杭州城的规模等同于南宋临安府。殊不知隋代杭州只是凤凰山头的蕞尔小城，“周回三十六里”的大城是经钱镠加筑的结果。
《杭州初史论稿》纠正了流传已久的误会，也揭示了中古时期江南城市常见的发展模式——初为小城，后来加筑外城，发展为宋代州郡典型的“内外重城”形态。
自宋代以来，各地的志书，通常把子城的源头追溯到三国孙吴时期或更早。将子城的前世，追溯到唐代以前，当然合情合理，如金华（东阳郡）、湖州（吴兴郡）升格为郡城，均在孙吴时期。无奈孙吴距今已远，文献不足征，当时的郡治是否筑有城墙，地点是否与后世子城重叠，诸如此类，一切皆是未知数，我们至今无法确切知晓唐代以前多数江南城市的形态。至于嘉兴县升格为秀州，已晚至吴越国时期，孙吴时代的嘉兴县，县治是否就在今天的子城，也无依据，我们固然不必贸然否定古书，但也不能“尽信书”。
1994年，我游学厦门时，选修过一门叫做“泉州港考古”的课。最初的几堂课，总在争论一个问题，泉州的子城、罗城，孰先孰后。有人说，当然是先有罗城，后有子城，未有“母”城，何来“子”城？
如今想来，这是把城市史当成生物学来研究，结论大有问题。其实正好相反，南方城市的发展模式，通常先有小城，后有大城，加筑大城后，原来的小城，遂为“子城”。
子城是唐宋州郡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宋元鼎革后，尽毁天下城墙。此举非但未能带来太平盛世，反而招致更大的战乱。元末，各地纷纷重新建起固若金汤的城墙，然而大力恢复的只有外城，内城该拆的拆、该倒的倒，随其自生自灭。
降至明代，城市多已不再设置内城，子城作为制度，逐渐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曾经城市生活中的常态，如今听来倒像陌生而遥远的事物，在金华、温州、临海等地，仅残存一个地名而已。
郑嘉励：专职田野考古，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个人抒情遣怀，也为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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