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 他的文字里传统与当代对接

　　70后作家葛亮，同时是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在香港教书并创作的他，已出版多部小说，斩获过港台各种文学奖项。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北鸢》是他历时七年，首次追溯祖辈身世，以太舅公陈独秀、叔公邓稼先、祖父葛康俞等家族长辈的人生故事为部分原型，书写的民国故事。在葛亮的文字中，大格局下透着丰厚学识、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对东西方艺术的比较与难得的细腻，不得不说，青年作家正在走向深刻。

　　《时尚北京》：您在《北鸢》中重点讲到在时代变化中，人们的某种恒久不变价值的文化因素，也是您个人一直秉持的原则和习惯吗？

　　葛亮：这要提到我内心非常崇敬的一位作家沈从文，他是一位对自己评估非常准确的作家，他在审视时代的时候相当谨慎，他写湘西，非常自由，舒缓开放，但他处理《长河》的时候，这本小说没有写完，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觉得这部小说是特别好的小说。我想没有完成的原因是沈从文提出了一个问题，但他最终没有想到如何解决——就是在湘西这样一个封闭的文化传统、地域空间里面，现代性如何在这里得到检验的问题。所以沈从文那时候提到一个词，他在序里写，我想写这个时代的“常与变”，这点让我特别感触，其实我在这本小说里想处理的也是这个问题。“常”代表的是文化传统的一极，而“变”代表的是现代的语境。你把这种古典的传统的题材放到一个现代的新的认知里面，无论在题材处理层面，还是审美层面，怎么去表达，对我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想要在《北鸢》中，将这种个人体验寓于语言中，能以我的方式将这种所谓的“常与变”合在一起。

　　《时尚北京》：父祖辈经验对您个人的影响？

　　葛亮：父祖辈的经验本身对我是无形的滋养，特别是知识结构的建构方面。比如我祖父对于中西艺术与绘画的见解，我外公作为戏曲票友对于京剧与昆曲的体认，都融入了小说中的细节。有关传统的薪火承继，这也是一条路径吧。

　　我是个影迷，而启蒙者是我的外公。我的外公是一个商人，在上海学生意的时候，养成了看电影的习惯。他老年后担任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所以有机会带我去一个叫小礼堂的地方，看一些内部观摩的电影。我记得有一天下午，祖孙俩看电影出来，他推着一辆自行车，我坐在后车座上。外公的形象是个非常朴素，甚至家常的老人，穿着中山装，戴着套袖。在夕阳笼罩下，祖孙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忽然间，祖父唱起一支英文歌，多年后我知道是《雨中曲》的插曲。那种感觉是静好的，但那个刹那对我非常震撼。多年之后，我自己开始写小说，我仍然会想起这一幕，它会深植在我心灵深处，甚至可以塑造我的历史观。

　　我的祖父葛康俞教授的艺术论著《据几曾看》，这本书成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四川江津完成，但是出版已经在半个世纪之后，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本书里点评到的中国书画珍藏有半数以上流转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以它的出版遭遇一些波折。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是家事，但是中间折射出某些关于时代乃至历史格局的变迁。这对家族中一个年轻人的震动不可谓不大。

　　《时尚北京》：您所理解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的生活？

　　葛亮：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敢于将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宣示于众的人。我相信个人力量，身教大于言传，知识分子的意义更多体现于对民众的示范作用。比如“五四”，那时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交流，将自己的观念，以各种方式传达出来。当然，过程中也有错误和落差。作为知识分子，时代中的因由和逻辑需要厘清，才能真正起到示范作用。

　　我在小说里写到一个画家吴清舫，以清隐画家来自寓，某种意义上担当的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另外一类是以我祖父为原型的毛克俞，就是孤绝的艺术家。我祖父在青年时代也经历了一些人生遭际，特别是看到舅舅（原型是陈独秀）在一系列政治选择后落幕的惨淡晚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疏离。他在大学里保持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纯粹，最重要的作品是在1944年完成的，那时候抗战如火如荼，他避居于鹤山坪，埋头著述。那个时代也非常能包容这样一类人。我在小说里会处理得更浪漫些，写到他在母校杭州艺术院旁开了一个叫“苏舍”的菜馆，菜单开首就写着苏子瞻的诗句“未成小隐聊中稳，可得长闲胜暂闲”。实际上是半隐半士的状态。

　　《时尚北京》：对中国古诗词的理解给您的生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能否举例谈谈？

　　葛亮：如果说带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历史观。我想举李商隐的一句诗“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说的是这个城市出了很多皇帝、王朝，几乎个个都是小朝廷。不成气候，但是还是更迭绵延下去。不宏大，但是带有一种非常可触摸的悲剧性。这也是我喜欢的历史的演绎方式，不规矩，时常断裂。每道裂痕，都是一个故事。

　　《时尚北京》：能否简略谈谈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对您的双重影响？

　　葛亮：在小说层面，我想界定所谓的“东方”以及“东方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概念。长期以来，在人文领域内，似乎“东方”一直由西方来言说。我们自己作为东方人、中国人怎么样去界定它，在当下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个小说里实际上作了一个尝试吧。为何我要在小说序言里提到我祖父在他品评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些意象，比如《早春图》，曰“动静一源，往复无际”。因为中国对这种所谓美感的体认是一种自我认知，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很多时候是需要参照系的。举个例子，西方所言说的东方，比如说《蝴蝶夫人》、《苏丝黄》，你所看到的是需要通过另外一个参照系来树立自己的位置。但是我觉得所谓东方这一脉的文学是有自己的文化自信的，可以从内部去阐发的。

　　我们从西方去汲取营养，并不是当下才有的事情，所谓舶来的元素早在我们中国古代就出现过，比方说笔记体小说，其中有一部叫做《耳新》，小说里有一个段落提到利玛窦，说“番僧利玛窦有千里镜”，“赛先生”的意象在中国古典典籍中已经存在，但是它不是作为一种参照系，更多是作为考察或者表述文本叙述的元素。我觉得，东方文化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界域就是民间，笔记体小说中去界定“庙堂”，包括“广场”即知识分子阶层，都是从民间切入的，这一点蛮吸引我的，在《北鸢》里面大量的呈现也都是如此。

　　在《北鸢》中我写到《浮生六记》，这里面蕴含了一种中国人长期所不自知的东方精神，这种东方是非常朴素的，而且原始有魅力。《浮生六记》当时译介到西方，让西方人感知到原来东方不仅仅是个参照物，而是一个可以和西方文化对应的存在，比方说它的人本主义部分，非常动人，包括芸娘身上的那种女性特质，对自由的向往，你看《浮生六记》中“浮生”被林语堂翻译为“floating life”，是一个漂浮的，轻盈的状态，中国的东西不光只是拘囿的、不单只是均衡谨致的美感，它也是可以非常轻盈、放松和自由的。我在这个小说里想要表达的中国文学的东方气质和古典精神，可以和当下衔接，同时也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精神对接。

　　《时尚北京》：您的写作习惯？

　　葛亮：对我而言，长篇写作需要每年大块的时间，平常因为课业的密度比较大，用一些零碎的时间写写短篇或者散文。长篇小说需要一个比较漫长而深入的过程，所以暑假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这种重要性在于，需要在前面经过沉淀的环节，而当你完成一个阶段以后，在下一个周期的时候，还需要做一些接续的工作，这种接续是又一轮的沉淀，同时也是反刍。在反刍的时候会产生新的观念。

　　《时尚北京》：最近读的书？

　　葛亮：王澍先生的《造房子》，有时候建筑和文学之间有非常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它们都在建构，但是在建构的过程中也在勾勒你自己对于生活的某种图景。在王澍先生的作品里面，我特别感怀一件事情，他从所谓的宋画的画意中间寻找有关于建筑的灵感。你怎么样勾勒一个很好的建筑形式，关键在于造镜，造境又分人与环境的相对位置，有时候是境中之人，有时候是境外之人，他举了两幅著名的画作，《早春图》与《万壑松风图》作为讲解的实例。

　　最近也在读《阴翳礼赞》，在看《思悼》，在听《Fields of Gold》。

　　文/本刊记者 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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