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较：先秦时期的中国与近代欧洲

　　中国与欧洲的一个有趣的类比

　　二十多年前，我在思考中西文化差异时头脑中产生过一个有趣的类比，我试着把春秋时期的中国类比于中世纪以后的欧洲，这让我在深入理解中西文化截然不同的走向时大有斩获。其中以下几个分项的对比挺有趣，列在下面细说给关心这一话题的读者们。

　　第一，此二者——春秋时期的中国和中世纪以后的欧洲——都是处于群雄并立的社会动荡时期，但在文化、学术和艺术方面却都处于朝气蓬勃的繁荣时期。

　　第二，在相互对立的各国君主贵族之上，都有一个至少在名义上让它们服膺的更“权威”的上峰，在中国这边是共同拥戴的周天子，在欧洲那边是天主教罗马教廷的教皇。

　　第三，中国春秋时代开始时上千个、后来是几百个、再后来是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对应着从比利牛斯半岛到乌拉尔山系以西多如牛毛的大公国、城邦或骑士庄园。那时的吴越等东南诸国很像巴尔干和南亚国家，楚国很像意大利，地处边缘地带的秦国对应于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俄罗斯，晋国的地位与普鲁士也比较相似，中国那时的齐鲁对应着欧洲的英法，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思想家孔子和墨子正好是鲁国人（也有说墨子是宋国人的），欧洲思想界的翘楚伏尔泰和卢梭也正好是那时的法国人。那时中国人对周天子的尊崇系维着各国的民族认同感，而对教皇的服膺也是当时欧洲各宗主国能让它们在与中东和小亚细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长期的冲突中得以生存下来的文化屏障。

　　后来的分道扬镳

　　但是，后来的中国走的道路与欧洲后来走的道路就截然不同了，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认为，从分析和对比两者那段特定时期各自繁茂一时的“百花齐放”入手，就能找到可供参考的答案。

　　中国春秋时期的知识分子们（诸子百家）在“百花齐放”的开始时，那种气势不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先贤们。在与政治列强面对面的交涉或较量中保持着自身的独立和尊严，例如，孔子周游列国时始终不肯放下“帝王师”的架子，墨子在规劝楚庄王不要侵略宋国时，那种不畏强暴的精神，是后来两千年的知识分子们都不可能、也不敢去效法的。那时的老子、鬼谷子和后来的庄子都是各国国君的坐上客，那些在战场上相互残杀、勾心斗角的强人们也都希望能从与他们的平等交往中获得教诲，得到治国方略政策方面的支持。他们根本不会像秦汉以后帝王那样，时不时地进行对那些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进行政治迫害。

　　但是，随着持续的兼并战乱，诸侯国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政治角力场上的竞争也渐渐地被强大的诸侯国的垄断所更替，知识分子们的境遇也就跟着发生了对他们不利的变化。阴谋和迫害开始了，学术争议的成分越来越少，当权术家和阴谋家披上“诸子百家”的外衣走上前台时，阿谀强权的流俗开始了，最可悲的是，原来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主张的各方往往利用背后给自己支持的君主和其他强人的势力，对辩论和争鸣的对手下毒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争鸣”之间的分水岭就是荀子理论从思想学术层面走向社会实践。

　　熟悉中国历史上这段时期的读者就会想到“合纵与连横”那个典故，想到鬼谷子的两个高徒孙膑与庞涓惨烈的斗争，想到由学术家开始，最后蜕变到所谓的政治家实际上是阴谋家的商鞅。

　　柏拉图曾经设想过让哲学家作为最高统治者来管理国家，而中国春秋时期的事实证明：那样是不行的。如果政治者与学术者保持距离，那个社会就会像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那样发展；如果政治者与学术者合为一体，这个社会就会如中国秦汉以后的那两千年一样。

　　欧洲的文艺复兴在学术的层面上从始至终保持着旺盛的生机，就是因为政治与学术之间井水不犯河水。那时各国的思想家面对各国君主一直昂着高贵的头颅。各位学术大家之间虽然在争鸣中互不相让，甚至相互诋毁（例如本来关系很好、但后来形同水火的伏尔泰和卢梭），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走到借刀杀人的地步，只讲“文斗”，不用“武斗”。马基雅维利在那段历史中的地位很像荀子，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学者的身份，历史没有让他像荀子那样，成为强权者的御用工具。在欧洲的那段时期，学术与政治的边界一直很清晰。不但如此，在宗教势力与世俗的君主封建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中，各类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得以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各种形式的庇护（例如马丁·路德巧妙地利用了教皇与萨克森选侯之间的矛盾，发表了一系列改革神学的新理论），不断地开拓着学术的艺术的辐射场，甚至作为学术的政治学也逐步对社会形态的变革和管理理念的转化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影响和作用是最显著的，其影响之巨大，直到今天都在对当代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演变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

　　长期的“大一统”让中国吃了苦头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后来的变化——中国成了“大一统”，——时间延长了两千多年；而欧洲则一直保持着“四分五裂”的状态，——到20世纪后半叶欧洲才有效地向着一个整体的方向演变着。

　　中国的国粹主义者们都认为中国的“大一统”是一种历史性进步，是符合中国各代民众的根本利益的，多数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居然还世世代代为此大唱赞歌，讴歌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强权政治。我对此论持严重质疑的态度，我认为，那个“大一统”给中国带来的后果是：本来生机勃勃中国文化越来越走向凋零和凝固，社会发展的进程陷于停滞，到1911年，人们可以看到，一般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还不如两千年前的汉朝。而人民享受的社会权利，更没有办法与战国时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国相比。

　　中国在后来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进入了以统一为主，以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为调节的周期性的历史时期，欧洲一方，则一直延续着战乱是常态、辅之以暂短的“休战期”的发展阶段。期间也有类似中国的秦始皇那样的大野心家企图统一欧洲，如法兰西的拿破仑、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和后来德国的俾斯麦，但都失败了，欧洲在历史上因此从来就没有被统一过。我想到，正是欧洲国际政治上的纷繁动乱，才正是17世纪以来欧洲文化缓慢走向近代和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 ——这段时期的火与血的洗礼很像是佛教文化所说的浴火重生的凤凰涅磐。

　　我们中国人总是爱强调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正面意义，而对他运用各种手段、使用阴谋家的计谋、在战争中践踏各国人民及其君主的生存权益的暴行，往往都采取了忽视和容忍的态度。其实，秦始皇的那些作法和其背后的思想，是中国从领先世界走上封闭落后、被动挨打的最大的导因。我认为，造成这样的结果，就是那个“大一统”的罪过。那个“大一统”的负面作用是远远大于其正面意义的，从更深刻的角度看，是因为它背离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然系统而存在的法则，中国人的人性和价值观也开始扭曲，成为逆自然法则而行的习惯性思维，如虚伪、隐藏真实的心理活动，甚至公然说谎。

　　长期的社会动荡对欧洲人来说也未必是坏事

　　从15世纪开始的长期战乱让欧洲人学会了妥协和谈判，而这是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先决条件。

　　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虽然让当时的民众大吃苦头，但是在人类文化史上却具有很深刻的意义，那就是，不在于谁胜谁败，而在于双方在坚持中才能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文化、克服掉自身的病灶。像秦对六国的常胜、两宋屈辱的常败、晚清面对西方列强的丧权辱国，这些都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悲剧，同样也是人类进步进程上的阻尼，这其中的道理，与市场上的竞争与垄断相似。

　　无休止的战乱，必然伴随着没完没了的谈判与妥协，而这正是现代国际政治的精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间的艺术与学术才能借机萌生和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才是人类最辉煌的文化成果——科学体系的建立和现代民主意识的养成（胡适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唯一的摇篮。

　　因此我以为，“大一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终结，——这是必然的；而“不义战”却是有可能让人类社会走出不文明社会阶段的必要条件——这虽不必然，但却确确实实地在地球上发生了。

　　欧洲延续到20世纪的“四分五裂”状态，就像是中国在一直延续了“春秋不义战”的分裂状态。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条很不可取的“歧路”。如果与中国秦朝结束战乱的“大一统”一块站在中国人民面前供后者选择的话，中国人很可能会选择“大一统”，这真是个悲剧，这也是中国永远也不会独立地自觉地和开创性地让中国的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这样的道路选择是文化决定的，而不是某个人——例如孔子和荀子，或者秦始皇和汉高祖——决定的。

　　在“大一统”的中国，由于只有强者才拥有话语权，因此，说话的人只要明白自己的嘴在说些什么就行，至于对方懂不懂根本不重要。这不仅指握有无上权威的君主，就连坐堂的郎中、耍把势的教师爷、更不用说黑社会的老大了，千百年来都养成了这个坏习惯。

　　而欧洲人就不同了，国家与国家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必须在谈判和妥协中，学会让对方听得懂的沟通方式，才能让时间延续下去。这样就逼迫他们必须创造出并运用好“逻辑”和“共同语言”（或“共通语言”）这样的现代社会必备的交流工具。

　　这样，现代社会产生于欧洲而不会产生于中国，也就不会有疑义了。这也就是我一直小看“李约瑟难题”的理由。

　　现代中国与欧洲的“殊途同归”

　　现在从另一个角度对比一下中国与欧洲。

　　中国现在在社会转型方面，面临克服长期以来的“大一统”观念给中国带来的障碍。具体说就是，由于中国太大，全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政策很缺乏针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的政治，是“为了政治而政治”。因此，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权力机关，例如前些年进行的“分税制”，今后这样的“下放”和“分权”还要扩展到许多别的方面。也就是，把“大”中该划小的那部分划“小”，把“一”的独占性变成多种形式的百花齐放，把“统”向“分”的方向逐步转化。

　　而欧洲在近五十多年来所艰难进行的探索，正好与中国完全相反，它们由于长期以来始终处在分裂状态，现在希望把欧洲社会“做大”，努力统一欧洲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其中的统一货币和市场统一，被他们放在了第一位。目的是摆脱越来越被边缘化的窘境。

　　也就是说，上面被比较的两方——中国和欧洲，一个先解决了“大”的问题，另一个先解决了“活”的问题。欧洲与中国先是“殊途”——一个是大而僵硬，另一个是小而灵活。大有大的好处，我们中国先享用了“大”的“红利”（书同文，车同轨等等），也忍受了“大”所带来的弊病，欧洲人先是享用了“小”的“红利”，创造出了现代社会的奇迹，但是现在，要补一补欠缺的“做大”的课程了。再多说一句：即使它们真的实现了统一，无论是面积大小，还是人口规模，也比中国还小不少。而文字和语言，大概永远也不能像中国那样，在那么广袤的土地上做到书同文了。

　　那么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哪些不同，是决定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做出如是选择呢？我以为我的下面的分析虽然是零碎的不成体系的，但不失为是冷静的和符合逻辑的。

　　中国人的综合与欧洲人分析

　　梁启超在议论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时说，中国人尚综合，西方人尚分析。我认为，更精确地说应当是：本来西方人也跟所有前文明民族一样，是止步于综合思维的，那是一个必然的阶段，是人们对大自然的认知能力不足决定的。例如，中国人认为是盘古开天辟地，欧洲人认为是上帝用了七天的时间造出了人类，都把未知的领域交付给了上苍。

　　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学术和艺术的大活跃大发展，人们大胆地怀疑以往的“知识”——那些实际上是思想束缚的宗教教条。质疑那些教条所使用的武器，就是直观的实验，正是这个看来很简单的实践，促成人类社会迈向一个新的纪元，这就是——实验物理学的诞生。

　　因此，分析的习惯的养成（分析的根源是不断地怀疑既往的结论），是西方人走向进步的起点，死守着老年头留下的“综合性思维”的中国人，始终不被允许质疑有利于最高权威着的祖宗成法和惯例，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只能在原地踏步，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文化与文明的分野，也就如此被决定了。

　　因此，梁启超的“西方人尚分析、中国人尚综合”的说法，也就显现出它的不严谨性了，那个说法只是一种中国人自我原谅、自我解脱、自我遮羞的说辞而已，其差异的实质是：是进步进取，还是故步自封。

　　欧洲发明的“学”都源于对每个局部的分析，而中国人墨守的“术”则无不是直观经验的机械组合，也仅仅是一种“包容”即“综合”。其内部的连接也没有逻辑可言。

　　直到如今，中国人还是很看重自己文化体系中“术”，而轻视或漠视来自西方文化体系中的“学”。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术”很有效，只要“术”者当众施展一下自己的“术”，马上能把结果展现在受众的面前。中国人就认这个“术”，——包括儒术、算术、医术、法术、武术、骑术、骗术、权术、魔术、造纸术、印刷术、占星术、博弈术、点穴术、炼丹术、烹调术、养生术等等，总之是都有立竿见影的奇效的，大多数中国人一贯服膺身怀这样实用技能的高人。

　　而从西方泊来的各种的“学”，则要求示者与受众要有可以共通文化和学识基础，受众才能领受其中的奥秘。中国人在接受“学”的时候，往往首先要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脱离出来，这在很多中国人来说有一定难度，中国人对这外来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有先天的“排异”本能。

　　“学”，讲究的是“源头”，讲究的是其理论的体系。对它的领会方法，是学习。而“术”讲究的是可以直观察觉的结果，不问其科学道理和用以推导的逻辑，或者只笼统地讲“练”和“悟”。最明显的对应的例子有两对——西方的数学和中国的算术，另一个是西方的医学和中国的医术。

　　数学，被誉为科学王冠上的珍珠，数学整个理论体系中每个局部和元素之间，都有着严密的联系和关系，数学内部的所有文化成果，都可以用逻辑推导来有机地组合成一个宏大的宫殿，在这个宫殿里，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固定的位置和地位。面对这座伟大的知识殿堂，所有的讲解者都只有一本同样的讲解稿，不用统一口径，也没有帮派。

　　也有其令人钦佩之处的中国的传统算术，只能被称为一部“点数绝技”的“经验大全”，它的每一章，每一节，都互相独立，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其中大量的内容是“口诀”。比如不规则的体积的计算，不规则面积的测量，等等。其中虽然也有“杨辉三角形”（高次方程系数矩阵）、勾股定理和被称为“祖率”的祖冲之测算出来的圆周率，但是，中国的算术，只能分布在各个专业行业的技能和应知应会中，它们像是被孤零零地悬浮在广袤的荒野上一样，之间没有联系，原因是中国人依据自己的文化建设理念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数学王国”。而这些知识在现代数学体系中，都是整个数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它们和中国人其他的文化成果一样，都表现为松散的“经验的碎片”。

　　对问题的思维方式的不同，怎么就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向了呢？

　　在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有着许多秦汉以后不可能有的民间组织。孔子有三千弟子，墨子的弟子或学生更组成了组织结构很紧密的团体，人数也多到能够干涉楚国和宋国之间的战争。这样的组织，决不等同于学者开设的一个沙龙，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民间团体（NGO）。类似这样的民间组织，其社会作用在于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解决的方式方法（这样的社会组织在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的）。它们的存在就是对社会的一种“分析”。

　　而各国君主们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将社会问题细化，只能从上面“笼而统之”，这就是综合。而长期不变的“综合”而论社会问题，社会的改革或变革就不可能发生，社会只能在一定的模式下改良，而一旦因为人口对自然资源失衡或外患加剧，改良都谈不上了，宋代以后的社会就是这样“单边” 地走向没落的。

　　从更加学术的角度看，传统中国政治的本质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中国社会的停滞、文化的没落，就毫无疑义地被确定了。

　　以美国发展模式为参照物看欧洲与中国

　　现在从宏观上说人类文化的发展，总也不能把现今世界上最强势的一个文化实体——美国文明忽略掉，下面就把这个因素加入进来一起比较。

　　从欧洲的角度看来，从精神上和文化上脱胎于欧洲的美国，一下子就有了比整个欧洲都大的国土，大的好处——语言文字、法律体系、货币发行、国防外交的统一都让欧洲人歆羡，但是，欧洲众多小国的灵活性它却丝毫也不缺乏。原因是当初美国人在设计国体时，就有意识地考虑了这一点。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先有国家实体、后有国家理念的，只有美国除外。包括欧洲各国在内，哪个国家都是对一个自然生成的国家进行不断的改制，才逐步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而美国的宪法就决定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遵循着一条既定的理念成长的，那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在这个理念之下，才使美国能像中国那样大，而没有因为大而产生出僵化的管理体制，地方行政个体都像欧洲那样的小，却不会像欧洲各国那样长期处于纷争的“割据”状态。美国的国体建设经验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建设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美国能很快崛起为世界文化翘楚不是偶然的，因此美国模式可供每一个老的新的国家学习和参考。

　　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也不小，但是为什么它却没有中国那么高度集中的权力极？原来，它的权力是用两个方法很合理地分散开来的，一是把许多与社会基层管理有关的权力分散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权。二是掌握联邦最高行政权的机关也把各种宏观管理的领域分成若干块，必须统一的，如对国防、外交和国家安全等少数几个关键领域进行强力操控，而对司法、学术、教育、经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等等方面，行政管理的最高权威者用一整套制度作为保证，交给了其他机构“替”它管理，这样，它就可以做到“撒手不管”了，既精简了机构，节约了开支，又能把它该管理的方面做得更加合理和精道。这就是美国之所以联邦虽大，而能“大而不死”，从州以下的社区行政区划单位虽小，却能作到 “小而不乱”的秘诀。

　　美国的经验很可以为欧洲人和中国人所共同借鉴，——欧洲人可以学它的“大”，欧洲从1953年就开始学了。中国人可以学它的“活”，我们是从1978年开始学起的。现在的“80后”、“90后”现象不到30年前，一个被赋予“公民”称号的成年人在多少方面受到多么严格的政府管束。例如，所有人结婚前必须先行向 “所在单位”的领导“报告”；谁的祖父、曾祖父当过公务员，他就没有了诸如迁居、出国等诸多的公民权利。可见，我们现在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太大，也太古老，我们身边的许多事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成像美国那样自由。但是，时间会证实，我们与欧洲都将会在美国的模式的启发下，相对向着对方的方向运动着，欧洲将逐步走向统一，而中国的社会管理一旦克服掉“大一统”带来的僵化和呆板，也会越来越走向人性化，人民也会越来越能享受到更充分的公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