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的普及，使得年龄与资历带来的成功附加值越来越低，中年人往往会成为被迅速挤压的“夹心层”。
谁都没想到，在2017年，关于“中年”的话题会火到“有井水处皆谈油腻”，参与话题人数以千万计。
焦虑感来自期望值与现实的落差。一个乞讨者获得半块蛋糕算是正常，收到一张百元大钞已经是意外之喜，但一个自以为中了彩票头奖的人，即便最终拿到一千元也会无比沮丧，产生强烈的焦虑。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听到的“中年焦虑”哀鸣最响亮？因为这一代新晋中年的国人，可能面对着比以往或以后更强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每一代人都叫过苦，但是每一代的“委屈”还真不一样。而今天的所谓“中年人”最大的委屈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关于年龄的断代并没有统一标准。一般来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45-59岁，是较新较权威的中年划定标准。但是在国内，标准可不是这样。先是网上出现大量“90后即中年”的半调侃帖子，跟帖附和者众多；接下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举办业余足球联赛中老年杯，要求参赛人员1982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这可是白纸黑字的官方说法，“80后”已哭倒一片。
我们早已习惯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以及工作时间和有质量生活期的延长，因此，大家看到更多的是中年期定义的延后与拓宽。这一趋势，是经济进步、社会发展的结果。
但今天的舆论认知正在逆转这个趋势。30岁正在成为某种“中年起点”，而45岁的朋友还没来得及成为自己心目中的中年人，就立即被推入了老年行列。也就是说，中年的起始点开始前移，持续时间也被压缩了。
并不是所有时代都会有这样的群体心理现象，这种认知上的逆转基于两个因素。
一是老龄化的加剧。几乎所有老龄化社会，在社会普遍心理上都会趋向保守，社会政经权力世代交替会更缓慢，权力上升通道的天花板会下压得更厉害。并且，如今临界中年的这一代人，我们暂定为1970年代末期出生的一代，是高考扩招后的第一批，也是对体制分配依赖最少的一批，甚至是房贷压力骤然加大的一批。
另一个因素是新技术的普及。随着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年龄与资历带来的成功附加值越来越低，一个“90后”完全可以自行创业身家亿万。
在一个迅速上升的时代，中年人的期望值原本最高。他们比年轻人更有经验，比老年人更有发展空间。但换个角度，假如中年人不能从老年人那里挤压出发展空间，经验值在年轻人那里又不起作用，他们就会成为被迅速挤压的“夹心层”。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新技术带来的世代能力均一化与社会权力世代分配出现了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焦虑，谁焦虑呢？
上一次出现类似的集体焦虑，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历史原因，那代人被挤压在狭小的空间里进退两难，彼时大热的电影《人到中年》就是对他们心境、处境的描写。所幸，那是一个起点低、期望值也低的年代，未来还有大量社会进步的红利，焦虑转眼就被稀释。
如今的好消息是，这一代“中年焦虑”的时间也不会持续太久，过不了几年，至少在舆论心态上，这些中年人就可以“退休”，进入不必那么焦虑的“养老状态”。这也算“祸兮福所倚”吧。（支点杂志2017年12月刊）
宋金波（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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