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报道》制片人圆桌会议 灵感和困难一直并存

　　《好莱坞报道》：在这个时代，充斥在身边的媒体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如今的电影作品还能产生以前那样的社会影响吗？

　　阿帕图：像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这样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南方公园》（South Park）这样的剧集，曾改变了年轻一代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更加宽容。但电影的影响很难达到这种程度，就像没有哪部电影看完会让观众认为“我不喜欢特朗普”。当然，我也希望观众看了像《大病》这样的电影后，会意识到自己对某些事并不了解，同时能更积极地面对人生。

　　《大病》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那天正好也是美国总统就职日。我们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并没想到特朗普的上台会让这个故事如此“迎合潮流”。这部电影突然就被推上了风口，其实我们只是想拍移民在美国的生活。

　　费尔纳：电影确实能引发对人生的讨论，但必须是好电影。

　　布朗姆：导演乔丹·皮尔说到《逃出绝命镇》时，有一个观点我特别喜欢。他说一开始看的时候，白人观众和黑人观众会偏向不同的角色，但到最后，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边”。这可能就是我最喜欢这部电影的地方。

　　《好莱坞报道》：你们拍片子的冲动有哪些？有什么事会让你们觉得“我必须要这样做”？

　　罗根：我总想带点“冒险精神”，在电影里加进一般不会出现的人物、讲些不会出现的笑话。如果内容能出乎观众的意料，并且观众出乎意料地喜欢这些内容，才是我最大的兴奋点。

　　帕斯卡尔：有些类型的电影制片厂不敢拍，但这些内容最终都拍成了电视，结果现在好东西都在电视上播，电影全是流水线般的商业大片，我觉得不能这样。

　　阿帕图：电视和流媒体平台就像个黑洞，对内容的需求无穷无尽，所以也愿意冒险。我在电视圈里干了这么长的时间，最近几年的变化很大。但电影依然没找对路。现在电影公司应该采取的是“以这个成本可以赚到多少钱”这种思考方式。但现在的主流思维是，这样的电影能不能卖到中国和俄罗斯？

　　斯科特：是谁在打压创作的灵感？其实很多时候，即使有了灵感，你也必须坚持扛过很多困难，否则还是会被主流思想打败。

　　布朗姆：唯一可以与所谓“主流”对抗的，就是压低制作成本。《逃出绝命镇》只花了450万美元。能赚钱当然是好事，但这并不是我们拍电影的原因。要拍与众不同的东西，不用非让谁参演，不用非取悦谁，怎么做到？我们的办法就是压低成本。

　　《好莱坞报道》：现在来聊聊黑客吧，索尼被“黑”是对方为了报复罗根拍了《刺杀金正恩》（The Interview）？

　　帕斯卡尔：我的收获就是，在我们这行里也有忠心的朋友，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愿意与你肩并肩地承担。外界对电影圈里的人风评很差，也不都是事实。

　　斯科特：我很老派，还是喜欢用传真。我收到东西，在上面写完内容，再传回去，这多保密？不太好意思外传的事，我从不写到电邮里去。

　　《好莱坞报道》：罗根，你做演员的时候，会尊敬制片人哪个方面？自己做制片的时候，又是如何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特点呢？

　　罗根：我很少拍不是自己制片的片子。我当制片人的时候，基本和自己当演员时认为的最好的制片完全不同。而在我当演员的时候，我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说，演员就是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有时在银幕上，演员的重要性排在挺靠后的位置。

　　《好莱坞报道》：我想谈谈哈维·韦恩斯坦和好莱坞性骚扰的话题。对于这种行为，你们认为这个行业应该负起什么责任？

　　阿帕图：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好莱坞有一种用钱“铲事”的文化。如果某人被施以不当举动，他们会想，“如果我发声，是不是会被整个演艺圈看成麻烦？以后是不是就没法混了？”而哈维的解决办法是，“给你15万美元，我也不会跟别人说。”这种风气盛行了几十年，因为表面看上去这样做无懈可击。我们都听过不少传闻，但都没真见到过证据，所以也很难采取行动。很不幸，这种改变只能由当事人发起。那些知情人、写支票“铲事”的人……如果他们不发声，这种事就会继续存在。但是，不当帮凶并不难，我们毕竟都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可以选择不做那样的人，可以选择尊重女性，这并不难。但愿这个行业已经厌倦了这种恶行。

　　罗根：我十年前和哈维·韦恩斯坦共事过一次，当时就决定以后再也不和他合作了。我身边的人都赞成我的决定，但当我提出拒绝和他共事的时候，别人就会劝我说，“他只是老派作风”，好像这句话就能让他的做法合理化一样。

　　《好莱坞报道》：你们认为哈维是个例吗？

　　帕斯卡尔：我认为不是，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不肯发声的原因，因为不愿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担心会因为揭露真相而惹来麻烦，这对我们的产业是个悲剧。那些愿意站出来的女士非常值得嘉奖，因为这非常难，毕竟大家都选择了沉默，而我们不应该沉默。

　　罗根：很多人，说难听点，就是垃圾，但人们还是一直和他合作。他们会说这是没办法的事。

　　帕斯卡尔：还能赚钱。

　　罗根：对，还能赚钱，赚完了以后说我不和他们共事了。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拒绝他，我现在的地位可以让我选择共事的人，很多人是没有这个选择权的。所以，正是我们这样的人，更应该远离他们，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

　　《好莱坞报道》：进这行得到过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布朗姆：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自我是敌人》，里面有一整章讲的是“热情是敌人”，我不是完全信服，但这个观点很有趣，对我来说也有其深意。实用主义也有空间。我对制作的前8部电影一点激情都没有，只是觉得能去做。幸运的是，我们现在都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片子来拍。但对于那些刚刚起步的人，我还是建议先把热情放一放，现实一些。

　　帕斯卡尔：野心还是自我？你一定要明确自己要哪个，因为人总是更愿意选择自我，但往往并没有好处。

　　阿帕图：我正在拍一部有关盖瑞·山德林（Garry Shandling）的纪录片，我曾为他工作过很长时间。他拍东西的本质都是要求真实。虽然产量不多，但他是位出色的脱口秀主持人，他主持的《周六夜现场》为电视圈带来重要的改变。他做的都是自己真正在意的节目，会引发观众思考。所以我做事的时候也会想盖瑞会怎么做？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至于收到过的最好建议，是我们在拍《超级坏》的时候，有人说，“与其用力过猛，不如多用点心。”

　　费尔纳：我得到最好的建议应该来自导演希区柯克，虽然不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但过去这么多年，我都谨记在心，那就是：这是结局。对于观众来说，电影最后的5到10分钟是最重要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走出电影院时如何谈论这部片子，这些口口相传的评价将最终决定这部影片是否成功。

　　斯科特：我到40岁才有机会真正成为电影人，所以我的建议是，心怀感激，继续努力。

　　罗根：对我来说，好莱坞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我不是个喜欢竞争的人，因为总焦虑自己会输。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些别人拍不了的内容来拍，这样就没人竞争了。

　　布朗姆：等下，你说你不喜欢竞争，而不喜欢竞争的原因是不想输，这两个是矛盾的，不想输明明就是好胜。

　　罗根：是的，是有点怪，但如果你怕输，用我这种方式在好莱坞求生也不错。

　　编译/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