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大咖“迷途知返”，全球经济几经波澜

　　不论是贸易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公司运营的目标，还是宏观经济管理，一些身居高位的个人和组织的观点改变都在社会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象牙塔和真实世界之间，存在一股特别的力量。一些个人和组织在学术上登峰造极、拥趸无数，凭一己之力开启一个学科，引导公共政策，甚至改变社会前行的轨迹。而当这些个人和组织公开改变观点时，整个社会往往会为之一震--这种时刻有如指挥官发出冲锋号令之后又迅速将其撤回。

　　最近几年，在全球经济领域不乏此类事例。今天，我们挑选其中的三个例子--一位诺奖得主，一位商业巨头，一家国际金融机构--来谈谈国际经济圈过去几十年里的著名改口。这些个人和组织在事实面前并没有一意孤行，而是敢于认错。如雁过留痕，社会发展的轨迹已在其间悄然改变。

　　另外，通过对这三个例子的探讨，我们顺便谈谈，保持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应该成为信息时代每个有志青年的社会责任。

　　你不知道的克鲁格曼

　　这篇论文是为了救赎我有愧的良心（This paper is a manifestation of a guilty conscience）--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个博士同学这样评价他：博士学习第一年开始没几个星期，大家都已经看出谁是全班最聪明的人（这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群星荟萃的麻省理工学院）。

　　克鲁格曼的主要贡献是在国际贸易领域，而他改口的话题，正是国际贸易对国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国家之间开展国际贸易有做大各贸易国“经济大饼”的可能，但与此同时，也会在各国国内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具体来讲，美国低技能人群的利益，会在美国与低收入国家的国际贸易中受损。

　　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声称，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不是美国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贸易充其量只能解释美国高低技能人群收入不均的十分之一，科技进步等因素才是收入不均加剧的主因。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成了跨国企业和自由贸易集团阔步向前的坚实后盾，也让扩大社会保障和救济的政策一直被忽视。

　　而到了2008年，在注意到美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口陡然增加，以及美国贸易伙伴构成的变化后，克鲁格曼毅然改口，他仍然认为仅仅通过贸易数据很难量化贸易对收入的冲击，但直觉告诉他，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对美国低技能人群工资的负面影响，要比他当初估计的大得多。以上所引用克鲁格曼论文开头正是他思想转变的集中体现。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将美国收入不均、锈带停滞等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虽然经济学界对这一话题的争论还远未结束，但克鲁格曼的公然改口对世人如何理解这一问题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商业巨头两度开口

　　从表面来看，股东价值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主意（On the face of it， shareholder value is the dumbest idea in the world）。--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

　　杰克·韦尔奇，通用电气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过去十几年，在各大书店畅销柜台，想必你一定看到过他的书。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在30年间就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观点有过一次180度的转变。

　　1981年，在一次题为“在疲软经济中快速增长”的演讲中，韦尔奇表示通用电气将不再容忍低利润和低成长，所有不在行业前两位的业务都将被关闭。公司是否对社会贡献价值、为雇员谋取福利不在考虑范围内，而唯一的指标是公司的成长、利润和股价。

　　这种思维在20世纪80-90年代席卷了整个美国商业界，各大公司迅速改变运营模式，以最大化股东价值为核心指标，从之前的“研发-投资”模式，摇身一变为“瘦身-回购”模式。据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威廉·拉让尼克(William Lazonick)估算，2004-2013年间，《财富》500强公司在本公司股票回购上的支出高达3.4万亿美元，占期间利润的51%，另有35%用于分红，只有14%的利润用于投资。

　　转眼到了2009年，韦尔奇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追求股东价值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主意。股东价值是结果，而不是目标，公司应当把员工、客户和产品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时过境迁，30年来股东价值至上和去监管化一起，见证了华尔街的膨胀、经济金融化的弥漫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韦尔奇的改口能否扭转商业界的思潮？我们拭目以待。

　　防火防盗防权威

　　对于资本流动问题，正确答案是它不该受到限制（The correct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capital mobility is that it ought to be unrestricted）。--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

　　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是国际宏观经济界权威中的权威。自1945年成立以来，当主权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不论它拔刀相助或是袖手旁观，该国命运都会随之改变。身居如此要位，IMF的任何观点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2012年，IMF就资本管制这一发展中国家曾用来抵御国际热钱肆意进出、却被IMF强行弃用的政策工具，悄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就资本管制本身，国际社会所持观点其实有着复杂的历史。在一战前的金本位时期，各国货币和黄金挂钩，国际资本流动极度自由，这种自由随着一战的爆发戛然而止。二战以后，新的国际秩序重建，IMF在成立之初的章程中表明，资本管制是各国有必要保留的政策工具。

　　随着1971年美国脱离金本位，20世纪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始开放经济体，并遵从IMF的要求放弃资本管制政策工具。但随着国际资本大进大出，金融危机时有发生。从1994年墨西哥“龙舌兰”危机，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到199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国际资本的不受限制对金融危机的频率变多、时间变长和影响变大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纵然如此，IMF对资本自由流动这一“金科玉律”却始终保护有加，任凭风吹雨打都不予撼动。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了资本主义核心阵营后，IMF才开始重新审视其观点。2012年，IMF在网站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重申其关于资本管制的观点。而在文中，IMF只字未提其对资本流动的盲目坚持给各国经济所造成的伤害，仅表示新形势下需要新思维，资本管制政策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在过去的30年里，金融危机频发，IMF此时改口多少有些亡羊补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希望这一改变能让IMF自身和国际经济社会一起，结合实际，脱离教条，尊重各国自身利益，重新审视政策主张，帮助全球经济走上繁荣之路。

　　总结

　　常言道，犯错误不可怕，错了改正就好，可怕的是执迷不悟。对身居高位的个人和机构来说，其若犯错，则干系重大。因为常人往往将他们视作社会的大脑，对他们的观点趋之若鹜，对他们的主张唯命是从。不论是关于外贸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公司运营的目标，还是宏观经济管理，他们观点的改变都在社会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这同时让人想起另外两个道理。

　　第一，世上独立思考的人不多，人云亦云的却不少。君子和而不群，应该敢于独立思考，而不是邯郸学步。而独立思考，其实就是在提供一种极度稀缺的公共产品。

　　第二，思辩面前人人平等。权威也会犯错，曾经正确不等于一直正确。在敏锐观察、反复推敲、严密计算、清晰表述之后，不应随大流，也不应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让世界听到一个新的观点。在这个权威声音到处充斥的时代，人们对这些新观点的需求显得空前迫切。

　　至于观点是对是错，还是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为美国新经济思维研究院研究员）

　　高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