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掘“后来居上的巨大能量”--从费孝通“毕节行论”看贵州后发赶超之势

　　贵州各地在“比学赶超”中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全省经济社会从“量”到“质”都出现影响深远的积极变化，后发优势得到深度挖掘

　　“在农业时代一直交通闭塞、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蕴藏着在进入工业时代过程中后来居上的巨大能量。一旦打开山门，铺上通途，这类地区将在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1995年到贵州毕节考察并写下《毕节行》，这是此文核心观点。

　　“志在富民”的费孝通先生曾多次到访贵州毕节，耳闻目睹毕节“缺吃少穿的贫困情况”，以致“心中很难过”。他在《毕节行》中提出，相比“改善生态条件，提高社会发育程度”这些长期积累才能见效的过程，更急需办好能牵动全面进步的事情，那就是基础设施中的交通问题。没有交通，“有力也使不上”，“有了交通，毕节的资源可以开发，特产可以运出去，就变成宝贝，变成财富了。能把当地的资源变成钱，就有了自我发展能力，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了”。

　　费孝通“毕节行论”直指贫困要害与核心，可谓情真意切，是贵州发展史上珍贵的思想财富。其所说的“后来居上”，与多年后贵州实施的“后发赶超”战略不谋而合。

　　秉持底线思维“后发赶超”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进入高速工业化时代的贵州，“后来居上”势头强劲。初步核算，2017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3540.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10.1%、11.5%。经济增速连续7年居全国前列，经济发展呈现“稳中有进、转型加快、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贵州出现这种增长趋势，根源在其长期“欠发展、欠开发”状态所蕴藏的增长潜力的持续释放。从决策理念上看，这种高速增长也伴随着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底线思维。底线思维要求“凡事从坏处准备”，即充分认识推动改革发展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和可能出现的风险，把所有发展之策建立在“可以把握主动权”的基础之上，以“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贵州面临的具体省情是：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脱贫攻坚任务还十分艰巨；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工业化、城镇化相对滞后，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任务还十分艰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环境保护压力加大，绿色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

　　面对这些具体困难，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贵州就必须守住经济增长、居民收入、贫困人口脱贫、社会安全四条发展底线。

　　从经济增长来看，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贵州的底线是“保持10%以上的增速”，这条速度底线，是让经济实力强起来的“生命线”。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而百姓收入的持续增长是衡量福利厚薄的直接标准，因此必须守住收入底线，让百姓腰包鼓起来。摆脱贫困是当前贵州的头等大事，脱贫攻坚是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守住脱贫底线是关键之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守住安全底线，才能切实增强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012-2016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市场主体注册资本先后突破万亿元大关，实现了“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高于西部地区平均、高于贵州省以往水平”的目标。

　　中央的大力支持，开辟了贵州发展的新“跑道”。贵安新区和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生态文明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以及贵阳、贵安、遵义综合保税区等相继设立，广泛汇聚了创新发展要素，充分释放了推动后发赶超的政策红利、制度红利，更好汇聚起了贵州在未来征程中赶超跨越的强大势能。

　　“新四化”同步助跨越。工业强省战略深入推进，烟酒茶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称，贵州因为采取了科学合理的策略，从而使信息化水平得以快速提升；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成效，城镇化带动战略深入实施，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绿色农产品市场持续扩大。

　　严守生态底线的任务，就是保持山青、天蓝、水清、地洁，让生态环境朝着符合其自身规律的方向演进。贵州构建起行之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提高森林覆盖率、保持优良空气质量指数、深入实施“河长制”、垃圾处理以及生态补偿等方面善作善成，在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进程中，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百姓富则贵州富，生态美则贵州美。”严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是贵州正确运用底线思维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根本之举。贵州在不断强化其发展态度：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决不走“守着绿水青山苦熬”的穷路，决不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歪路，坚定不移走百姓富、生态美两者有机统一的新路。

　　贫困，不是贵州永久的标签；无奈，更不是贵州人的本质常态。贵州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的时代契机，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力气下决心调整结构、加快转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取得诸多历史性成就，进一步缩小了与全国的发展差距。

　　“资源变财富”的路径探索

　　从实际出发，把现有的资源变成财富，这其实是贵州各地始终在探索的大课题。就财富创造和挖掘的具体成效而言，在总体进步的大趋势中，区域差异还是非常大。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在思想认识与制度变革、产业培育与市场开拓、决策制定与执行等方面，都存在水平参差不齐、进步快慢有异的状况，从而导致发展不平衡。

　　在这种不平衡状态中，存在着两种需要高度重视的思想和行动的惰性。一是认为地区条件落后、资源禀赋差，没有财富可挖。即使是改革开放的滞后，也完全是因为恶劣的自然条件所致，主要原因在地理环境而不在人的行动特别是干部身上，因此，“等靠要”的懒惰思想滋生蔓延，从干部的一言一行，影响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认为重大决策举措、战略部署都是“上面的事情”，认为“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政府部门与党政干部没有闯劲、拼劲，他们的心思可能大多花在“以会议落实会议精神”“以口头表达、书面材料代替实际行动”的形式主义上面，不善于实事求是主动作为，特别是在高压反腐的形势下，“干部不干”的惰性危害极大。

　　虽然这两种情况不是主流，但探索“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其他地区”的贵州发展新路，上述惰性必须得到遏制。特别是在极富贵州特色的“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的深入实施过程中，只有积极主动作为，才能发现“钻石矿”，才能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此，有必要厘清开放发展与自然地理的关系。长期以来，在贵州流行一种观点，即认为开放不足是因为闭塞的地理环境所致。这种思想意识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出不去，山高坡陡路难行，人们习惯了大山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去打开、拓宽山路；二是外界不愿意把自己的发展成本抬高，把人力、资金、信息资源投入到“进出两难”的大山之间。

　　贵州提出“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有其紧迫的现实针对性，大扶贫是贵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任务，大数据是贵州“弯道取直”的产业抉择，大生态是贵州在新时代发掘自然红利的方向。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作为严守“贫困人口脱贫”这条发展底线的重要举措，大扶贫战略行动的核心是构建起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等为重点的大扶贫格局。脱贫攻坚之所以难，就在于需要处理好人的思想认识、生存理念、发展手段以及政策举措等各方面的复杂关系，开拓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脱贫道路，贵州一直在为此不懈奋斗。中共十八大以来，贵州每年平均脱贫150万人，大扶贫取得大成就，为严守发展底线夯筑起了坚实基础。

　　大数据是环境友好型产业，既能为贵州带来最具时代气息的前沿科技力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能在不伤害自然生态的前提下，为人们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其产业目标是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贵州正在推进大数据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互联网+”成为普遍的生产生活模式，数字产业吸引力持续增强，数字经济突飞猛进。由大数据推进的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与质量都积极向好。目前，贵州数据服务、智能制造、电子商务已深入百姓生活，相关产业发展迅速。根据规划，到2020年，贵州数字经济增加值要占到GDP的30%。

　　大生态战略行动的着力点是以自然生态修复和保护为内涵的环保行动，以及“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经济价值发掘。社会各界的环保行动越来越自觉，环境保护理念已深入人心。贵州正在大力推进绿色经济项目，致力于发展生态利用型、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环境治理型产业，注重旅游产业、农业转型升级，持续推动旅游业和绿色农产品井喷式增长。在大生态战略行动中，贵州把“绿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发展绿色经济、打造绿色家园、构建绿色制度、筑牢绿色屏障、培育绿色文化，让绿色红利惠及人民。

　　“后来居上”的启示

　　贵州已抱定“后发赶超”的雄心。“十二五”以来，在发展战略上，贵州省委、省政府定下“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主基调，以及“弯道取直”等发展愿景、战略意图，并在此基础上深度实践。通过积极培育激情饱满的干事创业精神，下力气构建诚实守信的营商环境和立足长远的制度保障，进一步推动了贵州走出“普遍贫困”的历史窘境。

　　近年来，贵州各地在“比学赶超”中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全省经济社会从“量”到“质”都出现影响深远的积极变化，后发优势被深度挖掘。贵州资源、区位、环境的吸引力，以及发展变化的影响力均得以增强，虽然整体上依然没有走出“贫困落后”阴影，但许多地区已从极端封闭、贫穷，逐渐走向开放、富足。

　　时过近30年，费孝通先生对毕节交通变化的期望，基本已成现实。“天堑变通途”，这也是贵州人民祖祖辈辈的梦想。目前，贵州已实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油路，正在进行“组组通”大决战。以交通为基础，毕节乃至贵州的“山门”已经打开，连最为前沿的电子商务触角都已延伸到曾经无人问津的山旮旯。贵州已经无可争辩地在现代化诸多领域“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比如以交通和信息条件改善为基础的大数据产业、现代山地特色农业以及以生态建设为基础的现代旅游服务业等，都是经济发展动力转换、脱贫攻坚经验和路径的有效探索。

　　交通、信息等基础建设进步的确是“牵动全面”的。贵州“后发赶超”进程因此加快，各地各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后来居上”之势，它给人们带来了诸多启示。

　　第一，“后来居上”之势蕴藏着决策魄力。就贵州最为艰巨的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以及基础教育提升而言，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没有广泛的人力动员，便难以实现实质性突破。比如高速公路建设：贵州高速公路平均桥隧比高达50%左右，建设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0%左右，在如此艰难的施工条件下，实现了县县通高速，这需要撼山之志。长期以来，基础教育是贵州发展人力资源积蓄中的痛点，缺钱是关键原因之一，“十二五”以来，贵州从财政经费中拿出来办教育的资金比例提升到6%，这样的利益权衡与抉择，确实需要长远眼光。

　　第二，“后来居上”之势体现区域竞争力。区域竞争力是区域经济实力、经济外向度、金融环境、创新因素、政府管理与科技创新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变量的有机组合及其动态合力的结果。近几年来，贵州经济实力快速积累；积极推动开放发展，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一路一带”倡议，建设国家级新区、综合保税区、大数据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经济外向度不断提升；存贷款余额同步增长，投资者信心不断增强，金融服务业发展迅速；大数据等产业发展凸显创新需求；简政放权、提升行政透明度和管理效率，激发社会活力；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逐年提升？？这些都在重塑、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为贵州“后来居上”打下了良好根基。

　　第三，“后来居上”需要干群一心的战斗力。正如“毕节行论”所说，“造砖的泥土，山上的石头、特产，零零散散的劳动力，这都是资源”，这些“老底子是我们的本钱”，“在这方面，增加劳动产值的潜力很大，但要靠老百姓自己去想，他不一定想得好。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干部带头，出主意，想办法，为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提供服务”。近年来，贵州省通过驻村帮扶，使人财物力资源“下沉”到基层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通过农村集体组织建设、土地统筹利用等改革措施，探寻着可持续的生存发展之路，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

　　“现代化是目标，可是又不能一步到位，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不脱离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找出群众能接受的、现在就能动手干起来的事情，把现有的资源变成财富。”时过境未迁，费孝通先生“毕节之论”正确地揭示并伴随着贵州的发展轨迹，显然也可为“十三五”及更长时期的贵州发展政策思路提供参考。

　　（作者单位为《当代贵州》杂志社）

　　岳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