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户籍刺激消费

　　本轮金融危机之后，欧美主要国家经济恢复缓慢，近期纷纷将矛头指向了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尤其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然而，汇率变动的主要效果仅仅是重新分配各国的出口和进口。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可能结果是中国出口减少，而美国出口增加。

　　然而，对于走出本轮危机、并且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全球的总需求。当下，世界各国竞相寻求本国货币的贬值，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全球的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要卖出的东西多，而要买的人少，所以各国都想让自己的出口品更便宜些。

　　在增加全球的总需求、实现全球经济的供需再平衡上，中国可以、也应该发挥领导性的作用。这不仅仅由于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从人口上来看最大的单一市场，也因为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尚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增加居民消费，既有利于改善民生、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有利于宏观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又有助于中国在引领全球走出此轮危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基于近期笔者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陆铭以及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陈斌开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我们提出一项增强内需、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有效手段，那就是，放松户籍限制以提高日益增加的城镇移民的消费。

　　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且在不断降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率在近年来呈现出快速下滑的趋势，是国内需求相对疲软、内外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世界银行编制的世界发展指数显示：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即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5%。远远低于美国（70%）、英国（64%）、德国（56%）等主要西方国家；低于日本（56%）、韩国（55％）等其他亚洲发达国家；也低于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印度（54%）和巴西（61%）。

　　从历史上看，与中国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日本和韩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一段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时期。日本居民消费率的最低点出现在1970年附近，为48.2%；韩国居民消费率的最低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为49.3%，但都远高于中国2008年的居民消费率。

　　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更为严重的是，居民消费率在近年来还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2000年至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由46.4%逐年下降至35.3%；而相应的，居民储蓄率则在这一时期内大幅上升，由2000年的27.5%提高至2007年的37.9%，平均每年上升约1.82%。

　　在最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居民消费率最低、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由于消费低且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中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不得不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作为驱动力。从而，对内，出现了各行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的局面；而对外，则是国际贸易盈余不断攀升，“贸易战”和“汇率战”不断升级。

　　城镇移民：缺乏户籍引致低消费、高储蓄

　　有关于中国居民的低消费、高储蓄，学术界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

　　我们的这项研究试图考察户籍制度对于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形成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即同一城市内部有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这样的“新二元结构”（以下，本文称没有户籍的人口为“城镇移民”）。

　　我们的研究发现，相比城镇居民，城镇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了约14个百分点---若给城镇居民额外100元，他们会消费掉51元；而若给城镇移民额外100元，他们只会花掉其中的37元。同时注意到，我们得出的14个百分点的差异是在考虑了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在收入、教育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移民寄回老家的汇款后得到的估计值。

　　那么，为什么城镇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要低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由于没有户籍，城镇移民的职业不稳定并且流动性大---用工单位倾向于和他们签订比较短期的合约，而一旦听闻在其他城市有更好的机会时，他们也会更容易地选择离开。在短期寄居而非长期定居的预期下，城镇移民会减少对于耐用品的消费。譬如，会较少购买电视机、微波炉等电器设备。

　　其次，同样是由于职业不稳定，城镇移民会更多地做预防性的储蓄。即他们不确定在这个合同结束之后，自己能不能马上找到另一份工作，因此会尽量多存一点钱，以备搜寻新的工作时的日常之用。

　　第三，由于没有户籍，城镇移民不能享受到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和服务。这使得他们被迫要存更多的钱，以在生病时支付城镇内相对昂贵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子女入学时支付更高的学费和其他支出。

　　第四，城镇移民在信贷市场上更容易受到信贷约束，或者说不太可能从城市的银行那里得到贷款。因此，他们的存款成了应付不时之需的主要依靠。

　　在过去的十年中，城镇移民的规模在迅速地扩大。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的农民工已经达到了1.32亿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25%左右。除了农民工之外，城镇移民还包括了到城市中就业、但没有得到户籍的大学毕业生。随着这类人的人数越来越多，同时，当他们的收入还在增长的时候，整体的居民消费率就会下降，而储蓄率则相应上升。

　　社会保障落后制约移民消费

　　除了考察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在全部消费上的差异，我们的研究还考察了两者在一些分项消费上的差异。

　　我们发现，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在教育文化支出上的差异是最大的。在此项支出上，移民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了8.1个百分点；其次是在家庭设备上的消费，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了3.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教育和家庭设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投资品的性质，所以对于居民未来收入水平和收入稳定性预期的变化也更为敏感。

　　由于户籍限制导致移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稳定性低，因此对他们在教育和耐用品的消费上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户籍制度还直接限制了移民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也使移民在购买家庭设备时面临更强的信贷约束，从而导致他们在这两项消费上的支出进一步下降。

　　此外，在医疗保健类的支出上，城镇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了2.8个百分点；但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城镇移民在医疗保健上的基本支出水平却显著地高于城镇居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医疗保障对于城镇移民的覆盖严重不足。由于缺乏医疗保障，移民家庭必须承担绝大部分的医疗支出，导致其基本医疗支出高于城镇居民，也使得城镇移民被迫要降低在其他项目上的消费。

　　放松户籍限制以刺激消费

　　我们的估计显示，城镇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了约14个百分点。当前中国无城镇户籍的进城农民的数量估计大约有2亿。如果假设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为1.5万元，并假设放松户籍能够使得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有同样水平的边际消费倾向，那么粗略地估计，每年增加的消费总额大概在五千亿左右。注意，这个估计并没有包括消费的“传导效应”，即由于城镇移民消费增加，提高了其他一部分人的收入，进而增加了他们的消费。当然，放松户籍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连带效应，包括会加强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愿望，也会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有关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居民消费影响的全面的评估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基于这项研究的发现，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放松户籍管制，将能显著地提高城镇移民的消费，从而增强内需。我们建议，政府应当最大程度地给予已经进城的城镇移民以城镇户籍，并尽量缩小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所受待遇上的差异。这样的户籍制度改革既能够改善城镇移民这部分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是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平衡、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