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的一场大火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1893年,大火,李鸿章,棉纺厂
- 发布时间:2011-01-05 16:10
做工时擦出的一粒火星，引发了彼时上海城市史上最痛的一次火灾。
事发1893年10月19日，还有不满一个月，上海即将迎来开埠50周年。
这天早晨7点半左右，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器已运转起来。清花机每分钟1400转，清好后的棉花即成松软的棉絮，引缠在卷轴上。不知是何硬物碰着锤子，机器又转动得飞快，铿锵撞出火星，引燃了松棉絮。
工人们见花子堆里起烟，扒开探视，却为燃烧提供了大量的空气，火势猝发，顷刻冒穿屋顶。
大火一直烧到下午5时，偌大的厂房，无一寸未成焦土，机器销熔，变成一堆废铁。
李鸿章倾14年心血一手创办的这家中国最早的棉纺厂，付之一炬。
织布局毁于一旦
一切不利因素都凑在了一起。
屋面是用牛毛杂以他物捣成，极易着火，蔓延飞快。
厂旁即黄浦江，取水灌救相当方便，消防设施却不给力，平时保养不够，皮带已有损坏，不甚灵捷，起水无多，反致皮带、洋龙被火烧毁。
工人更缺乏消防训练。平日从不演习，临时仓促，甚至还把龙头倒接。
最被寄予厚望的消防队被骂最凶。当时，华界内的救火设施与组织还很落后，而租界内的消防制度、消防设备在全中国是第一流的。1863年2月12日，上海道台衙门失火，烧毁花厅，幸亏租界救火队的支援，才用龙头将火扑灭。
援此先例，织布局将希望寄托于“洋枪队”。织布局总账房潘纯穗约同翻译尤葛民、副账房沈希生三人先往老巡捕房，面恳总巡捕头救火，捕头以在租界之外不能前往救助回绝；潘等继而寻求美捕房、救火会、会审公廨，四处求救、四处碰壁。
当时报纸评论，租界洋龙如肯赴救，织布局不会被烧得这么惨。
《新闻报》在《译文汇报洋布局被焚事》中，记载了织布局负责人杨宗濂的现场表现，“中国总办屡欲跳火毕命，又欲投河自尽，此外别无办法想。幸有旁人拖出，一路行走，一路痛哭，涕泗交流，宛似小孩儿一般。”“嘶”的一声，杨宗濂的衣服还被拉扯出一个洞。
晚间，伴着袅袅青烟和焦糊味，许多妇女仍在现场周围涕泣。数千工人流落街头，哭声震天。
这场大火，没有人员伤亡，但财物损失严重，总计不下白银150万两。
《申报》评述：“机器织布所以挽回固有之利，关系绝大，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有心时事者能不扼腕咨嗟哉！”
织布局刚开工生产三年，1892年生产了400万码棉布、100万磅棉纱，雇用工人4000人。就在大火发生前，正拟定向英国订购新式纺纱机及各种相应机器配件的计划，欲进一步扩充生产能力。
李鸿章之恨呼之欲出。
舆论抨击租界隔岸观火
接下来该问责了。
李鸿章毫不犹豫地将杨宗濂、杨宗瀚就地免职。这兄弟俩本来分任负责织布局局务的总办、会办，他们同治初年在家乡无锡办理团练打太平军，以军功升道员，后在天津与台湾等地办理洋务，也算是李鸿章的人。
当时的报纸推波助澜，议论焦点有三：
其一，厂房建筑用料不当。屋体覆盖着牛毛毡，更以柏油裹之，而工部局曾对丝厂棉纺厂等火灾易发单位的建筑物提出防火要求，规定需领有执照才可施工。织布局属无证经营。
其二，防火设备形同虚设，工人缺乏消防训练。
其三，没有参加火灾保险。织布局此前曾投保，恰在大火这年未续保。而没有购买洋人的保险，是洋龙拒绝出警的真正理由。
对于租界隔岸观火，舆论抨击最为激烈。背后理由也是利益：多家报社老板都是织布局的股东。1893年开始发放股息，红利高达二分五厘。
《字林西报》抨击捕房与救火会的文章发表后，《新闻报》予以译载，在华人中激起强烈反响。
这场讨论还进入了学校课堂，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租界与救火会的人群中也有一些寓沪西人，自己人批自己人，可见当时舆论之开放。英国传教士、学者傅兰雅曾以“中国仿行西法，纺纱织布，应如何筹办，以俾国家商民均沾利益论”为题，要上海格致书院学生讨论。
租界造成的“上海特点”
火灾亦伴生着城市化新时代的初段。
自上海开埠以降，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城市人口激增，房屋空前密集，火灾频仍。织布局大火之前的最大一场火灾发生在1879年法租界，延烧5个小时，焚毁房屋991间，估计损失150万两，灼伤数人。
火灾频发，成为当时的上海当政者不得不直面的城市危机。这个初生的现代都市成功抗击了鼠疫、洪水、台风等突发事件，火灾却一直是个难题，尤以织布局大火为典型。
“这次火灾的具体原因、救火问题，涉及现代企业安全意识、经营理念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华洋关系与火灾的关联，很耐人寻味，很有上海城市特点。”著名史学家熊月之说。
此谓“上海特点”，主要由租界造成。当时上海城主体是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三个政治实体。瘟疫、洪水、台风等不分边界地蔓延，甚至在战争危机显现之时还出现了东南互保，但火灾只在一界里烧，是他人的瓦上霜。
作为一个年轻的现代化都市，上海的市政管理相当稚嫩，公共服务范围狭窄，华界消防设施基本为零，救火只能依赖企业自己，而租界则有西方先进的消防制度与消防设施。因起火地点在租界边缘，“隔岸观火”成为舆论对于租界的道德指责，却无人追究当局失职。
《新闻报》有这样一段评述：“西人之论则谓地在租界之外，??且中国官商素日未相谆托，仓卒之际，人心不齐，无能为力”，算是批评华界政府平时没有跟租界搞好关系，导致洋人见死不救。舆论对于当局的批评仅此而已。
由是，熊月之将租界带来的上海的特殊性归纳为四个效应：
示范效应——租界内的生活品质成为西方价值观的最佳软性广告；
缝隙效应——边界滋生活力，形成持不同政见者或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自立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龚超，在起义失败后逃到租界，清政府不敢到租界捉他，派人约他“喝茶”诱捕；
孤岛效应——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号令，可以行至天涯海角，在上海租界却不能畅行无阻；
集散效应——租界里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于是，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往往与全国、全世界紧密相连，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上海也特别敏感。
这个思路的逻辑原点是租界，租界也是旧上海一切特殊性的原点。这种特殊性向当政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战。
“中外观瞻之所系”
上海“乃中外观瞻之所系”，上海主政者在处理城市危机的过程中也常被围观。
“主政者在处理城市危机的时候要具备一些共同品性，比如忠勇、急智、爱民。”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学者张生说，“城市危机在塑造着主政者，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织布局大火成为上海史中的一道分水岭——消防开始改善，在城市生活发展过程中，安全观念深入人心，华洋积怨也渐渐化解。
高要求带来高标准。熊月之说：“自从上海开埠之后，对主政者的选择就有要求了，是中央政府直接管的人事任命，很受重视。”
第一任“有要求”的“市长”是上海道台吴建章。他非科举出身，没有功名，曾担任过买办、翻译，有洋行工作经验。租界出现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越来越觉得上海道台这个位子重要，懂外交的道台会省掉很多麻烦，因此选择了吴建章。
由一名买办来当道台，这是破天荒的“公务员”任命，且任命的是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
选择上海主政者，既有硬杠杠，也有软指标。硬指标包括：这个位置一定是个干才，一定是懂得外国情况的人，要有外交才能——多任上海道台后来成了驻外大使，“当个外交部副部长绰绰有余”。“软指标就是要信得过，这不光是政治上的需求，也有经济上的需求。”熊月之说。
近代上海是一小世界，现今世界是一大上海。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地位独特的上海，仍将是万方注目的焦点。
……
事发1893年10月19日，还有不满一个月，上海即将迎来开埠50周年。
这天早晨7点半左右，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器已运转起来。清花机每分钟1400转，清好后的棉花即成松软的棉絮，引缠在卷轴上。不知是何硬物碰着锤子，机器又转动得飞快，铿锵撞出火星，引燃了松棉絮。
工人们见花子堆里起烟，扒开探视，却为燃烧提供了大量的空气，火势猝发，顷刻冒穿屋顶。
大火一直烧到下午5时，偌大的厂房，无一寸未成焦土，机器销熔，变成一堆废铁。
李鸿章倾14年心血一手创办的这家中国最早的棉纺厂，付之一炬。
织布局毁于一旦
一切不利因素都凑在了一起。
屋面是用牛毛杂以他物捣成，极易着火，蔓延飞快。
厂旁即黄浦江，取水灌救相当方便，消防设施却不给力，平时保养不够，皮带已有损坏，不甚灵捷，起水无多，反致皮带、洋龙被火烧毁。
工人更缺乏消防训练。平日从不演习，临时仓促，甚至还把龙头倒接。
最被寄予厚望的消防队被骂最凶。当时，华界内的救火设施与组织还很落后，而租界内的消防制度、消防设备在全中国是第一流的。1863年2月12日，上海道台衙门失火，烧毁花厅，幸亏租界救火队的支援，才用龙头将火扑灭。
援此先例，织布局将希望寄托于“洋枪队”。织布局总账房潘纯穗约同翻译尤葛民、副账房沈希生三人先往老巡捕房，面恳总巡捕头救火，捕头以在租界之外不能前往救助回绝；潘等继而寻求美捕房、救火会、会审公廨，四处求救、四处碰壁。
当时报纸评论，租界洋龙如肯赴救，织布局不会被烧得这么惨。
《新闻报》在《译文汇报洋布局被焚事》中，记载了织布局负责人杨宗濂的现场表现，“中国总办屡欲跳火毕命，又欲投河自尽，此外别无办法想。幸有旁人拖出，一路行走，一路痛哭，涕泗交流，宛似小孩儿一般。”“嘶”的一声，杨宗濂的衣服还被拉扯出一个洞。
晚间，伴着袅袅青烟和焦糊味，许多妇女仍在现场周围涕泣。数千工人流落街头，哭声震天。
这场大火，没有人员伤亡，但财物损失严重，总计不下白银150万两。
《申报》评述：“机器织布所以挽回固有之利，关系绝大，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有心时事者能不扼腕咨嗟哉！”
织布局刚开工生产三年，1892年生产了400万码棉布、100万磅棉纱，雇用工人4000人。就在大火发生前，正拟定向英国订购新式纺纱机及各种相应机器配件的计划，欲进一步扩充生产能力。
李鸿章之恨呼之欲出。
舆论抨击租界隔岸观火
接下来该问责了。
李鸿章毫不犹豫地将杨宗濂、杨宗瀚就地免职。这兄弟俩本来分任负责织布局局务的总办、会办，他们同治初年在家乡无锡办理团练打太平军，以军功升道员，后在天津与台湾等地办理洋务，也算是李鸿章的人。
当时的报纸推波助澜，议论焦点有三：
其一，厂房建筑用料不当。屋体覆盖着牛毛毡，更以柏油裹之，而工部局曾对丝厂棉纺厂等火灾易发单位的建筑物提出防火要求，规定需领有执照才可施工。织布局属无证经营。
其二，防火设备形同虚设，工人缺乏消防训练。
其三，没有参加火灾保险。织布局此前曾投保，恰在大火这年未续保。而没有购买洋人的保险，是洋龙拒绝出警的真正理由。
对于租界隔岸观火，舆论抨击最为激烈。背后理由也是利益：多家报社老板都是织布局的股东。1893年开始发放股息，红利高达二分五厘。
《字林西报》抨击捕房与救火会的文章发表后，《新闻报》予以译载，在华人中激起强烈反响。
这场讨论还进入了学校课堂，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租界与救火会的人群中也有一些寓沪西人，自己人批自己人，可见当时舆论之开放。英国传教士、学者傅兰雅曾以“中国仿行西法，纺纱织布，应如何筹办，以俾国家商民均沾利益论”为题，要上海格致书院学生讨论。
租界造成的“上海特点”
火灾亦伴生着城市化新时代的初段。
自上海开埠以降，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城市人口激增，房屋空前密集，火灾频仍。织布局大火之前的最大一场火灾发生在1879年法租界，延烧5个小时，焚毁房屋991间，估计损失150万两，灼伤数人。
火灾频发，成为当时的上海当政者不得不直面的城市危机。这个初生的现代都市成功抗击了鼠疫、洪水、台风等突发事件，火灾却一直是个难题，尤以织布局大火为典型。
“这次火灾的具体原因、救火问题，涉及现代企业安全意识、经营理念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华洋关系与火灾的关联，很耐人寻味，很有上海城市特点。”著名史学家熊月之说。
此谓“上海特点”，主要由租界造成。当时上海城主体是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三个政治实体。瘟疫、洪水、台风等不分边界地蔓延，甚至在战争危机显现之时还出现了东南互保，但火灾只在一界里烧，是他人的瓦上霜。
作为一个年轻的现代化都市，上海的市政管理相当稚嫩，公共服务范围狭窄，华界消防设施基本为零，救火只能依赖企业自己，而租界则有西方先进的消防制度与消防设施。因起火地点在租界边缘，“隔岸观火”成为舆论对于租界的道德指责，却无人追究当局失职。
《新闻报》有这样一段评述：“西人之论则谓地在租界之外，??且中国官商素日未相谆托，仓卒之际，人心不齐，无能为力”，算是批评华界政府平时没有跟租界搞好关系，导致洋人见死不救。舆论对于当局的批评仅此而已。
由是，熊月之将租界带来的上海的特殊性归纳为四个效应：
示范效应——租界内的生活品质成为西方价值观的最佳软性广告；
缝隙效应——边界滋生活力，形成持不同政见者或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自立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龚超，在起义失败后逃到租界，清政府不敢到租界捉他，派人约他“喝茶”诱捕；
孤岛效应——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号令，可以行至天涯海角，在上海租界却不能畅行无阻；
集散效应——租界里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于是，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往往与全国、全世界紧密相连，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上海也特别敏感。
这个思路的逻辑原点是租界，租界也是旧上海一切特殊性的原点。这种特殊性向当政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战。
“中外观瞻之所系”
上海“乃中外观瞻之所系”，上海主政者在处理城市危机的过程中也常被围观。
“主政者在处理城市危机的时候要具备一些共同品性，比如忠勇、急智、爱民。”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学者张生说，“城市危机在塑造着主政者，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织布局大火成为上海史中的一道分水岭——消防开始改善，在城市生活发展过程中，安全观念深入人心，华洋积怨也渐渐化解。
高要求带来高标准。熊月之说：“自从上海开埠之后，对主政者的选择就有要求了，是中央政府直接管的人事任命，很受重视。”
第一任“有要求”的“市长”是上海道台吴建章。他非科举出身，没有功名，曾担任过买办、翻译，有洋行工作经验。租界出现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越来越觉得上海道台这个位子重要，懂外交的道台会省掉很多麻烦，因此选择了吴建章。
由一名买办来当道台，这是破天荒的“公务员”任命，且任命的是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
选择上海主政者，既有硬杠杠，也有软指标。硬指标包括：这个位置一定是个干才，一定是懂得外国情况的人，要有外交才能——多任上海道台后来成了驻外大使，“当个外交部副部长绰绰有余”。“软指标就是要信得过，这不光是政治上的需求，也有经济上的需求。”熊月之说。
近代上海是一小世界，现今世界是一大上海。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地位独特的上海，仍将是万方注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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