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就业 护权益 共建和谐劳动关係

　　林香生议员参与服务澳门工会工作数十年，2004年进入澳门行政会，2009年循劳工界间选跻身立法会，既是政坛干将，也是议员新丁。日前，他接受本刊记者访问，谈及澳门回归11年来，虽然经济增长亮丽，但发展不平衡，随之而来的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步浮现。他认为当前第三届特区政府工作的重点依然是从政策上推动社会建立和谐劳动关係。

　　当前各种劳动关係矛盾

　　林香生忆述，回归前的1995年至1999年，正是葡国政府对澳门放任不管的动荡时期，各方势力争相抢夺黑社会边际利益，造成社会治安极差，经济走向一片低迷，当时社会最高失业率达7.2%。故特区政府成立之初的迫切任务，第一是根治社会治安，第二是发展经济。

　　1999年5月，澳门工人联合总会开展的第一个迎回归活动就是筹款赈济失业工人，首10个月内破纪錄地筹得善款1032万元，先后分19批发放失业金给有需要的人士。2000年，工联开始承办了第一个救济性文化班，高峰期达8000多名失业工人参加，这些当时不被市民所理解的工作及时舒缓了社会矛盾，亦为特区政府换取了宝贵的时间去思考、处理各种亟待解決的问题。2002年特区政府开放赌权，至2004年澳门整个经济迅速发展，由博彩业拉动建筑、服务、物流等产业，制造了大量职位空缺，整体失业率逐年下降。2004年以后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发展不平衡，随之而来的是结构性失业严重，主体行业製造业大量萎缩，输入外劳制度不完善，造成本地工人大量失业，加之黑工泛滥，令本地劳动就业关係更为複杂。

　　面向未来，林香生认为第三任政府的工作重点，仍然是解決一系列社会就业问题：如何保证本地人优先就业？如何解決本地结构性失业？如何开展在岗培训及聘用计划？何时推行最低工资立法保障？他透露，现时输入的外劳绝大多数是低技术员工，其工资只是本地工人的七至九成，政府劳工执行部门如何监管、审批外劳，保障本地工人的就业权利。

　　冀政策推动和谐劳动关係

　　林香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才是重要资源，外劳政策的开发应是人力资源。因应本澳经济发展而设立的外地雇员政策，其目的应是作为补充本地人力资源不足，而不是一味追求劳动人口数量。他透露，现时很多企业外劳输入配额不合理，绝大多数外劳以低技术员工输入，做的卻是专业技术甚至高管职位。

　　他批评现时特区政府的外劳政策简直是倒退，有如百多年前澳门卖猪仔的阶段。他建议特区政府学习新加坡高度透明的外劳政策，虽然新加坡劳动人口佔三分之一是外劳，但在某种意义上讲，若削减外劳，本地人口会面临失业。而澳门现时外劳政策卻是外劳抢本地人饭碗的核心之争，他质疑究竟澳门特区政府输入外劳目的是制造饭碗，还是抢本地工人的饭碗？

　　林香生关注新兴劳动力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出路，指现时澳门就业市场“盘子”细，产业结构不均衡，很多大学毕业生其专业与实际工作不对口，以至学无所用。而大部分外资企业的中高管理层长期由外劳佔据，企业根本没有意欲投放资源培训本地人及提升本地人的管理职阶，亦没有提升本地工人福利的意向。这些对人力资源不足，人才奇缺的澳门社会来说是“可悲的事”，必须引起社会深入思考。他认为，由於各行业发展不一样，有必要建立政府、业界及工人三方协调机制，即政府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及工人自身三方共同建立一个和谐的劳动机制：由政府从政策上引导推动劳资劳动关係协调；业界用人单位要优先及重用本地工人；本地工人亦要不断刻苦努力提升自身技能，以迎合未来产业结构的发展。

　　他建议特区政府应以换位思考：国家定位澳门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各产业主体如何配合这个定位？新兴劳动力、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如何为职业定位及所学专业与未来职业能否对口？政府业界如何协助青年学生认识澳门的产业结构，如文化产业、物流业及开拓区域合作带来的未来就业前景？

　　林香生表示，喜见特首施政报告提出“共建共享”四字。作为澳门人的使命，就是铲除各种社会不合理、不公平之现象，寻找一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共同建设澳门的和谐与繁荣。他澄清，共享是共同分享建设的成果，应逐步体现在收窄贫富悬殊，而不是扩大贫富悬殊，也不是搞平均主义，更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在政府要从政策上向弱者倾斜。

　　因应过去11年来累计的通货膨胀逾20%，他认为，在生产要素中，劳动价格的体现应该是上调，而不是下降。虽然本澳经济增长了，但除了博彩业、房地产业及销售服务业工人薪资有所提升，其它行业並未同步增长，有的表面上在上升，实质上可量度的薪资线是呈下降的。另外，由於其它的综合成本不断增加，如不动产、能源、币值的差别，都导致本地工人薪资构成不断下降。要达致“共建共享”，政府层面必须提出具体的项目、计划、思路及出路，从制度上检视政策缺位在哪里？及採用宏观的手段推动某些产业增加工人薪资及改善员工的福利。当然在相关政策措施推出后，还要及时检视政策有冇错位，有冇对焦。

　　回顾服务澳门工人联合总会数十年的工作，林香生以坚持八个字来概括：支持、配合、参与、监督。透过各个层面的支持参与，加大监督推动政府，把基层声音、职工诉求转化成一个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不是只讲出问题，而不去解決问题，更要向政府反映可行性具体措施，从而解決社会问题，这是他最大挑战及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