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权”到“围观”为何民众已经麻木

　　所谓“维权”，就是要求维护法律条文中赋予公民的权利。不同於民主运动对制度变革提出的直接要求，“维权”只是主张让宪法和现有法律中规定的权利的实施得到保障，或者说，这些运动相对不容易触及当局的种种禁区。许多人寄希望於通过这种渐进的方式，使得民间力量得以作用於社会发展，最终达到体制的进步。

　　蔡思明是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一名本科生，他的文章回顾了中国社会从“维权”到“围观”的无奈过程，最后连“围观”也幻灭的真实处境。

　　民众“维权”，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无疑发生在2003年。这年3月，一名初到广州工作的大学生孙志刚，被送往收容所並遭殴打致死。此事被《南方都市报》披露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除了许多媒体跟进报道外，还先后有八名法学学者联名上书，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其中包括著名的贺卫方以及肖瀚。该年八月，国务院正式废止了《收容遣送办法》，並代之以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孙志刚事件是一次典型性的“维权”。

　　收容制度的废除令许多人欢欣鼓舞。从这一事件中人们看到，即使不通过与政府针锋相对的对抗，人们也有办法令社会发生改变，使它变得更开放和人性化。但在一片的欢庆声中，一段被忽略了的小插曲是：就在次年3月，《南方都市报》的数名高层主管就以“私分公款”的罪名被逮捕。总经理兼副主编喻华峰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社委李民英被判11年。后来迫於外界压力，两人分别在2007和2008年減刑出狱（同时被逮捕的总编辑程益中，在五个月的拘禁后被释放。程益中后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2005年“世界新闻自由奖”）。

　　2009年的唐福珍事件，被很多人认为是孙志刚事件的翻版。事件发生后的12月，北大五位教授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当月16日，国务院就修改《拆迁条例》举行座谈会，並邀请了上书的五位学者。2010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在其网站上公佈了新的《征收条例》的征求意见稿。然而事情並未如人们所希望的发展。孙志刚事件中，在5月的几位学者上书后，国务院6月便迅速出台了新的《救助管理办法》，並於8月份正式实施。但从唐福珍自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征收条例》卻迟迟无法落地。而一年之中，拆迁死人已经从一则新闻，发展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

　　而2009年12月发生在重庆的另一事件———律师李庄案，同样也撞上了南墙。事发后，先是20位全国各省市律师联名上书，要求異地审理此案。同时法律界的关注焦点开始转向刑法第306条，即俗称的律师伪证罪条款。由於这一条款的存在，公诉方和刑辩律师处於非常不平等的地位，实际上是为司法机关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提供了便利。早在2000年，就有过30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要求取消刑法第306条；2006年，身为律师的人大代表张燕又在两会中提出了废除306条的议案。在2009年的李庄案后，律师杨金柱在全国律师界征集联名，呼籲高院对第306条作出司法解释；但杨金柱很快以“违规收费”被湖南律协立案调查。因为，李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触犯到了某些人的面子工程，一些法学学者对重庆方面庭审过程不规范的批评，都很快陷入了无法公开发表的窘境。

　　和从个人出发的维权相比，集体性质的维权从一开始就受到更严厉的打压。2008年发生了“维权”中两件影响深远的事件，谭作人案和赵连海案。这两件事从起因到结果都颇为相似，前者是为地震中垮塌学校的遇难学生家长维权，后者是发起为三鹿奶粉的受害儿童家长维权。而结果是两名发起人都被拘押，谭被判处5年徒刑，赵则在长期羁押后，被判刑2年。这两宗案件是碰巧他们真的触犯了法律？还是因为抨击了某些权势的利益而遭到严厉的打击报复，无以评说。

　　老百姓“维权”，最无可挑剔的方式，是找律师作为自己权利的代理人，这是举世通行的“维权”办法。但当局对律师“维权”的打压，也举世骇然。据有关报道，在2009年对北京律师的年度职业评审程序中，北京律师协会有一批“维权”律师的执业执照不予更新，这就意味着这些律师无法继续在法律行当中从业。

　　“维权”的本意，是要找出一条新的改变社会的道路。但从近年的“维权”中，人们看到的不是一片新天地，而是越来越多的路被堵上。究其内在原因，虽然“维权”仅仅是实现“法律规定内的权利”，但实际上还是要求那些侵权行为中的既得利益者，自觉、自愿地把到手的利益让出来。而当今这些既得利益者卻是“寸权不让，寸利必夺”。

　　“围观”是网络时代特有的产物，其历史大概和“人肉搜索”同样古老。早在2008年，南京一周姓局长抽天价香煙的图片被传到网上，引起网民抨击，后来该局长被免职並因以受贿罪获刑；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标准的“围观”事件。不过在当时，人们並未赋予“围观”行为太多的含义。但是到2010年，人们对“围观”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引起这一变化的标誌性事件，是2010年9月的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事件在媒体和网络围观的介入下，最终该事件受到查处，宜黄县委书记、县长双双落马。宜黄的最终处理给网络围观力量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要知道近年来连连发生的血拆事件，包括唐福珍事件在内，从未有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宜黄事件似乎显示出这样一种印象：“维权”不能做到的事，“围观”卻做到了！

　　“围观”的确有它的优势。首先是网络声音的无孔不入，比起现实途径的呼籲更难以堵上；其次，网络信息要确认原始出处是极其困难的，所以要对“围观”的发起人进行追究，基本没有可能。正如“民运”屡屡失败，使得人们的目光转向”维权”一样；“维权”遭遇到现实挫折后，又使人们的目光转向了“围观”。

　　但“围观”比”维权”破灭得更快。就在宜黄事件过去一个月后。10月16日，河北大学车祸案。从这天起，李刚成了很多人的爸爸。“李刚门”很快引起了例行围观。不久，又爆出河北大学封口令；河北警方曾介入河北大学校长抄袭门；又有网民爆出李刚父子名下拥有五套房产；又有了比其实马更给力的45码车速鉴定。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公共媒体悄悄地从“李刚门”集体消失了。在凤凰网的“李刚门”专题页面上，最后一次更新是在11月2日。到11月5日，死者父亲悄悄与律师事务所解除了合同，该事件再无下文。到11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李刚门”时，国内各论坛已整齐划一地删除了相关帖。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高层已经介入了。高层既然已经知道了“李刚门”，卻不去严惩撞死人的车祸肇事者，反而果断地选择了封杀舆论，结论就再清楚不过。

　　说到底，“围观”形成的只是一种良心上的压力，当权者若是不要良心了，再多的“围观”也无用。从“民运”到”维权”，再到“围观”，这是一个降格以求的过程。杨佳案和“李刚门”，原本都应该是维权事件，但在无奈之下，其律师最后都转向了寻求“围观”一途。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看到的是：参与的范围越来越大了，但敢於担当的人卻越来越少了。

　　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中国人就会变得越来越麻木。此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栏目曾刊发易艳刚的文章《人们对坏消息的免疫力正在增强》，说的就是中国行将变成一个麻木大社会。易艳刚说，总有一些新闻会让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头看到尾，你会觉得它们其实是旧闻，只不过事件发生地由北京变成了南京，或是主角由张大妈换成了王大婶。江西宜黄钉子户因拆迁而爬上屋顶自焚，很容易让人想起去年那个死去的成都女人唐福珍；江苏新沂一辆宝马车将男童撞倒后碾压致死，不过是再次提醒人们“豪车出没请注意”。

　　新闻媒体似乎天然地更偏爱“坏消息”，甚至以“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为职业信条。现代新闻业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很多曾经可以拿来做头条的“坏消息”，在今天卻很难再引起读者关注。人们似乎从来都不缺这样的新闻，但“坏消息”层出不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让公众产生了钝感。

　　何以至此？易艳刚认为，是阈值使然。这跟水的沸点类似，更高的压强推高了水的沸点，100℃已经不能让水沸腾起来；同样，如果今天打开报纸看到在幼儿园疯狂砍人的郑民生，明天打开电视看到正在插播最新的矿难消息，后天上网发现铺天盖地的关於毒奶粉的讨论，人们体认和感知“坏消息”的触发点就在无形中被慢慢推高。阈值上升，人们的同情心就会变得稀薄，这是最直接的反应。

　　以拆迁为例，在几年前，当“强制拆迁”刚刚闯入人们的视野时，任何一条与之相关的新闻都让人痛心疾首，恨不得将拆迁队的祖先都挨个骂一遍；到后来，强拆似乎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甚至连地方都市报都少了它们的位置，直到唐福珍“拆迁自焚”，才让人有了几分痛感。只不过，当越来越多的拆迁户开始将自焚当做最后武器时，“拆迁自焚”终於成了一个很俗的词语。这些拆迁户的命运没有因为媒体报道的日常化而有所改善，人们对他们的悲悯之心更是明显不如从前。

　　当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变得跟交通事故一样平常，当拆迁自焚变得和矿难一样频繁，当突发事件的死难者抽象为冷冰冰的数字，当公众摸清了这些“坏新闻”的要素和套路，它们作为新闻的传播性和可读性早已严重缩水，也更难触发公共痛感。

　　阈值上升，让人们更加谙熟社会运行的“潛规则”，变得更为世故。南京“彭宇案”之后，又陆续发生了几起助人为乐反被诬陷的纠纷，这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如果有人跌倒千万不能去搀扶，否则易被讹诈医药费；“彭水诗案”、“灵宝帖案”、“稷山文案”、“高唐网案”之后，很多人知道“因言获罪”並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眼见不平之事最好假装看不见。就这样，人们以世故规避助人为乐的风险，又以沉默纵容坏人作恶，成为这个社会溃败过程中的帮凶。

　　最后，作者提出，阈值上升，公众对“坏消息”的免疫力越强，是整个社会的悲哀，要想让公众对世道不再麻木如斯，最为紧要的应该是从制度层面进行道德重建和信仰重建，进行新的社会启蒙。

　　但好的道德只能有道德的人成为好人，好的制度卻能让所有的人成为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