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权的历史碎片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体育权,历史,碎片
- 发布时间:2011-02-17 14:02
时间回到1913年，上海像整个国家一样都处在动荡之中。3月，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不久，孙中山就由日本回沪，决心武力倒袁。7月，陈其美终于在上海举事。10月，闸北还着了一场大火，令两万人无家可归。
纷乱之中，几乎没有人在意查尔斯.哈罗.麦克乐的到来。这个当时只有27岁的美国人，在1959年去世时被称为美国最著名的体育领袖人物。
他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和体育哲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卫生、体育与娱乐学会会长，全美体育联合会会长和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体育干事。而在中国开拓性的工作，成为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经历。
麦克乐给中国人带来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体质测试。“体质”这一概念的引入，使中国人“强身救国”的理想有了具体而明确的标准。
在差不多100年时间里，体质以及它背后的体育运动一直与救国、强国的强烈动机纠结在一起。及至今天，体育权与体质状况仍被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1924，收回体育主权
西方人给中国人带来了近代体育，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就是基督教青年会。这个创建于1844年的宗教团体强调 “一个健全的青年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丰富的知识和强健的体魄”。
1885年，青年会随教会学校传入中国。至1895年10年间，中国学校青年会已有27所之多。“他们要在中国的青年人中传教，所以组织了很多国外的体育活动来吸引年轻学生的注意。”常年从事体育史研究的中国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说。
在这个团体内前后有8位美国人来华，开创了中国的近代体育运动。而从时间上排序，麦克乐是最晚到达中国的一位。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引入近代体育运动也切合了当时改革者的期望。洋务派就曾经提出：“西方之强在于兵，西方之所以强不在于兵。”意思就是，真正的强来自于民众素质的提高。这几乎是当时知识界的共识。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亦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不过熊晓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在如何推进体育的路径上，知识界曾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论，“军事化”、“教育化”、“社会化”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比如很多人就曾攻击著名学者陈登科的“体育军事化”观点是要搞法西斯主义。一直到解放后他才解释说，这是由于中国人天性不好动，当时除了警察和军队又没有其他社会组织能够深入到基层，所以只能采取军警化的方式，强迫民众锻炼。
陈的观点与19世纪末中国近代体育的情况贴合。当时除了西方宗教团体在青年中积极拓展，近代军队的建立使北洋新军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第一批尝试者。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此后“兵操”等带有军事特征的体育项目就广泛传播开来。
但是，一直到“五四”运动前，中国的体育竞赛组织和较大型的竞赛活动几乎全部被西方人所操纵。所以“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一场浩浩荡荡的“收回体育主权”运动开展起来。
事件的导火索是1923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日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惨败，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体育的奇耻大辱，主持代表团的“八个美国人”之一葛雷受到严厉批评。
1924 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会章甚至规定“禁止外国人作职员”，麦克乐等人只好在那一年年底离开了中国。
1929 年4月16 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体育法》。1932 年8 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会议”，会上拟定了旨在贯彻“体育法”的所谓《国民体育实施方案》。
应该说，从洋务派到后来的国民政府都希望能够通过“体育”来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进而为中国争取“体育主权”。为此，国民政府还举办了几次“雷声大雨点小”的“体育节”，但最终没有得到民众真正的响应。
1931年，令人失望的体质检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体育总体变化趋势是，以培养‘军国民’和‘优良士兵’为目的的体操体系逐渐衰落，新鲜活泼的田径、球类等户外运动、游戏成为体育的中心内容。”熊晓正说，这种变化也很快影响到了当时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
麦克乐就是“体育军事化”的反对者。他认为通过国家力量推广等“兵操”束缚了练习者的身心自由，名为锻炼身体，实则有害于发展学生体质。1922年7月，他在济南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会议上主张废除学校教育中的军国民体育，会议决议规定：“各大学兵式教练列为选修，但不得代替体育”。
为了推动群众体育运动，会议还提出三大措施：第一是利用公共隙地创办公共游戏场；第二利用学校设备；第三各种社会上团体应有联合的组织。
此前在1915年，麦克乐主持并协助创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培养体育专业师资的教育机构。嗣后，他又主持了东南大学体育系等中国早期体育教育机构。
1924年离华前夕，在中华全国体育研究会的赞助下，他带领东南大学师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包括人体测定及身体检查的系列研究，田径运动记分表研究，儿童在各项运动中运动商数方法的研究，足球、篮球的标准测验研究等等。
这些有关中国学生、中国人体格的统计、研制体育测验标准等在中国均为首例。陶行知在《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中特别指出：“当一切完成时，中国的体育及身体检查水准至少要比当时进步10年”。可在麦克乐回美国之后，这套标准再也未能在中国用上。
后来一直到1931年，辛亥革命20年之际，陈登科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下对全国专科以上的20977名学生进行了一次体检。结果，脊柱弯、肺病、心脏病和有近视问题的学生达到7553人，占学生总数的36.1%。
1933年，教育部又一次检查了41所大学，患有各种疾病的学生占65.9%。这个结果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非常泄气。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体质检测依然围绕“有无疾病”这个指标。一直到2000年，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性、全人群的“国民体质监测”，“体质”这个词才回归到正确的意义上。
在中国工作的后期，麦克乐把精力都放在了普及体育上。他认为，“体育之讲求，不仅限于学校之学生，故社会各种团体，皆应谋人民之幸福以提倡体育”。
在他看来，民主国家的主权都是属于国民的。所以，开展体育也不应“重贵族而轻贫民，或重富人而轻贫民”，“人人皆有积极求身体健康之必要”，要提倡全民的体育，“使每一个人有相等的机会”。
1914年，麦克乐等人在江苏马千山举办暑期体育领导人才训练班，第一期只有29个人参加。到20世纪20年代，他已经组织60多个县进行了公共体育场干事训练班。
1941，南泥湾的革命体育
作为国家与人民权利的集中体现之一，中国共产党没有忽视体育运动，他们甚至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体育权的概念。
“共产党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北伐前后，就提出了比较超前的国际化概念---‘体育权’。”熊晓正说，在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就提出，国民体质状况恶化主要的原因在于工农大众丧失了体育权。“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没有给普通大众赋予体育的权利，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的体育权利实际上被剥夺了。
当时共产党提出的一个重要口号是：“要解决国民体质的问题，首先要还工农大众体育权。”倡导为劳苦大众夺回“体育权”，成为当时社会革命进程的一部分。
毛泽东甚至早在1917年就著有《体育之研究》。其中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如何实现这个愿望，首先要改造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所以在革命时期是把改善国民体质和推动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把体育权作为社会革命中的一种追求、一个目标。”熊晓正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战时期，共产党都比较重视体育方面的工作。“国民党封锁的时候，在南泥湾，朱德就曾说过，生产上我们解决了，但是我们还要提高老百姓的体质，于是在边区开展了一系列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体育活动。”熊晓正告诉本刊记者。
1942 年9 月，毛泽东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
而体育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还是联合国成立以后《世界人权宣言》的颁布，以及1978年《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国际宪章》明确规定从事体育训练和体育运动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1954，中国的“劳卫制”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体育权”实现的基础终于确立了。这一年的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 3年后中华体育总会的成立大会上，明确提出要以“增强国民体质，为国防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为目标开展体育工作。
于是，毛泽东写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国民体质”这句著名的口号。
“革命时期，我们把体育当作改造社会、推动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再次强调体育，但更多是从体育改善国民经济结构、提高生产力这个方面来考虑。”熊晓林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经常讲，体育可以强身、健体、减少疾病、提高劳动出勤率，从而提高生产力。”在这种背景下，“劳卫制”被引进了。
“劳卫制”是由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创造的，其主题就是 “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即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身体的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
在50年代中苏结盟的情况下，自然需要推行在苏联行之有效的“劳卫制”从而提高中国人的体质。在北京、上海先后实施了与“劳卫制”相仿的《体育锻炼标准》后，1954年，国家体委干脆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并在学校进行推广。“劳卫制”分为少年级、一级、二级共三档，早期有劳卫操、爬绳、60米、500米、掷手榴弹等近10项测试内容。
“劳卫制”既是一套体质检测标准，又是一个体育锻炼体系。一般情况下，少年级和一级都比较容易通过。但是二级已经接近运动员水平。比如二级的单杠项目要求双手握住单杠并在上面旋转，双杠则是一套动作，包括立撑起伏10次及倒立等。
只要通过一个级别，就都能获得一张精美的证书和一枚证章。到后来，全社会都被动员起来，连部队都停止军事训练按照“劳卫制”进行锻炼。
整个50年代，体育几乎都被作为一项革命工作。如果一个人希望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就必须进行体育锻炼。可以相信，在革命胜利的热情鼓舞下，人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在数九寒天去雪地上跑步。
除了“劳卫制”，国家还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来增强群众身体素质。比如，全国推广广播操、推行体育锻炼标准等等。中国延续至今的单位性体育比赛和运动就发端于此。在每年初，各级体委都会设计好这年的群众体育活动。
当时的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非常严密，单位对个人有极大的约束力，所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有专门的人来负责安排本单位或者本村的体育活动。“虽然是强制性的，但是不得不说，对群众体育的推广起到了一定作用。”熊晓正说，在这个时期中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国民体质测试，只有小范围的“体检”。即使是以检查是否有病为前提的“体检“，也曾经暴露出当时国民体质下降的问题，“当时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营养不良。”熊晓正解释说。
到1964年，随着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破裂，“劳卫制”被最终取消。而全民体育的状况在改革开放后也彻底地改变了。
1995，体育权登堂入室
“当单位人变成自由人，没有人来管群众体育的事情了。这个领域在整个80年代，几乎形成了真空地带。与之相比，竞技体育的发展却如火如荼。”熊晓正说。
1988年，33岁的记者赵瑜的一篇长篇通讯《强国梦》引起了人们对于群众体育发展不足的反思：“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国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包头举行的中日小学生夏令营，也暴露出中国的青少年体质和意志力下降的事实。“国民体质开始受到真正的关注，就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熊晓正回忆说，“从解放后到80年代末以前，‘体育权’的概念，已经被中国人忘记了。”
然而早在1967年，挪威体育联盟就率先发表了《体育振兴15年计划》。美国卫生福利部也在1990年制定了“美国15 年健康目标”。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制定“大众体育发展规划”的国家在全世界有50多个。
1995年开始推行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提出，“维护和保障公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终于把“体育权”在法规上固了下来。
“体育权这个概念终于在50多年后再次被明确提出来。不同的是，前一次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一次是为了公民社会的需要。”熊晓正说。
不过此时，体育运动的开展已经遇到了一定挑战。“当时，工会对体育活动的组织能力已经下降了，但是有些基层协会、自发性的体育组织和锻炼点，群众体育发展得比较好。比如气功、舞蹈队等等。”熊晓正说，“体质的塑造，不是几场球赛和几节体育课可以达到的，从根本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无法运用行政行为来强制，只能靠群众自发去改变。”他认为，大众体育由谁来组织是改善国民体质的关键。
“我们过去是靠行政单位，搞的群众体育都是‘运动式’的。一会儿一个高潮，过去之后就无声无息了。这件事应该是交给群众自己来办，靠一些自发性的体育组织来管理人们的日常锻炼，但是现在，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他认为，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满足人们体育锻炼的需要。“比如在英国可以看到很多政府新铺的自行车道，政府没有组织活动，但是提供了道路。修路是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只有政府出面。所以政府的投入，不仅是在钱上，更是在政策上，着力于如何为大众体育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应该有良好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能体面地享受体育带来的生活乐趣。这是现在我们提出‘体育权’的意义，也是我们在现在把国民体质摆在重要位置的原因。”熊晓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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