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的数学方程式

　　明星不重要，导演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情节以何种数学方程式组合起来。这是票房预测器丈量电影的逻辑。

　　一个晴朗的午后，迪克·柯帕肯坐在曼哈顿上东区一家喧闹的高级餐厅里。他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好朋友眼中，他不苟言笑，当然，这是一种褒奖。他喜欢讲故事，只是水平不高：在他的故事里，每个细节都严丝合缝、逻辑清楚——永远没有悬念。当谈起他最爱的电影时，这种特征最为明显。

　　柯帕肯是个狂热的电影迷，每周都要看2-3部电影。重要的是，他并不只是看看热闹，每次观影归来，他都要一本正经地对电影故事情节、导演意图、特效及动画制作进行分析。五年来，他对成千上百个电影桥段、人物和场景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

　　“很少人知道《亲爱的弗兰基》（DearFrankie）这部电影，”柯帕肯说，“我一开始也不抱希望，最后却被深深打动了。”他开始用律师的方式陈述剧情：故事发生在苏格兰的一个港口小镇，一位不堪忍受丈夫虐待的女人带着襁褓中的儿子离家出走，九年后，当失聪的儿子想念素未谋面的父亲时，女人告诉他，爸爸是海员，很少上岸回家。然后，她截留了儿子写给父亲的信并以他的口吻回信。一天，儿子发现父亲的船即将回港，女人不得不找了一个男人假扮丈夫，她爱上了这个男人。出乎她意料的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在病入膏肓之际要求见儿子一面，女人惊慌失措，儿子却在这时告诉她：他早就知道了妈妈的谎言。

　　“这部电影让泪流满面，”柯帕肯说，“即使重看一次还是无法控制。”他，从不把任何情绪挂在脸上的律师第三次潸然泪下，仅仅因为一部电影。

　　他努力解释自己动情的原因。首先，剧中的男孩和他的孙子同岁。其次，这是个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男孩，而柯帕肯未曾体验过这种辛酸。他们家有一条铁律：孩子有活动或表演时，父母必须出席捧场。有一次，他为了观看大女儿的话剧表演，甚至推掉即将召开的事关国家安全的国际谈判。柯帕肯说：“我害怕错过儿女成长的关键时刻，这部电影正好说到我心坎里。”

　　但他似乎对这个分析并不满意。

　　这是电影让他流泪的全部原因吗？这种情节在好莱坞泛滥成灾，但能让他感动的电影却寥寥无几。那么，一定有某些细节无意中扣动了他的情感扳机。如果说没有爸爸的孤独男孩是最触动他的元素，就好比说人们缅怀戴安娜王妃只是因为她长相漂亮一样缺乏说服力。实际上，戴安娜故事的感染力还在于她与情人在巴黎被狗仔队盯梢，并且她的情人是有色人种，未能得到她的婆家——英国皇室的尊重。种种元素的结合才形成了复杂的情感，成为我们或哭或笑的表情开关。然而，这些元素的最佳组合是一个秘密。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制作一部真正让人刻骨铭心的电影。当少数人有幸做到时，他们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艺术的体验与规则

　　“结果无人知晓”是著名剧作家威廉.戈德曼在《银幕春秋》(AdventuresintheScreenTrade)中关于好莱坞的著名结论。以电影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夺宝奇兵》（RaidersoftheLostArk）为例，当年在发行时，除了派拉蒙公司，其他电影公司都拒绝播放这部影片。“为什么派拉蒙愿意？因为结果无人知晓。为什么其他公司不愿意？也是因为结果无人知晓。因为票房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人说得准。”

　　戈德曼所说的正是文化艺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人类无法感知超越自身理解能力的客观事实。艺术没有规则限制，只有无穷的主观体验。苏格兰哲学家休谟曾经写道：“美本身是无形的，它只存在于鉴赏美的人的心中，而且每个人对美的认知都不同。”但是，休谟的一位苏格兰同乡——卡姆斯勋爵却为美、崇高和宏伟设计了一系列具有一致性、规范性和明确性的原则：例如，欢欣鼓舞的主题必须用饱含情绪的语言表达；声音与与意义应当匹配；女人在悲伤时最美；世上从来没有无妄之灾。他甚至坚信欧几里德几何学可以精确地分析出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六步格诗的创作造诣上比赫拉斯更胜一筹。如此看来，世界上有一个休谟就必有一个卡姆斯——“结果之所以无人知晓，仅仅因为观察理解得不够细致深刻。”

　　蓝白金公司藏身于纽约联合广场地下，主要业务是为音乐公司提供咨询。唱片制作人一般都倾向于休谟派：他们可以说出听一首歌时的感觉，但是不相信有人可以对歌曲是否流行打包票。以历史数据来看，音乐制作人挑选的热门歌曲中只有20%成为了真正的大热之作。蓝白金公司却信心十足，它们使用“光谱解卷积”专利程序测量歌曲结构成分间的数学关系：旋律、和声、节拍、速度、节奏、八度音、音调等。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对热门歌曲的预测准确度可以达到80%。蓝白金公司是不折不扣的卡姆斯派。如果有人宣称某个领域无规律可循，那么另一帮人必然会跳出来反对。蓝白金为音乐产业提供的服务几乎实现了柯帕肯的梦想。

　　迈克·麦格雷迪发现所有热门歌曲都有固定的可预测的数学模式，并且范围很小。“我们可以根据唱片公司提供的新专辑，告诉他们哪些歌符合以往热门歌曲的数学模式，并且确信偏离模式的歌曲肯定不会流行。”蓝白金公司曾经成功预测了诺拉·琼斯的成名作《远走高飞》（ComeAwaywithMe），这张专辑在全球共发行2000万张并一举拿下8项格莱美大奖。麦格雷迪的分析以精确见长，但是他强调：这个程序并不会让制作公司牺牲音乐的艺术美感。程序只注重分析歌曲隐含的数学结构，而不涉及歌手的名气或歌词的优劣。“贝多芬和莫扎特300年前留下的优美旋律仍然是我们今天孜孜以求的天籁，因为它们的数学模式是一致的，只不过现在我们有更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和新的乐器设备。人的大脑非常奇特——一次次地回到原地，找到同样的答案，同样的愉悦中心。”

　　当然，只有把世界看作一个等待着被破解的密码的人才能进行这项工作。休谟曾经把卡姆斯称作“世界上最傲慢的人”，这也是卡姆斯派必备的特质。卡姆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律师，他的大脑一直被灌输对规则的尊重。（休谟的家族也希望他成为律师，却遭到了强烈反抗。）另外，像卡姆斯一样思考，意味着你必须是一个局外人。他们相信广泛的模式和规则的力量，而不只是臣服于个人或机构的权威之下，他们不会被知识的界限和等级制度所威吓，不会被专家或内行人牵着鼻子走。他们只有简陋的办公室，却可以在整个音乐界掀起轩然大波。休谟与卡姆斯的区别，最终来说，是本质的不同而不只是程度问题。你只能是卡姆斯主义者或非卡姆斯主义者。如果你想创造一个卡姆斯主义者的原型——律师、局外人、自信狂人，迪克.柯帕肯就是不二人选。

　　为好莱坞装上神经网络

　　少年柯帕肯总是被身边的事物所吸引：流行歌、电影，还有烟囱里冒出的烟，他对水池里泡沫生成机制的研究还获得了世界科学大会的铜质奖章。他在自传中记录了自己利用晦涩难懂的环境法律条款打败美国海军官僚的趣事——为了打赢官司，他不仅调查了海龟的栖息地、树蛙的交配习惯，甚至还把四颗鲸头快递到了哈佛医学院。

　　这篇自传读起来像是《圣经》中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卫取胜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他改变了预设的战争规则——把弹弓带到了战场上，并且用其成功偷袭。可是，柯帕肯们却从不改变规则：他们相信规则。柯帕肯同意进行真刀真枪的实战，但是他会要求裁判先暂停，然后对歌利亚的军队发表无止境的长篇大论，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武器不符合公元前321年通过的《撒马利亚协议》中对剑的定义。尽管大卫知道他无法在常规战斗中击败歌利亚，柯帕肯却从与美国海军的法庭对抗中获得经验，只要是传统的战斗——只要遵循熟悉的法律途径和既定的流程——他就可以获胜。只要相信规则，歌利亚就只是又一个普通的腓力士人，而美国海军只是又一个普通的原告。至于美国好莱坞大片难以言喻的神秘之处？“尊敬的戈德曼先生也许无从知晓。我却可以明察秋毫。”

　　尼克.米尼是迪克.柯帕肯的朋友，多年来，他一直希望将风险管理行业的法则引入到电影产业。2003年，他们多了两个神秘的朋友。这两个神秘人创建了一套评估故事商业潜力的体系，他们将剧本叙事的元素进行了多重分类，然后利用渊博的电影知识对台词进行评分——制成了一张巨大的电影剧本成绩单。这个系统超乎寻常的复杂精密，并且在不断完善中，现在这还是一个超级秘密。因此，柯帕肯和米尼对外称呼这两人为“粉先生”和“棕先生”，以便向电影《落水狗》（ReservoirDogs）致敬。

　　柯帕肯和米尼对一种叫做人工神经网络的计算机化学习系统也有着共同的迷恋。神经网络可用于数据采集——寻找海量数据中的固定模式。当柯帕肯和米尼遇到“粉先生”和“棕先生”时，他们意识到把神经网络带到好莱坞的时机到了。这个网络可以把剧本看作一个数学命题，用“粉先生”和“棕先生”的分类学和评分系统为电影的旋律、节奏、和声、频率等进行分析。

　　他们合伙开办了Epagogix公司，将“粉先生”、“棕先生”以及计算机专家“鞋带先生”收归麾下。他们在“鞋带先生”创建的神经网络中输入剧本的分数和它们创造的票房，假设第一幕中“英雄人物遇到道德危机”在以10分记的同类场景中拿到7分，那么这一幕的票房预计为700万，“迷人的18岁红发红主角”得到6.5分，等值票房为300万，“男主角和四岁小男孩的感情”打9分的话则值200万，以此类推，将“粉先生”和“棕先生”成绩单上的每个分数都与具体的数额相对应，得出了整个票房的预测值。然后比较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差别。差距很小？最初当然不可能。于是票房预测器再重复测试一遍。如果预测值是2000万而实际票房为1.1亿，它会重新衡量“粉先生”和“棕先生”的分数对应值并且调整数据处理方式。他们依次将数据库中的电影全部处理完并不断进行微调，直到最终找到一个能够成功预测每部电影票房的最佳方程式。

　　票房预测器其实和好莱坞制片人的个人判断体系在性质上差别不大：电影上映时，制片人使用一种独有的运算法则——多年尝试和失败的经验积累——为故事的每个要素打上价码。不同的是，神经网络可以同时处理数以万计的变量，并且不受情绪和个人偏好的影响。“无情的客观性正是这个系统最大的优点，它只有一个目标：如何赢得票房？”

　　2003年夏天，柯帕肯把分析成果展示给华纳兄弟的一位资深制片人，小于2%的预测误差让那位制片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随着业务的展开，越来越多的电影人被这套预测体系所折服。当然，Epagogix团队也吃了不少闭门羹。这正是卡姆斯派的症结所在，他们所相信的“一切皆有原则”的经验体系虽然能让局外人成为专家，但局外人仍然是局外人——因为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运用所发现的秘密制作过任何一部电影。如果明星不重要，导演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情节——难道数学方程式的叠加会比那些一辈子和电影打交道的人更懂什么是好故事吗？在有的电影人眼中，Epagogix就像一小撮闯进地球的外星人。“事实上，一部电影成功与否受到很多客观环境的影响，演员的外表、演技、或者“9.11”之类的事件。电影是一个神奇的事物，电影之神庇佑着我们。”这位制片人如是说，“我对他们的第一反应？狗屁！”除此以外，柯帕肯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完全按照Epagogix的原则，《亲爱的弗兰基》只能胎死腹中。票房预测系统只有一个主人——市场，并且只回答一个问题：如何提升票房？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击中了你的泪腺——每当回忆起那个该死的故事你都难以抑制地激动——你肯定不甘心让一切臣服于票房。

　　票房预测系统还有一个弊端：由于对许多不为常人所理解的细节的关注，如外景地、台词、道具、男女主角的肤色搭配等，电影制作没有因为它的出现变得简单，相反，变得更加复杂。当结果无人知晓时，你可以为所欲为，故事的场景可以是观众不熟悉的非洲，男女主角可以分道扬镳——只要打着创新的旗号。然而，一旦你知道了某些内幕，就得决定为梦想冒险支付的金钱该是多少了。Epagogix团队知道答案吗？当然不知道。这个问题需要想象力，可这并不是他们的路数。他们是一群手上掌握着工具的技术专家，他们懂得计算机程序、分析系统和计算结构变量间数学关系的专利软件。但是，他们和麦格雷迪一样，知道艺术的规则，却无法成为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