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我始终追求第三条路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加藤嘉一,身份,追求,第三条路
- 发布时间:2011-03-03 16:53
加藤嘉一的多重身份
英文名：Kato Yoshikazu，
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
＊日本前长跑运动员：在日本初中、高中时期从事专业长跑运动，曾参加过全国大赛；
＊北京大学日本留学学生会会长：2003年起公派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留学；
＊教师：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日语教师；
＊同声传译、谈判助理：7年来热衷于中日交流，为国际会议担任同声传译、谈判助理，谈判次数超过200场；
＊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曾经参加过70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等；
＊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活跃于中、日媒体，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嘹望东方周刊》、《看天下》、《人民中国》、凤凰网等担任专栏作家；
＊导演：中日合作电视剧《滴泪痣》副导演；
＊作家：被誉为日本“韩寒”，曾出版《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日本走向何方》、 《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等
这是北京大学附近的一处书园，暮色把咖啡厅里的学术空气压得更紧。键盘打字声音掺杂着各种语言的背诵，和浓郁咖啡因焕发出的清醒意识极度吻合……对于挥别校园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忆旧的好去处，对于加藤嘉一来说，这里是通往他“集大成”政治理想的航班。
这个被媒体誉为“20年后日本政治界的大人物”，每天在这处书园坚持“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坚决不在北京买房、买车，从来没用过信用卡，不泡吧，买便宜货，一顿饭不超过10块钱、10分钟，状态好的时候，他还会逆着交通堵塞的车流跑步。
加藤嘉一把自己的人生安排为三个阶段，“成长期、充电期和集大成”。他的成长期有26年，每天凌晨1到2点休息，清晨6点起床，他有做不完的工作、看不完的书；今年，他要去美国开始他的充电期，“初定的是五年，也可能会更长”；而他的“集大成”会在他40岁之后“自然而然地到来”……
我从来就没有童年
“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我都没有休息过。”
1987年，日本伊豆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撞上了一辆大卡车。没有人能想到这个三岁男孩还能在医院苏醒，但加藤嘉一最终醒了，带着他右耳的终生残疾和身体几处永久的伤疤。后来他才明白，他的童年，在还没有开始记忆的时候，就已经永远地结束了。
“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过童年，没有过青春。我经历的这26年，理论上似乎应该都可以视为青春，但是严格意义上说，我该玩儿的时候没有玩儿，该哭的时候没有哭，该叫的时候没有叫，该笑的时候也没有笑……”度过了那次难关，他开始非常自然地思考“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亡”。他开始莫名奇妙地想，自己奇迹般地活过来，究竟是“为什么”。
13岁，父亲破产，全家人被追债，4年时间里，搬家20多次。“我觉得我可能比中国的很多农民工搬家次数都多。”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负责和债主谈判，他们对他拳打脚踢，用打火机烧他的脸，加藤嘉一从来不还手，“我们是逃债的，有什么权利还手？这是最基本的礼仪。”
他曾经只有过一个梦想--当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是高二的冬天，他做了一个今生唯一后悔，却受益终身的决定--结束运动员生涯。“我就是不希望自己半途而废，那个时候自己跑步的成绩也不是很好，打工也不顺利，学习又没有时间。”于是他开始集中精力学习，第二年高考，他考上了东京大学，“但是那个时候父母连负担我去东京大学的学费和路费都没有。”于是，他决定公费到北京大学读书。
“14岁的初中毕业旅行，我第一次出国去了澳大利亚，那时就希望将来能到欧美国家留学，可我家庭三辈都是穷人出身，根本负担不起。”就这样，当加藤嘉一刚刚到北京机场的时候，“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他开始了自己成长期的最后冲刺。
停留就是没有出路
“我从来不抱怨，我思考。”
他恨过那个让他失去童年的社会，甚至想好了复仇的步骤。说到这儿，加藤嘉一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了他的日本护照，“不管怎么说，我的国家给了我这个。”
他的经历告诉他，“这个社会有太多的约束，太多的限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发现原来自己有那么多想改变的现实，但是很多时候又无能为力。“即使在这样一个无法改变、多重限制和困难的环境中，我也绝对不会放弃，我会观察社会，找到一些我能做的事情。”
他从小就学会了在两个选择之间选择第三条路，那个时候他边学习边跑步，后来他边打工边学习。“现在我在学术和传媒之间走第三条路，在文化和政治之间走第三条路，在高层和大众之间走第三条路”，他觉得，其实本质永远在第三条路，“是灰色地带，不能用黑白衡量”。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忠实的相对论者”。
“现在回头看，首先是日本社会给了我一个机会，最基本的一个成长空间，后来我到了中国之后更是如此，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到现在能获得这么多的机会，所以我感谢社会。”
来到北京，见惯了那些满身优越感的北京孩子，他反而更加感激自己的贫穷家庭，“我父母唯一教给我的，就是要对别人好、对社会好，要有礼貌、尊重别人的态度，面对社会。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教。”
他接触最多的是中国的年轻人，“年轻人有他们的共性，喜欢伤感、也爱抱怨。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首先你有权利，这必然会带来义务，光抱怨社会不好，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我从来不抱怨，我思考。”
我是另类
“我觉得自己比较冷静和理性。他们是主流，但是我觉得我是另类。
2008年，加藤嘉一出版自传《从伊豆到北京》，白岩松给他的评论是”现在我们有理由夸奖加藤和他所做的事情，但是，要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其中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加藤嘉一早就为自己的政治道路打好了基础，”日本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特长’，如果我将来也会成为政治家的话，我还会选择做一个教育家。“他希望自己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形象永远是”帅帅的、酷酷的“。
他从不拒绝和年轻人打交道，”如果现在的政府高官给我打电话叫我一起吃饭，同时还有一个高中生想跟我聊天，我一定会选择高中生。因为他们才是希望，其他的中年人士，我觉得他们已经--就那样了。“
2010年末，他获得了《新周刊》颁发的”时代骑士“奖，在加藤嘉一看来，骑士是白色的，有三个特点，干净、正直、勇敢，”我希望我是这样一个形象，当一个时代，在往不太正确的方向上发展的时候，能够站起来对它说“不”，用自己的行动去表达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立场。“他想要给年轻人提供多样的、不是唯一的价值观。”你可以认为它不好、你可以批评它（错误的价值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所获得的价值观是多样化的，必须由你自己去加工。“
他希望给下一代树立这个”骑士“的形象，加藤嘉一说这是他唯一的愿望。
对话加藤嘉一：
我只想如果我是首相会怎么做
《小康·财智》：觉得在中日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加藤嘉一：我是一个民间人士，跟两国政府也都有交往，也会在很多重要的会议上做翻译。如果中日关系上出现了什么误解，我也会及时做一些疏通。因为我是民间的、独立的，可以以一个类似特使的身份去化解一些矛盾，可能这样说有点高估自己。我还是在两国关系中扮演一个民间桥梁的使节的作用，我也希望这样。但是中日关系绝对不是我唯一关注的，我当然还很关注日本社会和中国本身的发展。中日关系只不过是我的一个点，但是中日关系可能是我最擅长的，另外我也比较了解两国的高层、他们的政策背景、老百姓的认知等等。所以有我要出面的时候、我要去协调的时候，哪怕我拿不到一分钱我都会去做。
《小康·财智》：有报道说你5岁就有政治理想了，是真的吗？
加藤嘉一：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什么理想。我从来不认为40岁之后从政是我的什么理想和梦想，我觉得是命中注定的，我觉得是我自己认为比较适合的工作，我会把它放在心里去做，如果我有什么需要做的，不管是知识也好、努力也好，我都会去好好的积累，它是一个方向。我会自然而然地走到那个位置，只要保持现在的状态。我一直对自己说，我现在做的工作是历史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政治。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业面前我宁愿是被动的。
《小康·财智》：你的方向是首相吗？
加藤嘉一：我只是具体往这样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你想当就当，也要看当时的环境和你的运气。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当首相，但我会思考如果我是首相我会怎么做，比如两国出问题的时候，消费上不去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首相或者决策者我会怎么做。当然无论是现在的我还是10年以后的我，还是30年以后的我，我依然会在中国的媒体上写专栏，即使我将来当了什么重要的人物。
《小康·财智》：你将来从政，在中国的经历，将会有哪些优势呢？
加藤嘉一：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在锻炼、我在积累。所以非常重要。将来对日本来说，中国只能越来越重要。我呢？在中国，会有一个比较有优势的群众基础，这是我对中国的一个公关战略，也是我为将来打的一个基础。
《小康·财智》：你觉得现在中国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
加藤嘉一：价值观的问题，年轻人没有信仰。今天的中国，站在年轻人的立场看，现在是泡沫时代，房地产泡沫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泡沫。学历、岗位、金钱这些精神泡沫。生活实际一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过于功利和实用，盲目地去骂什么，反动心态、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蒙昧主义、全都是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泡沫。
《小康·财智》：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多次表达”中国救了你“，但是你也曾说过，很多人给你发EMAIL，也有骂声，这个时候你对中国又是哪种态度呢？
加藤嘉一：这是两回事，中国救了我，这是个客观事实，肯定的，如果我没有来中国，肯定不会达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程度，可能现在在日本和中国的影响力差不多，但是在中国的影响力应该是大过日本的。中国人多、市场大、动力更多。我说中国救了我，这跟亲华派、反华派完全是两个概念。我始终是以感恩的心态面对中国，我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健康、和平发展，我们日本是从中获利的。我帮了中国等于帮了日本，中国帮了我等于帮了自己，中国帮了我也等于帮了日本，这是一个互惠、互让的关系。至于那些咒骂和抱怨的邮件，我肯定是不会在意的。当然一些理性的批评、善意的批评我都会非常认真地接受。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一片赞美的声音，有的时候反对的、痛骂的、讽刺的都有，我都会接受的，我不会因此而影响我的心情，我还是保持平常心。我个人的基本状态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状态决定成败。
《小康·财智》：怎样保持这个”平常心“？
加藤嘉一：这个对我来说不太难。有些东西不能控制，对于我，比如写作、求知的欲望，就像食欲一样是不能控制的。但是有些，是要调整状态的，该放的要放，该收的要收。人要保持平衡，喜怒哀乐什么都有，不能只是单一的。
《小康·财智》：你对2011年的期望？
加藤嘉一：2009年是”被“，大家都很被动，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原因，还有中国的资源危机等。被稳定、被就业、被国家、被人民、被社会？？全部都是被。就是大家在现实面前非常被动。被搞得无奈困惑，被在这里应该说是贬义词。2010年，我特别希望对中国来说，用更加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提出一个词，”跨“。就是跨国家、跨地区、跨学科、跨行业、跨性别、跨年代、跨县市、跨未来？？跨即将成为中国百姓面对现实，中国政府面对社会，整个中国面对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关键词，终点在”跨“。所以2010我希望是2010到2011的”跨“，应该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原点。我始终把自己和社会挂钩在一起。我的发展、成长、无奈跟社会是分不开的。
……
英文名：Kato Yoshikazu，
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
＊日本前长跑运动员：在日本初中、高中时期从事专业长跑运动，曾参加过全国大赛；
＊北京大学日本留学学生会会长：2003年起公派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留学；
＊教师：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日语教师；
＊同声传译、谈判助理：7年来热衷于中日交流，为国际会议担任同声传译、谈判助理，谈判次数超过200场；
＊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曾经参加过70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等；
＊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活跃于中、日媒体，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嘹望东方周刊》、《看天下》、《人民中国》、凤凰网等担任专栏作家；
＊导演：中日合作电视剧《滴泪痣》副导演；
＊作家：被誉为日本“韩寒”，曾出版《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日本走向何方》、 《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等
这是北京大学附近的一处书园，暮色把咖啡厅里的学术空气压得更紧。键盘打字声音掺杂着各种语言的背诵，和浓郁咖啡因焕发出的清醒意识极度吻合……对于挥别校园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忆旧的好去处，对于加藤嘉一来说，这里是通往他“集大成”政治理想的航班。
这个被媒体誉为“20年后日本政治界的大人物”，每天在这处书园坚持“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坚决不在北京买房、买车，从来没用过信用卡，不泡吧，买便宜货，一顿饭不超过10块钱、10分钟，状态好的时候，他还会逆着交通堵塞的车流跑步。
加藤嘉一把自己的人生安排为三个阶段，“成长期、充电期和集大成”。他的成长期有26年，每天凌晨1到2点休息，清晨6点起床，他有做不完的工作、看不完的书；今年，他要去美国开始他的充电期，“初定的是五年，也可能会更长”；而他的“集大成”会在他40岁之后“自然而然地到来”……
我从来就没有童年
“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我都没有休息过。”
1987年，日本伊豆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撞上了一辆大卡车。没有人能想到这个三岁男孩还能在医院苏醒，但加藤嘉一最终醒了，带着他右耳的终生残疾和身体几处永久的伤疤。后来他才明白，他的童年，在还没有开始记忆的时候，就已经永远地结束了。
“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过童年，没有过青春。我经历的这26年，理论上似乎应该都可以视为青春，但是严格意义上说，我该玩儿的时候没有玩儿，该哭的时候没有哭，该叫的时候没有叫，该笑的时候也没有笑……”度过了那次难关，他开始非常自然地思考“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亡”。他开始莫名奇妙地想，自己奇迹般地活过来，究竟是“为什么”。
13岁，父亲破产，全家人被追债，4年时间里，搬家20多次。“我觉得我可能比中国的很多农民工搬家次数都多。”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负责和债主谈判，他们对他拳打脚踢，用打火机烧他的脸，加藤嘉一从来不还手，“我们是逃债的，有什么权利还手？这是最基本的礼仪。”
他曾经只有过一个梦想--当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是高二的冬天，他做了一个今生唯一后悔，却受益终身的决定--结束运动员生涯。“我就是不希望自己半途而废，那个时候自己跑步的成绩也不是很好，打工也不顺利，学习又没有时间。”于是他开始集中精力学习，第二年高考，他考上了东京大学，“但是那个时候父母连负担我去东京大学的学费和路费都没有。”于是，他决定公费到北京大学读书。
“14岁的初中毕业旅行，我第一次出国去了澳大利亚，那时就希望将来能到欧美国家留学，可我家庭三辈都是穷人出身，根本负担不起。”就这样，当加藤嘉一刚刚到北京机场的时候，“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他开始了自己成长期的最后冲刺。
停留就是没有出路
“我从来不抱怨，我思考。”
他恨过那个让他失去童年的社会，甚至想好了复仇的步骤。说到这儿，加藤嘉一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了他的日本护照，“不管怎么说，我的国家给了我这个。”
他的经历告诉他，“这个社会有太多的约束，太多的限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发现原来自己有那么多想改变的现实，但是很多时候又无能为力。“即使在这样一个无法改变、多重限制和困难的环境中，我也绝对不会放弃，我会观察社会，找到一些我能做的事情。”
他从小就学会了在两个选择之间选择第三条路，那个时候他边学习边跑步，后来他边打工边学习。“现在我在学术和传媒之间走第三条路，在文化和政治之间走第三条路，在高层和大众之间走第三条路”，他觉得，其实本质永远在第三条路，“是灰色地带，不能用黑白衡量”。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忠实的相对论者”。
“现在回头看，首先是日本社会给了我一个机会，最基本的一个成长空间，后来我到了中国之后更是如此，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到现在能获得这么多的机会，所以我感谢社会。”
来到北京，见惯了那些满身优越感的北京孩子，他反而更加感激自己的贫穷家庭，“我父母唯一教给我的，就是要对别人好、对社会好，要有礼貌、尊重别人的态度，面对社会。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教。”
他接触最多的是中国的年轻人，“年轻人有他们的共性，喜欢伤感、也爱抱怨。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首先你有权利，这必然会带来义务，光抱怨社会不好，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我从来不抱怨，我思考。”
我是另类
“我觉得自己比较冷静和理性。他们是主流，但是我觉得我是另类。
2008年，加藤嘉一出版自传《从伊豆到北京》，白岩松给他的评论是”现在我们有理由夸奖加藤和他所做的事情，但是，要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其中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加藤嘉一早就为自己的政治道路打好了基础，”日本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特长’，如果我将来也会成为政治家的话，我还会选择做一个教育家。“他希望自己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形象永远是”帅帅的、酷酷的“。
他从不拒绝和年轻人打交道，”如果现在的政府高官给我打电话叫我一起吃饭，同时还有一个高中生想跟我聊天，我一定会选择高中生。因为他们才是希望，其他的中年人士，我觉得他们已经--就那样了。“
2010年末，他获得了《新周刊》颁发的”时代骑士“奖，在加藤嘉一看来，骑士是白色的，有三个特点，干净、正直、勇敢，”我希望我是这样一个形象，当一个时代，在往不太正确的方向上发展的时候，能够站起来对它说“不”，用自己的行动去表达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立场。“他想要给年轻人提供多样的、不是唯一的价值观。”你可以认为它不好、你可以批评它（错误的价值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所获得的价值观是多样化的，必须由你自己去加工。“
他希望给下一代树立这个”骑士“的形象，加藤嘉一说这是他唯一的愿望。
对话加藤嘉一：
我只想如果我是首相会怎么做
《小康·财智》：觉得在中日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加藤嘉一：我是一个民间人士，跟两国政府也都有交往，也会在很多重要的会议上做翻译。如果中日关系上出现了什么误解，我也会及时做一些疏通。因为我是民间的、独立的，可以以一个类似特使的身份去化解一些矛盾，可能这样说有点高估自己。我还是在两国关系中扮演一个民间桥梁的使节的作用，我也希望这样。但是中日关系绝对不是我唯一关注的，我当然还很关注日本社会和中国本身的发展。中日关系只不过是我的一个点，但是中日关系可能是我最擅长的，另外我也比较了解两国的高层、他们的政策背景、老百姓的认知等等。所以有我要出面的时候、我要去协调的时候，哪怕我拿不到一分钱我都会去做。
《小康·财智》：有报道说你5岁就有政治理想了，是真的吗？
加藤嘉一：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什么理想。我从来不认为40岁之后从政是我的什么理想和梦想，我觉得是命中注定的，我觉得是我自己认为比较适合的工作，我会把它放在心里去做，如果我有什么需要做的，不管是知识也好、努力也好，我都会去好好的积累，它是一个方向。我会自然而然地走到那个位置，只要保持现在的状态。我一直对自己说，我现在做的工作是历史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政治。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业面前我宁愿是被动的。
《小康·财智》：你的方向是首相吗？
加藤嘉一：我只是具体往这样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你想当就当，也要看当时的环境和你的运气。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当首相，但我会思考如果我是首相我会怎么做，比如两国出问题的时候，消费上不去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首相或者决策者我会怎么做。当然无论是现在的我还是10年以后的我，还是30年以后的我，我依然会在中国的媒体上写专栏，即使我将来当了什么重要的人物。
《小康·财智》：你将来从政，在中国的经历，将会有哪些优势呢？
加藤嘉一：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在锻炼、我在积累。所以非常重要。将来对日本来说，中国只能越来越重要。我呢？在中国，会有一个比较有优势的群众基础，这是我对中国的一个公关战略，也是我为将来打的一个基础。
《小康·财智》：你觉得现在中国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
加藤嘉一：价值观的问题，年轻人没有信仰。今天的中国，站在年轻人的立场看，现在是泡沫时代，房地产泡沫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泡沫。学历、岗位、金钱这些精神泡沫。生活实际一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过于功利和实用，盲目地去骂什么，反动心态、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蒙昧主义、全都是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泡沫。
《小康·财智》：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多次表达”中国救了你“，但是你也曾说过，很多人给你发EMAIL，也有骂声，这个时候你对中国又是哪种态度呢？
加藤嘉一：这是两回事，中国救了我，这是个客观事实，肯定的，如果我没有来中国，肯定不会达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程度，可能现在在日本和中国的影响力差不多，但是在中国的影响力应该是大过日本的。中国人多、市场大、动力更多。我说中国救了我，这跟亲华派、反华派完全是两个概念。我始终是以感恩的心态面对中国，我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健康、和平发展，我们日本是从中获利的。我帮了中国等于帮了日本，中国帮了我等于帮了自己，中国帮了我也等于帮了日本，这是一个互惠、互让的关系。至于那些咒骂和抱怨的邮件，我肯定是不会在意的。当然一些理性的批评、善意的批评我都会非常认真地接受。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一片赞美的声音，有的时候反对的、痛骂的、讽刺的都有，我都会接受的，我不会因此而影响我的心情，我还是保持平常心。我个人的基本状态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状态决定成败。
《小康·财智》：怎样保持这个”平常心“？
加藤嘉一：这个对我来说不太难。有些东西不能控制，对于我，比如写作、求知的欲望，就像食欲一样是不能控制的。但是有些，是要调整状态的，该放的要放，该收的要收。人要保持平衡，喜怒哀乐什么都有，不能只是单一的。
《小康·财智》：你对2011年的期望？
加藤嘉一：2009年是”被“，大家都很被动，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原因，还有中国的资源危机等。被稳定、被就业、被国家、被人民、被社会？？全部都是被。就是大家在现实面前非常被动。被搞得无奈困惑，被在这里应该说是贬义词。2010年，我特别希望对中国来说，用更加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提出一个词，”跨“。就是跨国家、跨地区、跨学科、跨行业、跨性别、跨年代、跨县市、跨未来？？跨即将成为中国百姓面对现实，中国政府面对社会，整个中国面对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关键词，终点在”跨“。所以2010我希望是2010到2011的”跨“，应该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原点。我始终把自己和社会挂钩在一起。我的发展、成长、无奈跟社会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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