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与快的变奏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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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7-14 17:21
领导批示越来越多，文件催得越来越急，不知不觉间，宋晓林和同事们习惯了早上八点半上班、下午六点下班。走路的步子大了，速度也快了。以往现场调研穿皮鞋，如今办公室里也都备上了运动鞋
昆明，滇池边，无车马喧。
2007年，33岁的宋晓林从小县城政府办调到了昆明市纪委，工作依旧朝九晚五，他的生活和着这座城市的节奏，舒卷徐缓。仅一年后，一贯平和的城市气象中，民情开始沸腾。对于宋晓林等公务员而言，朝九晚五不复存在，加班成了常态。
提供“负面报道”
2008年2月16日，《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刊登了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办公电话，还详细刊登了领导职务分工情况。“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工作电话是3197977，市委副书记、昆明市长张祖林的工作电话是3166500。”
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给波澜不惊的官场增添了些许生气，市民嗅到了昆明变奏的气息，纷纷抢购报纸，一时间“昆明纸贵”。没买到的，打电话到报社要求加印。“在读者强烈要求下，当日《昆明日报》加印了4万份。”
全国各地媒体闻风而动。负责接待任务的公务员放弃了休假，集体练“接待功”。
公布电话仅是一个开始，一年时间里，昆明相继推出了200多项制度和措施，触及思想、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为改善软环境，相继出台10余个文件，包括领导干部问责制等。
这一系列昆明新政，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党政官员、客商、专家学者云集这座西南边城，“昆明的接待水平已经跟不上趟儿了”。
昆明的变奏，源自一个人的到来。
2007年12月24日，昆明一如既往的温润。宋晓林上午9点前到了办公室，同事们讨论着，今天，新任市委书记来了。
当天仇和抵达昆明。在任江苏宿迁市委书记期间，他因推行一系列改革而被媒体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昆明人，特别是昆明的公务员，对仇和既充满好奇又抱着希望。
4天后，一次会议上，昆明官员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仇式风格”。仇和说：来到昆明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无恨无怨，所以可以无牵无挂地把工作做到无私无畏。当地媒体还接到了新书记交办的特殊任务：提供“负面报道”。事实上，仇和渴求“负面报道”的这条新闻，很快迅速演变为全国媒体的一条“正面报道”。仇和为他所领导的城市，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免费推广。
而几个月后接连的举动，更耐人寻味，更让昆明成为“新闻高发区”。
5名官员因电话无人接听被问责
2008年1月底，昆明市召开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仇和在会上表态，昆明要大力推进党务、政务公开，真正实现“阳光政务”，增加透明度，扩大群众对政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杜绝党政机构的“暗箱操作”，把工作放到群众的眼皮下，在适当的时候将向社会公布党政领导班子的电话。
2月14日，昆明市召开的软环境建设动员大会，仇和再次表态：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做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副处级以上干部，要公布姓名、职务、分工、工作电话，同时要将其内容制作成《市情手册》摆在书店出售。
与此同时，宋晓林被抽调到一个全新机构---昆明市软环境建设办公室。甫一到任，就接手了整理公布电话这桩重任。公务员们通宵达旦，整理出了8万多字的材料。
2月16日，《昆明日报》整整四个版面刊登了公开电话859个。春城内每个报摊上，刊登电话的报纸都卖光了。52岁的昆明人黄士有收藏了那期报纸。
2月19日晚上8点多，正在家看电视的黄士有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手机号，按键接听。第一句话刚听完，他愣了一下，随后马上关了电视。来电者称是昆明市副市长梁晓谷。黄士有反应过来后赶紧问好，他知道这是真的。
3个小时前，他曾打梁晓谷办公室电话反映事情，当时无人接听。接着梁副市长就向他道歉，说对不起，今天下午在“两会”会场，也没有安排人专门接听办公室电话，工作不到位，让他白打了，现在有什么事情说吧。黄士有接受采访时说，梁副市长是根据来电显示回拨的。
“在得知仇和将来昆明执政时，就预想到了昆明将有动作，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急、这么大。”黄士有感叹。
起初，公务员们还有一丝担忧。“会不会乱了”，恰巧宋晓林被指派督查电话接听情况。“担忧是多余的，督查显示，96%以上的电话都是畅通的，群众反映的意见也都记录在案。作为公务员，我们也由此体会到，老百姓很希望自己的诉求能有一个倾听的渠道。”宋晓林告诉《望东方周刊》。
这一政策依旧继续实施，2009年6月，领导电话更新公布。“这不是面子工程，我们一直在查。”宋晓林说，“截至目前，因多次拨打无人接听，有5位领导被问责。”
昆明市民清一色热捧此举。黄士有表示：“这把年纪我都不会激动了，可碰到这样的事还兴奋得睡不着觉，我是头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
“叫醒”打盹官员
几天后的一件事让黄士有更加激动，“那可真是我一生中闻所未闻的。”
2008年2月20日下午3时15分，昆明市委礼堂，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现场，坐在主讲人旁边的仇和突然发现台下一位官员正在打瞌睡。
“第X排第X位的同志，请你站起来。”
那人没有反应，“我可以确定那个人确实是睡着了。”仇和说。
“前面第X排，第X号，请你站起来。”仇和又喊了第二遍。
此时，一位干部躬着身子、摸着脑袋站了起来，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神情疑惑，四处张望。
“请报上你的单位和行政职位。”
这位官员并没有回答仇和的问题。据现场人士回忆，仇和随后并未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当场发怒，只是说“请坐下”，会议便继续。
不过，这短暂的一两分钟，却震惊了在场的所有昆明官员。
这名官员是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随后呈贡县很快做出处理决定：同意蒋文辉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同时，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局长王亚华向大会作书面检查，并通过呈贡电视台向全县播出。
经媒体报道，这则会议新闻演变成了仇和严惩开会睡觉官吏，消息在昆明各家各户的饭桌上传递。关于仇和的一切，也如同传说，穿行在街头巷尾的话匣子中。昆明人本不大过问政治，但如今，吏治新闻甚至挤走了昆明人茶余饭后细碎的生活话题。
据报道，罢蒋文辉的官并不是仇和的本意，宋晓林也这么认为，可能是媒体做了夸大，毕竟罢免官员是要依据制度并遵照程序执行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那以后，再也没人不把开会当回事了。
如今，领导批示越来越多，文件催得越来越急，不知不觉间，宋晓林和同事们习惯了早上八点半上班、下午六点下班。走路的步子大了，速度也快了。以往现场调研穿皮鞋，如今办公室里也都备上了运动鞋。
人事新政
2009年6月，昆明市公示拟任命60名官员，这一人事安排由于拟任命人员鲜明的年龄标签而备受关注，并再次成为昆明市民和媒体的焦点话题。6月8日，昆明市对公开选拔的60名年轻干部进行了任前公示。
“年轻”是这批干部最大的特点，他们年龄大都在24至35岁之间，有30人是“80后”。他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2名博士研究生、25名硕士研究生，其余都是大学学历。公示从6月8日持续到6月16日，公示通过后，60名年轻的干部将走马上任，挂职新职位两年。
实际上，对昆明政坛来说，这并不算新鲜事。从去年到现在，昆明政坛经历了一场“青春革新”。
2008年，昆明市面向全国公开选拔100名县处级年轻后备干部，随后又面向全球公选40名年轻经济学博士挂职副县级官员。目前已有30多名“80后”年轻人在昆明担任副县长、副区长等领导职务。
这次拟任命的60名官员中，年龄最小的赵臻刚24岁。一脸遮不住的朝气，他对昆明大胆任用年轻人“心存感谢”，“开放的昆明给了我展示才能的舞台”。
“年轻是我们这批干部最大的优势，有活力，有上进心和做一番事业的激情。”生于1979年的潘劲是公示的60名年轻干部之一，此次他拟任晋宁县委常委。一年多前，他通过2008年昆明市第一批年轻后备干部的选拔考试后在晋宁县挂职一年，任县委书记助理。
“之前昆明市35岁以下的县处级干部并不多，年轻干部的补充调整了干部的年龄结构，相对而言，这批年轻人从学历结构上也具有一定的优势。通过培养和引进，能提高干部的整体素质。”潘劲表示。
昆明市委组织部长郭红波随后在媒体上公开表态，“选拔年轻干部是改善干部结构的一项重点工作，昆明市一直有意识地在领导班子的配备上任用年轻人，昆明将逐步使年轻干部进入班子成为常态，把年轻干部的培养、任用抓紧、抓实。只要有能力，能够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无论有多年轻，在一定条件里和一定的基础上，都可以任职。”
当前各级党政机关干部老龄化是不争的事实，加大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力度已迫在眉睫，也将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云南大学教授熊思远认为，以往中国选拔干部都是从基层着眼，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来，基层经验丰富，处理实际事务能力较强，但往往是这种基层经验的局限性造成了许多干部见不多、识不广、不能较好地把握全局的情况。
熊思远举双手赞成年轻的血液注入官场，“目前昆明市正在全力打造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国家之门’，新昆明建设也在进行中，高学历的年轻干部具有更加先进的思想和国际化视野，更能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会城市
昆明市将2009年定为“行政效能提升年”和“干部作风改进年”，官员问责办法也相继完善出台。
3月，昆明市监察局在督查中发现，有的干部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昆明市有的目标工作不能按期完成，17名干部因此被行政问责，其中免职9人，停职3人。
宋晓林所在的“软建办”（即“昆明市软环境建设办公室”）刚成立一年多，却已名声在外。亲友会说，“原来你调到那个著名的‘软建办’了。”
宋晓林则饶有兴致地向亲友介绍“阳光政务”工程。2007年，昆明市行政审批项目有506项，实施“阳光政务”后，大刀阔斧地砍行政审批项目，如今只留有96项了，昆明已是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会城市。
眼下，这座春城，宛然流露出一股振翅待飞的气息。二环路上是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堵车的司机们一边等候一边会告诉你：一年后昆明的交通肯定会通畅。
……
昆明，滇池边，无车马喧。
2007年，33岁的宋晓林从小县城政府办调到了昆明市纪委，工作依旧朝九晚五，他的生活和着这座城市的节奏，舒卷徐缓。仅一年后，一贯平和的城市气象中，民情开始沸腾。对于宋晓林等公务员而言，朝九晚五不复存在，加班成了常态。
提供“负面报道”
2008年2月16日，《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刊登了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办公电话，还详细刊登了领导职务分工情况。“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工作电话是3197977，市委副书记、昆明市长张祖林的工作电话是3166500。”
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给波澜不惊的官场增添了些许生气，市民嗅到了昆明变奏的气息，纷纷抢购报纸，一时间“昆明纸贵”。没买到的，打电话到报社要求加印。“在读者强烈要求下，当日《昆明日报》加印了4万份。”
全国各地媒体闻风而动。负责接待任务的公务员放弃了休假，集体练“接待功”。
公布电话仅是一个开始，一年时间里，昆明相继推出了200多项制度和措施，触及思想、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为改善软环境，相继出台10余个文件，包括领导干部问责制等。
这一系列昆明新政，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党政官员、客商、专家学者云集这座西南边城，“昆明的接待水平已经跟不上趟儿了”。
昆明的变奏，源自一个人的到来。
2007年12月24日，昆明一如既往的温润。宋晓林上午9点前到了办公室，同事们讨论着，今天，新任市委书记来了。
当天仇和抵达昆明。在任江苏宿迁市委书记期间，他因推行一系列改革而被媒体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昆明人，特别是昆明的公务员，对仇和既充满好奇又抱着希望。
4天后，一次会议上，昆明官员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仇式风格”。仇和说：来到昆明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无恨无怨，所以可以无牵无挂地把工作做到无私无畏。当地媒体还接到了新书记交办的特殊任务：提供“负面报道”。事实上，仇和渴求“负面报道”的这条新闻，很快迅速演变为全国媒体的一条“正面报道”。仇和为他所领导的城市，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免费推广。
而几个月后接连的举动，更耐人寻味，更让昆明成为“新闻高发区”。
5名官员因电话无人接听被问责
2008年1月底，昆明市召开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仇和在会上表态，昆明要大力推进党务、政务公开，真正实现“阳光政务”，增加透明度，扩大群众对政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杜绝党政机构的“暗箱操作”，把工作放到群众的眼皮下，在适当的时候将向社会公布党政领导班子的电话。
2月14日，昆明市召开的软环境建设动员大会，仇和再次表态：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做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副处级以上干部，要公布姓名、职务、分工、工作电话，同时要将其内容制作成《市情手册》摆在书店出售。
与此同时，宋晓林被抽调到一个全新机构---昆明市软环境建设办公室。甫一到任，就接手了整理公布电话这桩重任。公务员们通宵达旦，整理出了8万多字的材料。
2月16日，《昆明日报》整整四个版面刊登了公开电话859个。春城内每个报摊上，刊登电话的报纸都卖光了。52岁的昆明人黄士有收藏了那期报纸。
2月19日晚上8点多，正在家看电视的黄士有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手机号，按键接听。第一句话刚听完，他愣了一下，随后马上关了电视。来电者称是昆明市副市长梁晓谷。黄士有反应过来后赶紧问好，他知道这是真的。
3个小时前，他曾打梁晓谷办公室电话反映事情，当时无人接听。接着梁副市长就向他道歉，说对不起，今天下午在“两会”会场，也没有安排人专门接听办公室电话，工作不到位，让他白打了，现在有什么事情说吧。黄士有接受采访时说，梁副市长是根据来电显示回拨的。
“在得知仇和将来昆明执政时，就预想到了昆明将有动作，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急、这么大。”黄士有感叹。
起初，公务员们还有一丝担忧。“会不会乱了”，恰巧宋晓林被指派督查电话接听情况。“担忧是多余的，督查显示，96%以上的电话都是畅通的，群众反映的意见也都记录在案。作为公务员，我们也由此体会到，老百姓很希望自己的诉求能有一个倾听的渠道。”宋晓林告诉《望东方周刊》。
这一政策依旧继续实施，2009年6月，领导电话更新公布。“这不是面子工程，我们一直在查。”宋晓林说，“截至目前，因多次拨打无人接听，有5位领导被问责。”
昆明市民清一色热捧此举。黄士有表示：“这把年纪我都不会激动了，可碰到这样的事还兴奋得睡不着觉，我是头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
“叫醒”打盹官员
几天后的一件事让黄士有更加激动，“那可真是我一生中闻所未闻的。”
2008年2月20日下午3时15分，昆明市委礼堂，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现场，坐在主讲人旁边的仇和突然发现台下一位官员正在打瞌睡。
“第X排第X位的同志，请你站起来。”
那人没有反应，“我可以确定那个人确实是睡着了。”仇和说。
“前面第X排，第X号，请你站起来。”仇和又喊了第二遍。
此时，一位干部躬着身子、摸着脑袋站了起来，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神情疑惑，四处张望。
“请报上你的单位和行政职位。”
这位官员并没有回答仇和的问题。据现场人士回忆，仇和随后并未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当场发怒，只是说“请坐下”，会议便继续。
不过，这短暂的一两分钟，却震惊了在场的所有昆明官员。
这名官员是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随后呈贡县很快做出处理决定：同意蒋文辉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同时，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局长王亚华向大会作书面检查，并通过呈贡电视台向全县播出。
经媒体报道，这则会议新闻演变成了仇和严惩开会睡觉官吏，消息在昆明各家各户的饭桌上传递。关于仇和的一切，也如同传说，穿行在街头巷尾的话匣子中。昆明人本不大过问政治，但如今，吏治新闻甚至挤走了昆明人茶余饭后细碎的生活话题。
据报道，罢蒋文辉的官并不是仇和的本意，宋晓林也这么认为，可能是媒体做了夸大，毕竟罢免官员是要依据制度并遵照程序执行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那以后，再也没人不把开会当回事了。
如今，领导批示越来越多，文件催得越来越急，不知不觉间，宋晓林和同事们习惯了早上八点半上班、下午六点下班。走路的步子大了，速度也快了。以往现场调研穿皮鞋，如今办公室里也都备上了运动鞋。
人事新政
2009年6月，昆明市公示拟任命60名官员，这一人事安排由于拟任命人员鲜明的年龄标签而备受关注，并再次成为昆明市民和媒体的焦点话题。6月8日，昆明市对公开选拔的60名年轻干部进行了任前公示。
“年轻”是这批干部最大的特点，他们年龄大都在24至35岁之间，有30人是“80后”。他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2名博士研究生、25名硕士研究生，其余都是大学学历。公示从6月8日持续到6月16日，公示通过后，60名年轻的干部将走马上任，挂职新职位两年。
实际上，对昆明政坛来说，这并不算新鲜事。从去年到现在，昆明政坛经历了一场“青春革新”。
2008年，昆明市面向全国公开选拔100名县处级年轻后备干部，随后又面向全球公选40名年轻经济学博士挂职副县级官员。目前已有30多名“80后”年轻人在昆明担任副县长、副区长等领导职务。
这次拟任命的60名官员中，年龄最小的赵臻刚24岁。一脸遮不住的朝气，他对昆明大胆任用年轻人“心存感谢”，“开放的昆明给了我展示才能的舞台”。
“年轻是我们这批干部最大的优势，有活力，有上进心和做一番事业的激情。”生于1979年的潘劲是公示的60名年轻干部之一，此次他拟任晋宁县委常委。一年多前，他通过2008年昆明市第一批年轻后备干部的选拔考试后在晋宁县挂职一年，任县委书记助理。
“之前昆明市35岁以下的县处级干部并不多，年轻干部的补充调整了干部的年龄结构，相对而言，这批年轻人从学历结构上也具有一定的优势。通过培养和引进，能提高干部的整体素质。”潘劲表示。
昆明市委组织部长郭红波随后在媒体上公开表态，“选拔年轻干部是改善干部结构的一项重点工作，昆明市一直有意识地在领导班子的配备上任用年轻人，昆明将逐步使年轻干部进入班子成为常态，把年轻干部的培养、任用抓紧、抓实。只要有能力，能够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无论有多年轻，在一定条件里和一定的基础上，都可以任职。”
当前各级党政机关干部老龄化是不争的事实，加大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力度已迫在眉睫，也将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云南大学教授熊思远认为，以往中国选拔干部都是从基层着眼，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来，基层经验丰富，处理实际事务能力较强，但往往是这种基层经验的局限性造成了许多干部见不多、识不广、不能较好地把握全局的情况。
熊思远举双手赞成年轻的血液注入官场，“目前昆明市正在全力打造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国家之门’，新昆明建设也在进行中，高学历的年轻干部具有更加先进的思想和国际化视野，更能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会城市
昆明市将2009年定为“行政效能提升年”和“干部作风改进年”，官员问责办法也相继完善出台。
3月，昆明市监察局在督查中发现，有的干部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昆明市有的目标工作不能按期完成，17名干部因此被行政问责，其中免职9人，停职3人。
宋晓林所在的“软建办”（即“昆明市软环境建设办公室”）刚成立一年多，却已名声在外。亲友会说，“原来你调到那个著名的‘软建办’了。”
宋晓林则饶有兴致地向亲友介绍“阳光政务”工程。2007年，昆明市行政审批项目有506项，实施“阳光政务”后，大刀阔斧地砍行政审批项目，如今只留有96项了，昆明已是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会城市。
眼下，这座春城，宛然流露出一股振翅待飞的气息。二环路上是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堵车的司机们一边等候一边会告诉你：一年后昆明的交通肯定会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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