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能否拯救中医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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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7-14 17:23
在他们年事已高、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这样空前高规格的国家级头衔，能否帮助他们拯救中医？
这30个人相当特殊。
他们平均年龄85岁，最长者裘沛然，生于1913年1月，96岁高龄；年龄最小的张学文，生于1935年10月，也已年逾古稀。其他28位老人，大多生于上世纪20年代左右。
他们身怀绝技，依靠古老传统的“师带徒”模式，继承了中医精华。其中，6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8人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他们被称作“国宝”，行医制药都在55年以上，或独创医术，或研制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药剂，大都做过中央保健委员会的会诊专家，代表着当代中医的最高水平。
他们就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评出的首届“国医大师”。
有意思的是，这批“国医大师”出生之时，恰逢20世纪之初，西医强势崛起，中医命运逆转，究竟要从父辈手中继承下古老的中医医术，还是选择当时政府力推的“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的西医？
裘沛然出生的1913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把“中医药”列在教育学科之外，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引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由此而起。
1929年，强巴赤列出生在一个藏医世家。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废止旧医案”。当时的南京政府卫生部意欲实施废止中医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中医存废之争。而37年后，在“破四旧”中，被称为“旧医”的中医也未能幸免。
20世纪初，西医在政府推动下，占据了教育先机，不少中医从业者被迫转向西医。
“中医百年坎坷，经历大半。”6月19日，首届“国医大师表彰会”在北京举行，卫生部北京医院90岁高龄的国医大师李辅仁，这样感叹。
30位国医大师，仅有19位到场，其余大多因年高体弱而缺席。就在表彰会举行一周前，87岁的国医大师张镜人离世。
出生在西医强势崛起时代的国医大师们，基于不同因缘，走上了中医之路，成为中国最后一代经过严格的“师带徒”模式培养出来的中医传承人；而在他们年事已高、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国医大师”这样空前高规格的国家级头衔，能否帮助他们拯救中医？
抢救中医
“要是再年轻10岁20岁，会觉得国医大师这个担子很重，可以好好挑起来，现在力不从心了。”研制出“太空养心丸”的王绵之有些憾然，他今年已86岁，此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已卧病在床，表彰会亦缺席。
“评出30位国医大师还远远不够，中医博大精深，社会需要更多的国医大师。”“中华养生第一人”、88岁高龄的路志正强调。
“国医大师的评选，是从国家层面上为中医振兴打气，树立中医标杆，给后人希望。”创立“贺氏针灸三通法”的83岁的国医大师贺普仁如此评价。
一生获得无数赞誉和称号的30位名老中医，把“国医大师”的头衔看作一种象征符号，它的背后是国家对中医药的认可和各种紧急抢救举措。
“我们一定要加快速度抢救中医，为大师们成立研究室，配备助手，保护和继承大师们的学术思想和经验。”主持表彰会的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说。
“抢救”、“紧迫性”，这些字眼贯穿在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各种关于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文件中。1990年6月23日，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鉴于当前有独到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的老中医药专家年事已高，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予以继承，否则，这些经验和专长将会失传，从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由于时间紧迫，决定先在全国选五百名老中医药专家为指导老师，每人配备一至二名理论与实际均有一定基础的中年助手，以师承面授方式继承。”
随后，包括此次评选出的30名国医大师在内，500多位名老中医们担起了“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的担子，被忽略半个多世纪的中医特色传承模式---“师带徒”，重获肯定，抢救中医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 ‘首都国医名师’也好，‘国医大师’也好，这些名号对我来说，都是空的。”路志正谈起这些耀眼的称号说，“我更看重的，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的身份。”
2009年1月6日，在首次以北京市政府名义召开的首都中医药发展大会上，王绵之、贺普仁、路志正等12位北京老中医，被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人事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联合授予“首都国医名师”荣誉称号，并获得市政府10万元的奖励。同时，51位第三批全国及北京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获得了总额为466万元的奖励。
不能抛弃“师带徒”
“中医出徒，是建立在长时间的临床实践和饱读经典医书的基础上。60岁到70岁这个年龄段，往往是中医成熟期。可惜的是，目前这个年龄档的老中医最紧缺。”贺普仁用“青黄不接”、“断档”表达他对中医“后继乏人”的忧虑。
中医走到今天急需抢救的地步，与上个世纪的那两次中医存废之争以及解放后“轻临床重理论”的医学院校培养方式不无关系。
“现在不少中医院校，中医课程成了选修课，而英语、政治、西医却是必修课。”王绵之的儿子王煦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章含之的一位美国朋友，在国外西医检查下要做换肾手术，经他父亲医治，10年过去了，肾至今没有切除。“不少急症、重症患者，在父亲医治好他们的病患后，纷纷登门道谢。这些成就感和中医的魅力，只有亲身经历后才知道。”
1991年，王煦和其他两名中医，成为王绵之以“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身份培养的第一批“师带徒”弟子，学习期限是3年。
“这3年，父亲出诊，我们都要在一旁观摩感受，还要负责抄药方、比较病案。”这种口传心授的方法，王煦说能让医术提高很快，“之前虽然也经过院校培养这一环节，但碰到病人还是不会看，只有亲眼见父亲如何诊治后，心里才算有了底。”他强调，师带徒是必须的。
但是，“师带徒”模式也曾被指责：珍秘医术不外传而形成中医门派独立、不能互相沟通。
“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我们家族祖传的‘王氏保赤丸’儿科秘方，父亲早在50年代就献给了国家，从1990年到现在，父亲带了3批弟子，其中还有台湾中医，不分门里徒弟还是门外徒弟，全都一视同仁。”王煦说，学徒时，父亲经常会先让弟子开药方，然后再把自己开的药方让弟子揣摩，“一比较，方知其中差距。”
“我学西医，考试很容易拿到100分。但是中医博大精深，医书典籍1万多部，看都看不完，要掌握好，还要靠悟性加临床实践。”路志正说，中医讲究个体传授，而非西医那种规模化教育。
路志正向本刊记者介绍说，解放后，中国尚有50万名中医，在当时“学苏联、改造旧医”的国家指示下，按照苏联医学教育模式，建立起我国的高等中医教育体系，直接将西医的培养模式引入到中医教育当中。
“但是，按照西医模式培养出来的20万名中医，缺乏临床经验，不会看病。现在存在的怪现象就是中医学院不学中医，1/3时间学政治英语，1/3时间学西医。中西医课程比例不平衡、中医分流，是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他说。
路志正为了身体力行“师带徒”，就连接受记者采访，都安排在医院里，以便他的博士后学生能到场，“创造一切机会和学生多接触”。他随身的包里，都是学生上交的病案，上面有他的批改。
“路老的记忆力比我们都好，他一生从医的病案、医案全都保留着，好多疑难杂症的案例，都要求我们仔细研究。”在路志正面前，徒弟们毕恭毕敬，实际上，他们已经是国内有名的主任医师或某家医院的院长。尽管非常忙碌，但只要路老一声召集，再忙也要赶过来。
“真正师带徒学习很苦。”贺普仁的女徒弟张馨月，如今正在贺普仁诊所边学习边出诊，“我们达不到当年贺老那种程度。”近30岁才开始学习针灸、毫无医学背景的她迷上针灸，和当年贺老走上针灸之路一样，都是因为针灸治好了自己的病。
“我打小身体孱弱，每次生病，大都是靠针灸治好。”贺普仁说，当时给他扎针的，是村里没有读过书的老太太们，他想弄明白针灸治病的奥秘，老太太们却没法解释清楚。1940年，14岁的贺普仁从河北涞水县一个农村走出来，抱着搞清楚针灸奥秘的想法，师从1935年到北京挂牌行医的同乡牛泽华。
“吃住都和师傅在一起，师傅的医德医术就在点滴生活里，通过耳濡目染学习。只要师傅要求的，有一点做不到都不行。”贺普仁举例说，“当时师傅告诉我，要想学好针灸，必须学武术练真气。我因为偷懒，就没理会。后来发现扎针力道总比师傅差，才明白是真气不足。”
针灸外交
单凭国家出台规定抢救中医，王绵之认为还远远不够，“中医自身要争气，才能吸引更多人学习中医，传承中医。”
而争气的表现，就是在关键事件上，显露出中医独特的魅力。借机发力的思维要追溯到毛泽东时代的“针灸外交”。
“尼克松和田中角荣访华期间，我都曾为他们针灸过。”作为“针灸外交”的主角，贺普仁对中医扬名海外贡献巨大。也正因为尼克松，针灸正式传入美国，日本也多次邀请贺普仁前去讲学。
不仅国外政要领教了针灸的厉害，国内领导人也曾受益于针灸治疗。
“崴了脚无法走路的一位国家领导人，因为要出国访问，需在一周内恢复，经过针灸后，如期出访。”贺普仁回忆说，1999年，一位国家领导人到南方视察抗洪救灾，背部受凉疼痛难忍，经贺普仁亲自针灸后痊愈。
“贺老常说，中医不仅善于治疑难杂症，也善于治急症。贺老坚持了40多年的义诊，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治好的病人太多了。”张馨月介绍，贺普仁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医和针灸。
而王绵之让中医争气的方式，则是“让古老的中医运用到最现代的科学事件上”。2008年，王绵之组方的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与“神七”同时名扬天下。
“网上有人骂，说父亲拿航天员做实验，我要特别澄清一下，早在神五发射时，父亲就已经采用中医方法为杨利伟调养身体，神六上天前3个月和回到地面后，他也对费俊龙和聂海胜进行过中医调理保健。在此基础上，父亲和其他航天医学工作者，共同研发出太空养心丸。”王煦拿出了印着“保密”字样的关于航天员中药调养身体的医学报告，向记者证明。
“西医善于借鉴物理、化学等其他学科的先进技术，比如利用X光进行透视等等，中医也要借其他学科优势为中医所用。”王绵之希望古老的中医不仅能运用到最现代化的科技事件上，同时也能采用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实现与时俱进。
“国医大师的荣誉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仅凭我们这些老人挽救中医还不够，”国医大师路志正告诉本刊记者，中医能坚持到今天，依赖的是良好的群众基础，不能忽略民间中医的力量，更要花力气搜集和保存民间药方，使国医大师和民间中医形成合力。
“未来10年是中医药发展的关键，发展缓慢就意味着消亡。”经常上网寻求中医发展之策的“国医大师”郭子光说，“未来10年，应把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到确定和提高疗效上，针对不同疾病形成一个个最佳治疗方案，这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中医队伍中。”
对此，王国强承诺，未来3年，国家将投资133亿余元建立16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其中包括研究最佳治疗方案。
……
这30个人相当特殊。
他们平均年龄85岁，最长者裘沛然，生于1913年1月，96岁高龄；年龄最小的张学文，生于1935年10月，也已年逾古稀。其他28位老人，大多生于上世纪20年代左右。
他们身怀绝技，依靠古老传统的“师带徒”模式，继承了中医精华。其中，6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8人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他们被称作“国宝”，行医制药都在55年以上，或独创医术，或研制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药剂，大都做过中央保健委员会的会诊专家，代表着当代中医的最高水平。
他们就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评出的首届“国医大师”。
有意思的是，这批“国医大师”出生之时，恰逢20世纪之初，西医强势崛起，中医命运逆转，究竟要从父辈手中继承下古老的中医医术，还是选择当时政府力推的“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的西医？
裘沛然出生的1913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把“中医药”列在教育学科之外，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引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由此而起。
1929年，强巴赤列出生在一个藏医世家。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废止旧医案”。当时的南京政府卫生部意欲实施废止中医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中医存废之争。而37年后，在“破四旧”中，被称为“旧医”的中医也未能幸免。
20世纪初，西医在政府推动下，占据了教育先机，不少中医从业者被迫转向西医。
“中医百年坎坷，经历大半。”6月19日，首届“国医大师表彰会”在北京举行，卫生部北京医院90岁高龄的国医大师李辅仁，这样感叹。
30位国医大师，仅有19位到场，其余大多因年高体弱而缺席。就在表彰会举行一周前，87岁的国医大师张镜人离世。
出生在西医强势崛起时代的国医大师们，基于不同因缘，走上了中医之路，成为中国最后一代经过严格的“师带徒”模式培养出来的中医传承人；而在他们年事已高、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国医大师”这样空前高规格的国家级头衔，能否帮助他们拯救中医？
抢救中医
“要是再年轻10岁20岁，会觉得国医大师这个担子很重，可以好好挑起来，现在力不从心了。”研制出“太空养心丸”的王绵之有些憾然，他今年已86岁，此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已卧病在床，表彰会亦缺席。
“评出30位国医大师还远远不够，中医博大精深，社会需要更多的国医大师。”“中华养生第一人”、88岁高龄的路志正强调。
“国医大师的评选，是从国家层面上为中医振兴打气，树立中医标杆，给后人希望。”创立“贺氏针灸三通法”的83岁的国医大师贺普仁如此评价。
一生获得无数赞誉和称号的30位名老中医，把“国医大师”的头衔看作一种象征符号，它的背后是国家对中医药的认可和各种紧急抢救举措。
“我们一定要加快速度抢救中医，为大师们成立研究室，配备助手，保护和继承大师们的学术思想和经验。”主持表彰会的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说。
“抢救”、“紧迫性”，这些字眼贯穿在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各种关于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文件中。1990年6月23日，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鉴于当前有独到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的老中医药专家年事已高，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予以继承，否则，这些经验和专长将会失传，从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由于时间紧迫，决定先在全国选五百名老中医药专家为指导老师，每人配备一至二名理论与实际均有一定基础的中年助手，以师承面授方式继承。”
随后，包括此次评选出的30名国医大师在内，500多位名老中医们担起了“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的担子，被忽略半个多世纪的中医特色传承模式---“师带徒”，重获肯定，抢救中医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 ‘首都国医名师’也好，‘国医大师’也好，这些名号对我来说，都是空的。”路志正谈起这些耀眼的称号说，“我更看重的，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的身份。”
2009年1月6日，在首次以北京市政府名义召开的首都中医药发展大会上，王绵之、贺普仁、路志正等12位北京老中医，被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人事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联合授予“首都国医名师”荣誉称号，并获得市政府10万元的奖励。同时，51位第三批全国及北京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获得了总额为466万元的奖励。
不能抛弃“师带徒”
“中医出徒，是建立在长时间的临床实践和饱读经典医书的基础上。60岁到70岁这个年龄段，往往是中医成熟期。可惜的是，目前这个年龄档的老中医最紧缺。”贺普仁用“青黄不接”、“断档”表达他对中医“后继乏人”的忧虑。
中医走到今天急需抢救的地步，与上个世纪的那两次中医存废之争以及解放后“轻临床重理论”的医学院校培养方式不无关系。
“现在不少中医院校，中医课程成了选修课，而英语、政治、西医却是必修课。”王绵之的儿子王煦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章含之的一位美国朋友，在国外西医检查下要做换肾手术，经他父亲医治，10年过去了，肾至今没有切除。“不少急症、重症患者，在父亲医治好他们的病患后，纷纷登门道谢。这些成就感和中医的魅力，只有亲身经历后才知道。”
1991年，王煦和其他两名中医，成为王绵之以“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身份培养的第一批“师带徒”弟子，学习期限是3年。
“这3年，父亲出诊，我们都要在一旁观摩感受，还要负责抄药方、比较病案。”这种口传心授的方法，王煦说能让医术提高很快，“之前虽然也经过院校培养这一环节，但碰到病人还是不会看，只有亲眼见父亲如何诊治后，心里才算有了底。”他强调，师带徒是必须的。
但是，“师带徒”模式也曾被指责：珍秘医术不外传而形成中医门派独立、不能互相沟通。
“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我们家族祖传的‘王氏保赤丸’儿科秘方，父亲早在50年代就献给了国家，从1990年到现在，父亲带了3批弟子，其中还有台湾中医，不分门里徒弟还是门外徒弟，全都一视同仁。”王煦说，学徒时，父亲经常会先让弟子开药方，然后再把自己开的药方让弟子揣摩，“一比较，方知其中差距。”
“我学西医，考试很容易拿到100分。但是中医博大精深，医书典籍1万多部，看都看不完，要掌握好，还要靠悟性加临床实践。”路志正说，中医讲究个体传授，而非西医那种规模化教育。
路志正向本刊记者介绍说，解放后，中国尚有50万名中医，在当时“学苏联、改造旧医”的国家指示下，按照苏联医学教育模式，建立起我国的高等中医教育体系，直接将西医的培养模式引入到中医教育当中。
“但是，按照西医模式培养出来的20万名中医，缺乏临床经验，不会看病。现在存在的怪现象就是中医学院不学中医，1/3时间学政治英语，1/3时间学西医。中西医课程比例不平衡、中医分流，是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他说。
路志正为了身体力行“师带徒”，就连接受记者采访，都安排在医院里，以便他的博士后学生能到场，“创造一切机会和学生多接触”。他随身的包里，都是学生上交的病案，上面有他的批改。
“路老的记忆力比我们都好，他一生从医的病案、医案全都保留着，好多疑难杂症的案例，都要求我们仔细研究。”在路志正面前，徒弟们毕恭毕敬，实际上，他们已经是国内有名的主任医师或某家医院的院长。尽管非常忙碌，但只要路老一声召集，再忙也要赶过来。
“真正师带徒学习很苦。”贺普仁的女徒弟张馨月，如今正在贺普仁诊所边学习边出诊，“我们达不到当年贺老那种程度。”近30岁才开始学习针灸、毫无医学背景的她迷上针灸，和当年贺老走上针灸之路一样，都是因为针灸治好了自己的病。
“我打小身体孱弱，每次生病，大都是靠针灸治好。”贺普仁说，当时给他扎针的，是村里没有读过书的老太太们，他想弄明白针灸治病的奥秘，老太太们却没法解释清楚。1940年，14岁的贺普仁从河北涞水县一个农村走出来，抱着搞清楚针灸奥秘的想法，师从1935年到北京挂牌行医的同乡牛泽华。
“吃住都和师傅在一起，师傅的医德医术就在点滴生活里，通过耳濡目染学习。只要师傅要求的，有一点做不到都不行。”贺普仁举例说，“当时师傅告诉我，要想学好针灸，必须学武术练真气。我因为偷懒，就没理会。后来发现扎针力道总比师傅差，才明白是真气不足。”
针灸外交
单凭国家出台规定抢救中医，王绵之认为还远远不够，“中医自身要争气，才能吸引更多人学习中医，传承中医。”
而争气的表现，就是在关键事件上，显露出中医独特的魅力。借机发力的思维要追溯到毛泽东时代的“针灸外交”。
“尼克松和田中角荣访华期间，我都曾为他们针灸过。”作为“针灸外交”的主角，贺普仁对中医扬名海外贡献巨大。也正因为尼克松，针灸正式传入美国，日本也多次邀请贺普仁前去讲学。
不仅国外政要领教了针灸的厉害，国内领导人也曾受益于针灸治疗。
“崴了脚无法走路的一位国家领导人，因为要出国访问，需在一周内恢复，经过针灸后，如期出访。”贺普仁回忆说，1999年，一位国家领导人到南方视察抗洪救灾，背部受凉疼痛难忍，经贺普仁亲自针灸后痊愈。
“贺老常说，中医不仅善于治疑难杂症，也善于治急症。贺老坚持了40多年的义诊，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治好的病人太多了。”张馨月介绍，贺普仁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医和针灸。
而王绵之让中医争气的方式，则是“让古老的中医运用到最现代的科学事件上”。2008年，王绵之组方的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与“神七”同时名扬天下。
“网上有人骂，说父亲拿航天员做实验，我要特别澄清一下，早在神五发射时，父亲就已经采用中医方法为杨利伟调养身体，神六上天前3个月和回到地面后，他也对费俊龙和聂海胜进行过中医调理保健。在此基础上，父亲和其他航天医学工作者，共同研发出太空养心丸。”王煦拿出了印着“保密”字样的关于航天员中药调养身体的医学报告，向记者证明。
“西医善于借鉴物理、化学等其他学科的先进技术，比如利用X光进行透视等等，中医也要借其他学科优势为中医所用。”王绵之希望古老的中医不仅能运用到最现代化的科技事件上，同时也能采用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实现与时俱进。
“国医大师的荣誉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仅凭我们这些老人挽救中医还不够，”国医大师路志正告诉本刊记者，中医能坚持到今天，依赖的是良好的群众基础，不能忽略民间中医的力量，更要花力气搜集和保存民间药方，使国医大师和民间中医形成合力。
“未来10年是中医药发展的关键，发展缓慢就意味着消亡。”经常上网寻求中医发展之策的“国医大师”郭子光说，“未来10年，应把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到确定和提高疗效上，针对不同疾病形成一个个最佳治疗方案，这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中医队伍中。”
对此，王国强承诺，未来3年，国家将投资133亿余元建立16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其中包括研究最佳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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