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海林：丙肝感染真相不明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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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7-14 17:43
至于这次筛查出的丙肝患者是否需要登报到网络直报系统，海林市疾控中心党支部副书记田洪艳解释说：这些大部分可能是在20年前感染的丙肝。报告需要医院临床诊断为丙肝患者，再进行网络直报
“我现在谷丙转氨酶400多，总胆红素22.9，病毒含量是3.5×103”这组被量化的数据，在两年前闯入农民李阳军的生活，在确定自己患上丙肝后，生活彻底改变，他逐渐学会用这些不是十分准确的医学术语描述自己的病情。
烈日炎炎，虽然感觉浑身无力，头也晕乎乎的，但他坚持在自家的承包地里做农活，因为他是家里最重要的劳动力。
黑龙江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和宁古村，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然村”，仅隔一条乡村公路，鲜汉聚居，在这里“丙肝”成为一个私密的话题。李阳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村里得丙肝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很多人得了丙肝不敢说，特别是年轻人或者孩子，都怕以后不好成家。”一位丙肝患者向本刊记者抱怨说，自从别人知道他患有丙肝后，甚至没人愿意和他坐在一张桌上打麻将。
村里究竟有多少人感染丙肝？
6月24日，海林市卫生局局长陈和敬向本刊记者表示，因为涉及患者隐私，两村感染丙肝的人数不能透露。
流言在村民的揣度中疯狂地蔓延，村民开始笃信“村干部的亲属说得丙肝的有98个”。
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海林市长汀镇宁古村、古城村HCV感染流行病学调查》鉴定意见显示：（古城、宁古两村）408名自愿参加血清学检测的村民中，感染丙肝病毒的有56人，感染率13.7%，远高于全国、东北地区以及黑龙江省的平均水平，说明该村为局部丙肝病毒感染高流行地区。
参与流调报告鉴定的专家，国家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肝炎室副主任张勇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样的感染比例绝对是很高的，远远超过正常水平，有流行的可能。”
举报了这么久，怎么就没人查
一切都是从李阳军的举报开始。
怎么会患上丙肝？倔强的李阳军开始用排除法思考自己得病的原因，揣测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村医黄之成诊所看病时交叉感染。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在2003年和2006年检查丙肝都正常，2007年8月3日，检查出来是阳性。”一些反常现象让他坚信，黄之成诊所就是丙肝传播的源头。
他回忆了到黄之成诊所就医时的诸多疑点：黄一次也没有当着他的面拆开过一次性输液器；也没看到针头上有塑料保护套，倒是注射之前用酒精擦拭针头；每次使用的一次性输液管都是直直的，新拆开包装的应该是弯曲的；输液器的小葫芦里面有雾气，而根据生活经验必须经过至少半个小时才会产生雾气。
此时，怀疑黄之成诊所就是丙肝传播源头的传言，已在小村传播良久。
患者吴金波也这样认为，他评价黄之成“有医术，没医德”。他叙述自己的就医经历说：“我第一天打针用这个针管，我怀疑是他，那天我打针用烟头烫了下，第二天还用这个针管，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事，要是当时留着，现在拿出来不就行了。”
早在2008年2月，李阳军就曾向牡丹江市卫生局多次匿名举报黄之成卫生所存在不换滴管、拔牙传播丙肝的问题，他提供了一个13人的患者名单，要求有关部门“暗访”。电话那头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他这属于“越级”但可以转达办理，不久海林市和长汀镇的卫生人员入村调查，未出结论无疾而终。
这些举报和以后的举报显然都不太成功，反映的问题如泥牛入海，相反被举报人的妻子拿着举报人提供的丙肝感染者名单，开始逐户核实。李阳军气愤地说：“举报了这么久，怎么就没人查？”
2008年12月，李阳军以宁古村村民的名义发出举报信，信中言辞恳切：“我所反映的情况属实，恳请市领导来我村调查处理，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如不查处，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患上此病，患上丙肝太痛苦了，丧失劳动能力，患者的负担太大了，作为一个农民实在负担不起每年高达1.5万元的医疗费，现在有的农民已经治不起了，等他们的只是死路一条。”
“私了”中的官员身影
举报信发出之后，海林市疾控中心入村进行小范围的流调，这次流调报告结果并没向传染者传达。
本刊记者调查获悉，海林市疾控中心的《关于海林市长汀镇宁古村2003-2007年期间发生13例丙肝患者流调报告》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日期为2008年12月8日的版本，盖有公章。但只有9位患者的调查情况，无小结和建议。另外一个版本的调查报告出具日期为2008年12月13日，无公章，较“公章版”多出了小结和建议。小结叙述“上述患者均有在村医（黄大夫）家就诊史（点滴、针灸史）但具体日期无法确认，一次性输液器无法采集”，建议“请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进行流行病调查、确认”、“对该村全体村民进行丙肝筛查，摸清村民丙肝患病情况”。
苦盼流调结果的患者，开始频繁到海林市卫生局“讨说法”。中间的一个插曲，让丙肝患者对卫生局更加不信任。患者李阳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赵局长的意思是让我们私下里解决。”
对于撮合“私了”一事，海林市卫生局极力否认。副局长赵文罡向本刊记者解释说，作为公职人员，他不可能让这个事私了，他们谈也和卫生局没关系，是民间的。当时是举报者反映想见黄一面，因为黄躲避他们，所以让下属联系他们见个面。感染者史四岭告诉本刊记者，卫生局说了让和黄谈私了的事，还说私了的事让他们保密，说出去后来的人就得了。黄之成面对本刊记者，只说是卫生局让去各家安抚。
赵文罡向感染者表态说：“之所以让你们民间这么去谈，如果真是通过一次两次谈不妥，按照我们的程序我们得走，我们要处理这件事，还要逐级上报，如果有证据直接证明就是他干的，他都得进去，如果连专家都确认不了，那就此结束，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李阳军提供的一份录音显示，黄之成夫妇曾来到他家，开始说给1000元营养费，后来又答应给3个人（李阳军和史四岭夫妇）6000元，但要求收钱后签字“此事和黄家无半点关系”，而李阳军提出的赔偿标准是30万元，双方不欢而散，“私了”一事就此搁浅。
检测结果假造？
2009年3月3日，丙肝患者与赵文罡进行最后一次沟通。
次日，牡丹江疾病控制中心接到海林疾控中心电话：该市长汀镇宁古村李阳军等13位村民上访，指控本村黄之成诊所通过长期使用不洁注射器、滴管、拔牙、针灸等途径，使他们感染丙肝病毒。请求政府进行调查，处罚责任人，赔偿经济损失。为此，请牡丹江疾控中心协助调查。”牡丹江疾控中心即刻指派医院感染控制及流行病学专家3人前往海林协助调查。
当晚，两级疾控部门对上访者及部分村民24人采血进行丙肝病毒检测。经过牡丹江疾控中心和牡丹江传染病医院初步检测，有9人HCV抗体阳性、1人不确定。海林市疾控中心党支部副书记田洪艳说：“当时觉得这个比例比较高了，为了弄清传染源，后来我们自己拿钱去北京做的分型。”
其间，焦急等待检测结果的患者多次打电话探听结果，长汀镇卫生院院长王科丞用“人头担保”保证让患者看到“北京白纸黑字红章的化验结果”。感染者情绪略微平缓。
3月20日，在受检者的一再抗议下，海林市疾控中心转抄国家和牡丹江疾控中心的丙肝病毒核酸及抗体检测结果，分发给受检者。这个转抄的结果被受检者怀疑造假，久病成医的史四岭告诉本刊：“我在牡丹江传染病院的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是低于检测下限1.0×103，这个根本不可能，我用了一年的干扰素都没降下来，在这之前之后也是在牡丹江传染病医院做的核酸病毒数5.6×105，这么短的时间怎么降下来的，只能是造假。”
在讨要原始检测单据未果的情况下，受检者坚定了检测结果造假的想法，要求相关部门出具书面答复。
卫生局向村民给出调查结果答复：村卫生所是合法的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具备从事医疗活动的资质和条件；检测结果已经向村民进行了反馈；村卫生所造成传播的说法得不到证实；建议村民积极治疗。
3月30日，村民举着“宁古村爆发丙肝”的牌子到市卫生局和市政府，要求相关部门进行全村筛查。
20年前的丙肝感染
4月9日至12日，海林市政府决定对宁古村431人、古城村148人，合计579名常住人口，进行丙肝病毒感染筛查，实际采血408人，其余人员拒绝采血或不在村内。
海林市委书记马里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流调结果为408人中丙肝病毒感染者有56人，感染率13.7%，远高于全国、东北地区以及黑龙江省的平均水平。发现该村存在多种丙肝感染危险因素，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是哪一种因素导致的该村丙肝高感染率。
本刊记者了解，这些丙肝患者的网络直报情况不容乐观。按照我国传染病防治的相关规定，确诊的丙肝病例必须上报到网络直报系统。而本刊记者查询了海林市近几年丙肝报告情况：2009年（上半年）21人，2008年21人，2007年30人，2006年31人，2005年37人。其中宁古和古城两村筛查出的感染者中仅有3人登记在案。
至于这次筛查出的丙肝患者是否需要登报到网络直报系统，海林市疾控中心党支部副书记田洪艳解释说：“这些大部分可能是在20年前感染的丙肝。报告需要医院临床诊断为丙肝患者，再进行网络直报。”
而据了解，丙肝病毒潜伏期一般是2周？26周，平均7.4周。
5月19日，世界肝病日，进行筛查的村民得到了化验结果。
筛查得出的宁古和古城两村13.7%的丙肝病毒感染率高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海林市副市长魏芝红并不这么看，她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我国以前没有丙肝筛查，如果现在找出一个偏远的村子进行流调，说不定比这个还要多。
最基层的卫生防控积弱
“我知道自己得了丙肝，还得去村卫生所打针，没有办法的事情。”陈文军无奈地说。如今，黄之成的诊所被关停，村民们看病有海林市中医院每天派人过去值班。
本刊记者调查获知，按照政策黄之成每年与乡卫生院签有聘任合同，财政每年会向其提供“车马费”1200元，用于日常对其培训务工补贴。按照牡丹江的长远政策，黄之成的诊所将逐步变成乡镇卫生院设在村里的一个点。
作为海林市宁古、古城两村流调报告鉴定专家组成员，国家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肝炎室副主任张勇告诉本刊记者，丙肝应该在防控上下工夫，这样才能花小钱办大事。做完鉴定离开的时候，他提出了建议，重要的是阻断经血传播的途径：一部分需要给予积极治疗，控制传染源；携带者，要进行定期随访观察。
丙肝蔓延，疾控部门视而不见。海林市疾控中心主任卢全华告诉本刊记者，是村民上访举报，疾控部门才知道此事，后来流调的。这位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甚至错误地把丙肝划归到丙类传染病中，本刊记者拿出文件与其核对，他才承认应为乙类，是自己记错了。
关于对诊所卫生方面的监管，海林市卫生监督所所长林卫东称：“每年监督所至少对村卫生所检查一次。”赵文罡告诉本刊记者，监督所就20几个人，实在是监管不过来，他们要负责六大项，监管村卫生所只是其中一项。
海林市政府已经明确积极救助丙肝患病者的姿态。但负责治疗丙肝感染者的主要领导赵文罡却说不清需要救助人员有多少人。
晚些时候，本刊记者再次遇到为筹钱治疗丙肝而把地租赁给别人到2013年的吴金波，他平静地告诉本刊记者，村里很多人已打算搬走。
……
“我现在谷丙转氨酶400多，总胆红素22.9，病毒含量是3.5×103”这组被量化的数据，在两年前闯入农民李阳军的生活，在确定自己患上丙肝后，生活彻底改变，他逐渐学会用这些不是十分准确的医学术语描述自己的病情。
烈日炎炎，虽然感觉浑身无力，头也晕乎乎的，但他坚持在自家的承包地里做农活，因为他是家里最重要的劳动力。
黑龙江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和宁古村，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然村”，仅隔一条乡村公路，鲜汉聚居，在这里“丙肝”成为一个私密的话题。李阳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村里得丙肝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很多人得了丙肝不敢说，特别是年轻人或者孩子，都怕以后不好成家。”一位丙肝患者向本刊记者抱怨说，自从别人知道他患有丙肝后，甚至没人愿意和他坐在一张桌上打麻将。
村里究竟有多少人感染丙肝？
6月24日，海林市卫生局局长陈和敬向本刊记者表示，因为涉及患者隐私，两村感染丙肝的人数不能透露。
流言在村民的揣度中疯狂地蔓延，村民开始笃信“村干部的亲属说得丙肝的有98个”。
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海林市长汀镇宁古村、古城村HCV感染流行病学调查》鉴定意见显示：（古城、宁古两村）408名自愿参加血清学检测的村民中，感染丙肝病毒的有56人，感染率13.7%，远高于全国、东北地区以及黑龙江省的平均水平，说明该村为局部丙肝病毒感染高流行地区。
参与流调报告鉴定的专家，国家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肝炎室副主任张勇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样的感染比例绝对是很高的，远远超过正常水平，有流行的可能。”
举报了这么久，怎么就没人查
一切都是从李阳军的举报开始。
怎么会患上丙肝？倔强的李阳军开始用排除法思考自己得病的原因，揣测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村医黄之成诊所看病时交叉感染。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在2003年和2006年检查丙肝都正常，2007年8月3日，检查出来是阳性。”一些反常现象让他坚信，黄之成诊所就是丙肝传播的源头。
他回忆了到黄之成诊所就医时的诸多疑点：黄一次也没有当着他的面拆开过一次性输液器；也没看到针头上有塑料保护套，倒是注射之前用酒精擦拭针头；每次使用的一次性输液管都是直直的，新拆开包装的应该是弯曲的；输液器的小葫芦里面有雾气，而根据生活经验必须经过至少半个小时才会产生雾气。
此时，怀疑黄之成诊所就是丙肝传播源头的传言，已在小村传播良久。
患者吴金波也这样认为，他评价黄之成“有医术，没医德”。他叙述自己的就医经历说：“我第一天打针用这个针管，我怀疑是他，那天我打针用烟头烫了下，第二天还用这个针管，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事，要是当时留着，现在拿出来不就行了。”
早在2008年2月，李阳军就曾向牡丹江市卫生局多次匿名举报黄之成卫生所存在不换滴管、拔牙传播丙肝的问题，他提供了一个13人的患者名单，要求有关部门“暗访”。电话那头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他这属于“越级”但可以转达办理，不久海林市和长汀镇的卫生人员入村调查，未出结论无疾而终。
这些举报和以后的举报显然都不太成功，反映的问题如泥牛入海，相反被举报人的妻子拿着举报人提供的丙肝感染者名单，开始逐户核实。李阳军气愤地说：“举报了这么久，怎么就没人查？”
2008年12月，李阳军以宁古村村民的名义发出举报信，信中言辞恳切：“我所反映的情况属实，恳请市领导来我村调查处理，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如不查处，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患上此病，患上丙肝太痛苦了，丧失劳动能力，患者的负担太大了，作为一个农民实在负担不起每年高达1.5万元的医疗费，现在有的农民已经治不起了，等他们的只是死路一条。”
“私了”中的官员身影
举报信发出之后，海林市疾控中心入村进行小范围的流调，这次流调报告结果并没向传染者传达。
本刊记者调查获悉，海林市疾控中心的《关于海林市长汀镇宁古村2003-2007年期间发生13例丙肝患者流调报告》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日期为2008年12月8日的版本，盖有公章。但只有9位患者的调查情况，无小结和建议。另外一个版本的调查报告出具日期为2008年12月13日，无公章，较“公章版”多出了小结和建议。小结叙述“上述患者均有在村医（黄大夫）家就诊史（点滴、针灸史）但具体日期无法确认，一次性输液器无法采集”，建议“请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进行流行病调查、确认”、“对该村全体村民进行丙肝筛查，摸清村民丙肝患病情况”。
苦盼流调结果的患者，开始频繁到海林市卫生局“讨说法”。中间的一个插曲，让丙肝患者对卫生局更加不信任。患者李阳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赵局长的意思是让我们私下里解决。”
对于撮合“私了”一事，海林市卫生局极力否认。副局长赵文罡向本刊记者解释说，作为公职人员，他不可能让这个事私了，他们谈也和卫生局没关系，是民间的。当时是举报者反映想见黄一面，因为黄躲避他们，所以让下属联系他们见个面。感染者史四岭告诉本刊记者，卫生局说了让和黄谈私了的事，还说私了的事让他们保密，说出去后来的人就得了。黄之成面对本刊记者，只说是卫生局让去各家安抚。
赵文罡向感染者表态说：“之所以让你们民间这么去谈，如果真是通过一次两次谈不妥，按照我们的程序我们得走，我们要处理这件事，还要逐级上报，如果有证据直接证明就是他干的，他都得进去，如果连专家都确认不了，那就此结束，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李阳军提供的一份录音显示，黄之成夫妇曾来到他家，开始说给1000元营养费，后来又答应给3个人（李阳军和史四岭夫妇）6000元，但要求收钱后签字“此事和黄家无半点关系”，而李阳军提出的赔偿标准是30万元，双方不欢而散，“私了”一事就此搁浅。
检测结果假造？
2009年3月3日，丙肝患者与赵文罡进行最后一次沟通。
次日，牡丹江疾病控制中心接到海林疾控中心电话：该市长汀镇宁古村李阳军等13位村民上访，指控本村黄之成诊所通过长期使用不洁注射器、滴管、拔牙、针灸等途径，使他们感染丙肝病毒。请求政府进行调查，处罚责任人，赔偿经济损失。为此，请牡丹江疾控中心协助调查。”牡丹江疾控中心即刻指派医院感染控制及流行病学专家3人前往海林协助调查。
当晚，两级疾控部门对上访者及部分村民24人采血进行丙肝病毒检测。经过牡丹江疾控中心和牡丹江传染病医院初步检测，有9人HCV抗体阳性、1人不确定。海林市疾控中心党支部副书记田洪艳说：“当时觉得这个比例比较高了，为了弄清传染源，后来我们自己拿钱去北京做的分型。”
其间，焦急等待检测结果的患者多次打电话探听结果，长汀镇卫生院院长王科丞用“人头担保”保证让患者看到“北京白纸黑字红章的化验结果”。感染者情绪略微平缓。
3月20日，在受检者的一再抗议下，海林市疾控中心转抄国家和牡丹江疾控中心的丙肝病毒核酸及抗体检测结果，分发给受检者。这个转抄的结果被受检者怀疑造假，久病成医的史四岭告诉本刊：“我在牡丹江传染病院的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是低于检测下限1.0×103，这个根本不可能，我用了一年的干扰素都没降下来，在这之前之后也是在牡丹江传染病医院做的核酸病毒数5.6×105，这么短的时间怎么降下来的，只能是造假。”
在讨要原始检测单据未果的情况下，受检者坚定了检测结果造假的想法，要求相关部门出具书面答复。
卫生局向村民给出调查结果答复：村卫生所是合法的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具备从事医疗活动的资质和条件；检测结果已经向村民进行了反馈；村卫生所造成传播的说法得不到证实；建议村民积极治疗。
3月30日，村民举着“宁古村爆发丙肝”的牌子到市卫生局和市政府，要求相关部门进行全村筛查。
20年前的丙肝感染
4月9日至12日，海林市政府决定对宁古村431人、古城村148人，合计579名常住人口，进行丙肝病毒感染筛查，实际采血408人，其余人员拒绝采血或不在村内。
海林市委书记马里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流调结果为408人中丙肝病毒感染者有56人，感染率13.7%，远高于全国、东北地区以及黑龙江省的平均水平。发现该村存在多种丙肝感染危险因素，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是哪一种因素导致的该村丙肝高感染率。
本刊记者了解，这些丙肝患者的网络直报情况不容乐观。按照我国传染病防治的相关规定，确诊的丙肝病例必须上报到网络直报系统。而本刊记者查询了海林市近几年丙肝报告情况：2009年（上半年）21人，2008年21人，2007年30人，2006年31人，2005年37人。其中宁古和古城两村筛查出的感染者中仅有3人登记在案。
至于这次筛查出的丙肝患者是否需要登报到网络直报系统，海林市疾控中心党支部副书记田洪艳解释说：“这些大部分可能是在20年前感染的丙肝。报告需要医院临床诊断为丙肝患者，再进行网络直报。”
而据了解，丙肝病毒潜伏期一般是2周？26周，平均7.4周。
5月19日，世界肝病日，进行筛查的村民得到了化验结果。
筛查得出的宁古和古城两村13.7%的丙肝病毒感染率高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海林市副市长魏芝红并不这么看，她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我国以前没有丙肝筛查，如果现在找出一个偏远的村子进行流调，说不定比这个还要多。
最基层的卫生防控积弱
“我知道自己得了丙肝，还得去村卫生所打针，没有办法的事情。”陈文军无奈地说。如今，黄之成的诊所被关停，村民们看病有海林市中医院每天派人过去值班。
本刊记者调查获知，按照政策黄之成每年与乡卫生院签有聘任合同，财政每年会向其提供“车马费”1200元，用于日常对其培训务工补贴。按照牡丹江的长远政策，黄之成的诊所将逐步变成乡镇卫生院设在村里的一个点。
作为海林市宁古、古城两村流调报告鉴定专家组成员，国家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肝炎室副主任张勇告诉本刊记者，丙肝应该在防控上下工夫，这样才能花小钱办大事。做完鉴定离开的时候，他提出了建议，重要的是阻断经血传播的途径：一部分需要给予积极治疗，控制传染源；携带者，要进行定期随访观察。
丙肝蔓延，疾控部门视而不见。海林市疾控中心主任卢全华告诉本刊记者，是村民上访举报，疾控部门才知道此事，后来流调的。这位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甚至错误地把丙肝划归到丙类传染病中，本刊记者拿出文件与其核对，他才承认应为乙类，是自己记错了。
关于对诊所卫生方面的监管，海林市卫生监督所所长林卫东称：“每年监督所至少对村卫生所检查一次。”赵文罡告诉本刊记者，监督所就20几个人，实在是监管不过来，他们要负责六大项，监管村卫生所只是其中一项。
海林市政府已经明确积极救助丙肝患病者的姿态。但负责治疗丙肝感染者的主要领导赵文罡却说不清需要救助人员有多少人。
晚些时候，本刊记者再次遇到为筹钱治疗丙肝而把地租赁给别人到2013年的吴金波，他平静地告诉本刊记者，村里很多人已打算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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