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电影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内，有一处实景展区。展区内的麦秸垛，木板凳，四方桌上的放映机，还有挂在墙上方方正正的幕布，幕布旁的大喇叭，又把我带回到了故乡。

　　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于一个有着“文明村”美誉的古村落。在那个只知道吃的年龄，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早不记得。能记起的，是在村里的十王庙里，大大的白色布（后来才知道那叫银幕）用两根绳子拴着，吊挂在庙台前，台子左侧的窗户上放着大喇叭，离幕布十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像两个车轮一样的放映机，发电机在庙门外离厕所不远的地方。

　　那时候，电影的内容其实也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孩子最爱做的是天还没黑，就拿着凳子去庙里占位置，有的凳子太沉扛不动，就由大人们先扛到庙场，叮嘱我们：哪儿也不敢去，坐在这里看着，免得人乱动。大人们说是说，他们走了后，庙场里就是“猫走了，老鼠放了光”的乱相。我们绕着凳子上蹿下跳，钻空转圈圈，当然，要是发现有人动自家的凳子，那肯定是不依不饶，哪怕动一毫米也不行！等幕布挂起的时候，就一伙一伙掀起幕布往后看，奇怪这么个白布子，怎么就有人在里边又说又唱，又蹦又跳的，手榴弹也炸不烂，刀也捅不破。

　　放映员把一道白光照射到幕布上调距离时，幕布上就会叽叽喳喳一浪高过一浪地长出许多长长短短摇摇摆摆的手，有的还踩在凳子上，连脑袋和身子都映了上去，黑乎乎的，高大的像是英雄，很让人眼热。当然，当电影正式开始时，谁的手还敢上去，必遭大人的哼咄。不过记吃不记打，等换片子的时候（那时候，一部电影有三四个拷贝，一个拷贝放映完需要再换另一个），还要忍不住往幕布上挥一手。

　　童年的记忆里，完整的电影没看过，大多看着看着两只眼睛就打架，身子歪在了父亲怀里，但也有一些“精彩”镜头，至今仍印在脑中。如放《红孩子》的时候，记得两个人骑着马在路上走着，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打了一拳，这一拳真厉害，一下子“把电打没了”，庙场里立马黑乎乎一片，人们急叫着怎么停电了呢？怎么停电了呢？手电光在幕布上乱晃，原来是发电机没油了，加了油，电影又接着开始。还有送“鸡毛信”的海娃往羊尾巴下绑信的时候，以及“红牡丹”侧着身在马上跑的时候，不明白放《窦娥冤》时，和我们一排坐的婶婶怎么哭得那么厉害，是有人偷她家的苹果吗？也不明白三娃叔为什么要指着幕布说：打打，往死里打那个挨刀子的……

　　印象最深的有两部。一是《西安事变》，与往常不同的是，那一次不是露天放映，是暑假的一个白天，在庙里的一间教室（庙里的东西厢房被当做了教室），窗户被堵得严实，那一次还卖了票，记不清一张票是一毛钱还是几分钱了，反正我因为丢了二分钱，进不了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绕着教室转圈圈，转着骂着喇叭里的“勾魂”枪声，后来父亲来了，引着我进去，可电影已接近尾声。

　　还有一部是《宝莲灯》，在我家老院的东厦房里放映，记得那几天老下雨，下得人很恼火。放映员来好几天了，于是通知：天再不晴就得走，到下个村子。这下可急坏了村里人，放映员要走了，还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才能来。于是我家的东厦房窑壁后面便挂起了白床单，放映机在炕上，外面下着雨，炕上炕下挤满了人。

　　难忘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梁上，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打着摇摇晃晃的手电“赶场”；难忘睡在软和的麦秸堆上，不看幕布，看亮闪闪的星星，美得像睡在席梦思上；难忘放映队走后，第二天在庙里拾到一分钱，高兴得像捡了金元宝！当我把这些讲给90后读研的儿子时，他先是听着问着笑着，后来就不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