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记忆：80年代的市井茶香

　　我对成都茶馆的记忆是从1983年开始的。那一年我初到成都，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一个朋友，所以，作为游客，我喝茶的地方主要是公园里的茶铺。1986年以后，我在成都的朋友多了起来，喝茶的地方也开始“深入”，由此见识了那些隐蔽在大街小巷里的茶馆。我认识的成都朋友都是些诗人--我曾经不无抒情地说过，我是通过诗歌与这座城市发生关系，建立友谊的。在这些诗人当中，当时跟我交往最密切的是蓝马、杨黎和尚仲敏。那时候，蓝马住在盐市口转轮街，尚仲敏住在水电校（送仙桥），杨黎住在新二村，我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到新二村，站在街边把杨黎从楼上叫下来，然后到附近的茶馆里去泡上半天。

　　新二村的茶馆是成都最普通的茶馆，就是在成都各个小区和小街上都有的那种。一间临街的房间，里面摆上6～9张方桌，每张方桌配上4把竹椅，就成茶馆了。最便宜的茶是一元一碗的三花（三级花茶），最贵的也就是3元一碗的毛峰。泡茶的碗是盖碗，粗糙的土陶。掺茶的器具一般是铜壶，茶馆伙计掺茶的动作很随便。

　　杨黎经常和他的几个中学同学在茶馆下棋。其中一个叫王镜，是他们当中围棋水平最高的。有一段时间，王镜成天泡在茶馆里下赌棋，但似乎并未操练到能够以下赌棋为生的境界，这并不是他技不如人，而是他太老实，不会伪装。就算你是围棋高手，但如果太老实，按自己的真实水平下棋，在茶馆下赌棋也难以为生。因为一旦人们知道你的棋艺出众，就根本不再跟你下棋了，你空有一身棋艺，却无展现的机会。所以，一般以下赌棋为生的人，都要将自己的真实水平巧妙地隐藏起来，还要做点假象给人看。

　　曾经有一个高手，棋力至少在专业二、三段以上，每跟人下棋，不论对方比他弱多少，他总是只赢对方一目半目，让人感觉他每盘棋都赢得很艰难，是侥幸险胜。这样，输棋的人不仅有面子，也觉得自己的水平跟对手相差无几，甚至根本不比对手差，只要专心一点，仔细一点，再下一盘肯定就能赢。于是，每天都有人到茶馆来，和这位隐藏的高手下一盘，再下一盘。当然，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输。输也输得不多，就是一目半子。这样，这位高手始终都不会缺少赢钱的机会。更有意思的是，这位高手在下棋的时候还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喜欢在走出一步棋之后，就会下意识地摇一摇头，叹一下气，好像在后悔自己走了一着坏棋。就是这个习惯性的动作，不知蒙骗了多少人。

　　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一年，一个日本业余围棋代表团来到成都，杀遍成都棋界无敌手，连当时的成都专业棋手都被这些日本老头、老太太砍杀得片甲不留。这位混迹于茶馆的无名高手终于沉不住气了，在一片“蜀中无人”的疑问声中挺身而出，以出人意料的战绩一夜成名，为成都人民乃至中国人民争了光。但是，做了一回英雄，生计却成了问题。你想想，他成名后走进茶馆，还有谁敢和他下赌棋呢？好在有个企业家，成都卷烟厂的老总，也是个围棋爱好者，听说情况后，就将他招进自己的工厂做了一名工会干部。这件事一度在棋迷中传为佳话。

　　1992年夏天，正式定居成都。杨黎、蓝马、吉木狼格、尚仲敏和我一起办了一个广告公司。我们也经常坐茶馆。但这时候坐茶馆主要就不是谈诗了，而是谈广告创意。在茶馆谈业务本来就是成都商界的一个传统，因此，尽管我们有比较舒适度的固定办公地点，但还是喜欢去茶馆跟客户见面。这除了是生活习惯，同时也可能是茶馆更容易给人“平等”的感觉。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甲方还是乙方，一人摆一碗茶在桌子上，谈起话来，谁也别想居高临下。当然，话虽这么说，言谈当中，甲方的底气还是明显表现得要足一些。

　　到现在也是这样，成都人喜欢泡在茶馆里谈生意、说事情、搞社交。比如，你是某公司的老板，有自己聘用的员工及写字间，传真、电脑等办公器材也一应俱全，可你就是不喜欢像个老板一样，端坐在那张大而无当的写字台后面。你每天上午10点或11点过，开车去公司签发几个文件，交待手下人去办一些需要处理的事情，然后就“转台”去了你常去的那个茶坊。你可以在那里或看报，或用手机或者电脑与部下或客户联络。中午的时候，就在茶坊里叫一碗排骨面或红烧牛肉面大快朵颐，然后躺在宽大舒适的藤沙发里睡个午觉。整个下午，要么约客户见见面，在轻松随意的环境下，谈一些在办公室不好谈、谈不了的事情；通过网络联络客户或查阅资料，好一点的茶坊一般都能提供这样的通讯设施和网络。没业务谈的时候，便约三五个朋友，一起打打牌，娱乐一下，让在座的某个人把当天的晚饭钱赢起来，大家再一起去海吃一顿。

　　1994年到1996年，科华北路有一家叫明清茶楼的茶坊。那时我在这茶坊搂上的一家夜总会做事。我昔日写诗的朋友李亚伟、马松等人，由“莽汉诗人”摇身变成了书商，但其“莽汉”习气依然，喜欢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只要一回到成都，必然聚集在明清茶楼，直接将这里当成了他们的起居室、会客厅、编辑部、棋牌之家、爱心小屋和伙食团。一些当年颇有知名度的畅销书籍，就是在这家茶楼里策划、约稿、编排出来的。在后来我的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里面，就有章节将这个茶楼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地；而我的另一个短篇，篇名直接就叫《明清茶楼》。

　　羊西线二环外的“圣淘沙”出现，让成都有了号称“最高档的茶坊”。很多年过去了，我也是只闻其名，却没有机会去消费过，因为知道太贵，不是我这样的收入者所能承受的。我甚至还不太服气，它凭什么就那么贵？直到2001年，南京的朋友韩东来成都，他的一个老朋友也从美国回蓉省亲，请韩东在“圣淘沙”喝茶，我也被邀去作陪，才得以见识这个“成都茶坊老大”的真面目。

　　那天到了“圣淘沙”门口，便有高大、端庄、殷情的门童为我开了车门。从大厅乘电梯到三楼，再从三楼到303包房，一路都受到服务小姐热情、友好、老熟人似地接待。经受一番如此的服务，我当然明白了“圣淘沙”的价格为何不菲了。这样的服务在当时成都的茶坊的确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