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 攀登全记录

　　当我们这支8人登山队从北京起飞，经转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再驱车到达攀登麦金利山的最后一个小镇塔肯拉（Talkeetna）时，已经是当地时间2010年6月8日凌晨4点多了。

　　这个只有一条街道的小镇还保持着迷人的古朴，“Talkeetna”在当地的意思是“河流交汇的地方”。每年4月，阿拉斯加的融雪形成的3条河流在小镇汇集；到了5月，河水会暴涨10倍，形成一条约一公里宽的大河奔向南方。隔着这条河，就能看到在100公里外在阿拉斯加群山的映衬下拔地而起的麦金利山。

　　远离美国本土的广袤的阿拉斯加，有美国第二大国家公园--迪纳利国家公园，而北美第一高峰、海拔6193米的阿拉斯加山脉主峰麦金利山就在公园内。麦金利山靠近北极，常年高寒，海拔1830米以上全是冰雪，并时常伴有每小时160公里的高空风。由于气候恶劣，再加上山势险峻，据统计，自1903年以来，共有4.44万多名登山者尝试攀登麦金利山，其中半数到达山顶，不过也有100多人遇难--其中包括一些世界级探险家，比如日本的植村直己、山田升，以及被称为“登山天才”的美国登山家马科斯·斯特普斯。因此，麦金利山在圈内又被称为“登山家的墓地”，有好事者盘点出“全球十大夺命雪峰”，麦金利山名列第九。

　　攀登麦金利山的黄金季节是5～7月，攀登周期为2～3周。因绝大多数登山者会选择传统路线西坡攀登，为了保护生态和登山者的安全，从2007年开始，公园将每年的登山者人数限制在1500人以内。在全美国，只有6家探险公司具有从事高山向导工作的资格。半年前，我们经联系得知，2010年度美国高山向导的名额已经用完，这就意味着，如果还想继续攀登，就只能依靠自己了。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将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此前，国内虽然已有包括万科王石在内的8个人登顶，但都是在美国探险公司向导的协作下完成的。

　　飞临大本营的小飞机

　　与这个只有800人口的小镇一路之隔的，是一个小型机场，所有攀登者都必须乘坐小飞机，才能抵达登山大本营。我们原本计划10日起飞，但接下来的两天大本营天气不好，飞机一直没能起飞，我们整天在机场待飞，有次甚至将行李都装上去了，但终究还是没能成行。

　　6月12日上午8点50分，天气出奇的好，我们8人终于分乘两架单引擎螺旋桨小飞机起飞。俯瞰着阿拉斯加原生态立体风景，湖泊、草原、白云、群山层次分明，高大的麦金利山巅直入云霄，大地上的一切都那么摄人心魄。

　　只用了半小时，就飞抵海拔2200米的大本营。大本营位于麦金利峰南侧山谷中，山谷坐北朝西，三面环山，呈巨大簸箕状。谷底平整，足有好几百米宽，循山势形成一座由东向西渐渐倾斜的巨大而漫长的雪坡，也成了小飞机的天然跑道。

　　那天，整个营地就像偌大的集市，飞机一架接一架地起落，引擎的轰鸣声响个不停，机场一侧站满了焦急等待、饥肠辘辘的登山客，他们的神情落寞而沮丧，眼神充满渴望。可想而知，这些天来，我们每天在小镇里好吃好喝都等得不耐烦了，何况这些撤下来的人，本来早就身心俱乏，却守在这冰天雪地里，好几天没吃没喝了，实在有些可怜。对于成功登顶和没能登顶的人来说，山下的小镇才是最近、最真实的天堂。

　　直到12天后，当我登顶后下撤，一步一喘地回到大本营，却因为天气原因，来接我们的飞机在营地上空盘旋而不能降落，又眼睁睁地看着它飞走时，我才明白了那些等待的人在期盼和绝望中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越过“伤心岭”，突遇暴风雪

　　对于1992年春末那拨来攀登麦金利山的人来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成了他们的梦魇，两米深的积雪使人寸步难行，200多人被困在山上，最终导致12名登山者遇难。

　　位于北极圈附近的麦金利山，因为纬度高，氧气含量仅有赤道上同等海拔的山峰的一半，而且气候极其复杂，阴睛反复无常，即使艳阳高照，转眼间也可能会有暴风雪突然袭来。

　　我们第一天攀登行程8公里，上升200米，虽然不高，但要上上下下过好几个雪坡。顺着山谷的大雪坡慢慢向西走，不时会看到一架小飞机，贴着雪坡与我们逆向向上滑行。这个大雪坡约有两公里长，名叫“伤心岭”，对这个名字，我当时没有去多想，直到回来的那天，我才终于明白了它背后的悲伤含义。

　　走不多远，忽然看到前面路旁的雪地上插着一面画着黑色骷髅的旗子。虽然多少有些突兀，会给人一些心理上的冲击，既让我们对那不可预知的前方充满新奇感，又隐隐约约地感受到雪山深处有一种大自然的威严，凛然不可侵犯。

　　下了“伤心岭”后向北，穿越一块坐落在更大的山谷的平缓雪地，路线长度超过一公里，然后再折向东行进，最后向北翻越一个大雪坡，我们的一号营地就坐落在大雪坡底部。

　　第一天的攀登用了4小时20分钟，其实路并不难走，可我们每人除了背负自己的食品、装备外，还要用雪橇拖着部分公用物资。队员们以前都没有拖过雪橇，加上雪地松软，一天的行走还是大大消耗了我们的体力，就连体能最强悍的领队，都走得大腿肌肉痉挛了。

　　13日下午，在一号营地看到一支刚从山上撤下来的队伍，那些人满脸疲惫。一问才得知，他们已在山上攀爬了29天。为了等好天气，仅在四号营地就住了14天，最后在离顶峰还有200米之处，因为风雪太大而被迫下撤，铩羽而归。

　　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的距离只有4公里，上升600米，计划4小时到达。那天我们晚上9点才出发，但只走了一会就遇到暴风雪，几米之外就看不到路，前面队友的脚印被风一吹便转瞬即逝，我们的手和脚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鼻涕一流下来就结成冰柱。整个天地一片混沌，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到。暴风的阻力，使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喘好几口粗气。凌晨3点，在离二号营地下方不远的地方，大家再也无力向上攀登了，只得就地扎营。

　　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的攀登同样十分累人。14日那天，队伍在快到海拔2900米的三号营地最后一个大雪坡上，我看到一个队友拖着雪橇，一步步缓慢地向上爬行，他低垂着身体，几乎贴着雪坡，沉重而蹒跚着的脚步，伴随着昏暗的夜色，那姿势看起来像狗一样卑微，几近悲壮。在那一晚光与影氛围的烘托下，我突然感到，有时人正因为这种卑微而变得伟大。在那个傍晚，没有黑夜，雪坡上，只有无畏，只有一颗狮子般勇敢的心。

　　最危险的是6月16日从三号营地到四号营地的攀登。我们出发不久，就遇到刚从山上撤下来的一支队伍。从一个胡子上挂满冰碴的登山者口中得知，前些日子有个比利时队员在攀登时滑坠遇难。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每个人不禁黯然神伤。

　　当队伍快要攀登到一个陡峭的山脊的大风口上，一场暴风雪突然袭来。这场雪不是来自天上，而是被来自山下的风倒灌上来的。风暴如此猛烈，后面的人看着前面的人挣扎在雪坡上，就像腾云驾雾一般。山坡上的雪都被吹起了波痕，甚至结组的绳子也被风横着吹向空中。途中，好几个人都被风吹倒了--这座大雪坡边缘就是无底深渊。要知道，20多天前一个法国登山家就是在这里遇难的。这时风越吹越大，几米之外，已经看不清队友的背影了，无奈之下只能双手拄着登山杖，弯下腰，用弓起的背抵御狂风，用背包抵御彻骨的寒冷。就这样，我们被困在叫做“摩托车山”（motorcycle hill）的另一个更大的风口下，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一步也不敢移动，最后只能在胆颤心惊中一步步回撤到三号营地。17日晚上，我们才最终到达四号营地。

　　目睹高空生死大救援

　　海拔4300米的四号营地位于西坡的南侧山腰上，足有20个足球场大，地势平整，三面靠山，状似盆子，又被称为“盆子营地”。

　　6月18日午时，一条不详的消息在四号营地迅速传开：一位俄国登山者在向顶峰攀登的途中，突发“肺水肿”，生命垂危，此刻正被救助。大家出了帐篷，只见在离营地上方约900米高处的山脊一面几近垂直的崖壁上，有两个蚂蚁大小的黑点，正极其缓慢地向下蠕动。那天中午，时间突然变得凝重，营地里没有人说话，只有一阵阵令人窒息的风死命地吹着……

　　我一直在看着那两个黑点一点点向下蠕动，但在视觉上，那两个黑点却一直像是在永恒地静止着。恰巧，我的MP3里反复播放着一首叫《1942征服天堂》的乐曲，在风中，在近千米高的雪坡映衬和悲壮旋律的伴奏下，他们在雪坡上无助和渺小的样子实在让人悲悯。

　　我回头向营地下方看去，山下的白云一如白色海洋，正无声地拍打着堤岸，宛如一曲安魂的歌。可以这么说，这么多年来，麦金利山应该是我攀爬过的最好看的山了，但雪山上，生命却往往不能承受这样的美。

　　快3个多小时了，已经能看清楚山上发生的一些情形了。那两个小黑点已经下到一个大雪坡的上半部了。那个雪坡很陡，50度都不止，前面躺在雪地里的应该就是俄国人，后面的人似乎是用一根绳子拽着他，以极慢的速度向下滑行。如果后面的人掌握不好，或体力不行，就会滑坠到几百米的山下或冰裂缝中。此时，能够看到四号营地的管理人员向上派出的前后两组救援队伍，正沿着雪坡竭力向上攀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高原性肺水肿”是典型的高山病，是人体对高山缺氧环境适应能力不足而引起的，发病者肺血管内的液体慢慢渗入肺部，随着肺部液体增多，呼吸会越来越困难。要是没得到及时救治，整个肺部会充满积水，人就会窒息而死。高原性肺水肿是攀登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最有效的急救处理方式就是吸氧及降低患者所处的位置高度。

　　迪纳利国家公园有一套完整的雪山紧急救援机制，一旦发生山难或登山者出现伤病情况，这套系统便自行启动。管理人员通过对讲机得知那名俄国登山者的状况后，当即决定立即让五号营地上的一名管理人员护送病人，从“紧急救生通道”下撤。

　　从四号营地到五号营地，海拔上升900米，行程共2.6公里，途中有麦金利山攀登的难点之一“头墙”（head wall），正常的攀登也需要8～10个小时。为了营救方便，公园管理方专门开辟了一条从五号营地直下南壁雪坡到四号营地的线路，也就是“救生通道”。它的起点位于五号营地附近的一块悬崖的平台上。平时，平台放置着两个类似小型集装箱的装置和好几个小箱子以及雪橇等，大小箱子里装着救生装备和药品，比如下降绳索、羽绒睡袋、氧气等。平台边的钢丝吊索可将人直接吊到悬崖下的雪坡上。这条救生通道，比正常的攀登路线省了三分之二的路程。

　　这条通道只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开通，因为潜在的风险实在太大：平台上会有暴风；从平台到悬崖底部的二三十米线路近乎垂直；悬崖根部的雪坡上部极其陡峭，超过60度，容易产生滑坠和遭遇雪崩；在这条线路的中途还有一条巨大的冰裂缝。

　　我们看到，当紧急救援机制这次被激活后，救险人员分3组在不同地点同时行动：第一组的任务是从五号营地护送病人下撤；第二组是从四号营地被派上去的，分为两个梯次：第一梯次是两位救险人员，携带着专门针对肺水肿的紧急救生药品和设备，第二梯次是3位有经验的志愿者组成，负责接应，当他们汇合后，整个救险队共有6名人员，就可以轮流抬送病员下撤了；第三组则是一架直升机，由位于小镇塔卡拉的迪纳利国家公园管理处派出，直飞海拔4300米的四号营地将病员接下山。

　　虽然雪坡上的雪又软又厚，很难走，救险队伍下撤得极其缓慢，但一切都有序地进行着。傍晚7点40分，就在救援队伍刚抵达四号营地不久，一架红色直升机随即到达，将俄国人接下山去。

　　整个营救过程紧张、有序，完全可以作为高山救险教材里的经典案例，结果也堪称完美。入夜，我躺在帐篷里，还在回想那一幕幕场景。我突然开始为日本探险家植村直己惋惜，如果在他攀登的时代也有这样的救援机制，那么他也许此刻正带着孙子在公园散步呢。

　　艰难和痛苦之后，登顶麦金利

　　6月21日早晨，营地上的天气看起来不错，但从“头墙”到五号营地，约有一公里长的山脊上，风扬起的雪有几百米高，像一面猎猎飞舞的大旗，老远就能听到响声。

　　那段山脊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我们在9点20分出发，从营地到“头墙”这段大雪坡，雪很软，攀登起来吃不上力，前面有位队友滑坠了几次。上升300米，1.6公里路程，用了我们3小时20分钟。

　　翻上头墙后，眼前豁然开朗，阿拉斯加山脉大部分山峰已经都低于我们所在的山脊了，白云在我们脚下缥缈。接下来一公里的攀登是在狭窄的山脊上进行，山脊最窄的路线只有20厘米宽，两边都是陡峭的大雪坡或悬崖，但这一段却是整个麦金利山攀登途中风景最美的线段了。我们8个人分成两组，用一根60米的绳子将4个人相互连着结组行走。风如此之大，当我们攀登到五号营地大风口下方50米处时，甚至用冰镐拄着都站不稳。20日，我们曾事先将未来两天在五号营地所用的食品运送到这里，埋在一米深的雪里，并做上标记。可当我们挖取食品时才发现大事不好：高山乌鸦已将我们的食品劫掠一空，只剩下一些破烂的食品袋了。好在我的背包里还备了几包日本的方便米饭，当作所有人的晚餐。

　　如果22日天气不好，再加上没有了食品，我们也只能下撤。要知道五号营地上的天气变化无常，经常都有登山队被困在这里，有时一困就是十几天，进退不得。但我们的运气特别好，那天早上9点出发时，虽然很冷，但无风，阳光依然高照。4公里长，垂直攀登900米的路线很陡，尤其最后一段是在陡峭的雪脊上攀登的，两边都是几百米深的悬崖，说不怕，那是假的，只是因为要登顶的强烈的欲望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内心才变得强大起来。

　　下午5点，当我们终于一步一喘地聚集在北美最高峰那个小小的海拔6193米的山尖时，天竟然纷纷扬扬下起了雪。就像是一场突然降临的幸福，10天攀登途中的所有艰难和痛苦，都化为了那一刻满天飞扬的轻松。

　　回到五号营地已是晚上9点40分了，整整12个多小时的连续攀登和下撤，虽然极度疲惫，但与一天前相比，心情已经迥然不同了。

　　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23日中午，队友们已经从登顶的兴奋中回到了现实，下撤时最危险的路是从五号营地到四号营地之间，所以大家的注意点都集中于不让自己滑坠。由于山势陡峻，行走时脚步的姿势很难有变化，重复磨着相同的部位，因此到达四号营地时，大部分人的脚都起了水泡。但我们归心似箭，只在四号营地短暂休息就继续下撤了。傍晚我们到达三号营地时，开始下雪了。我们拖着沉重的雪橇，在昏暗的雪山上一路下撤，天也变得异常寒冷。雪橇不时侧翻在雪坡上，或急速下滑撞击到自己的小腿，每个人都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凌晨3点，我们终于到达一号营地，雪地里烧了些水，吃了一些食物，就地坐在雪地里打了个盹，5点多，又上路了。

　　这时，我脚底的8个水泡中已经破了好几个，我试图改变双脚走路的姿势，想让受伤的部位少受力；或使劲弯曲10个脚趾，给脚掌底留点空间。但那时，血水已经将溃烂的部位与袜子粘在了一起，每走一步都痛得钻心。行走在幽暗的冰天雪地里，有种行走在炼狱里的感觉：周围那些纵横交错的冰裂缝，我们来的时候还没有，现在全出现了，张着黑黝黝的大口，像随时要吞噬我们似的。即使就照前方的脚印走，也经常会一脚陷入冰裂缝，要费很大劲才能拔出来。但亲人的面容越来越清晰，如流水不止，仿佛在呼唤我回家。正是对亲人的想念，才让人产生了一定要平安回家的念头。

　　走到“伤心岭”时，每个人的水壶都空了，人也累到了一种极限。有时爬着爬着，就心神恍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只是机械地爬着。但那个雪坡实在过于漫长，过于庞大，爬了半天，似乎还在原地踏步一样，那种快要让人崩溃的感觉，真是令人“伤心”到了极点。但这还并非痛苦的终点。

　　6月2 4日早上8点半，当我们终于到达大本营时，却被告之因为气候变暖的原因，原来的机场已不能起降飞机了，还要继续爬到更高处的雪坡上去乘坐飞机。后来，我们将这个雪坡命名为“绝望坡”。

　　终于，我们从这座被称为“登山家的墓地”的雪山中完整地走了出来。这是一座伟大而美丽的山峰，那天傍晚，当我坐在飞机上再次俯瞰它，我看见山体上的冰川退化得非常严重，我不禁开始为人类的命运担忧。我看着群峰，就像看着人类巨大的墓碑，而浮云下的人生如梦，醒或不醒，只在一念之间。

　　上山时，唯有小心，唯有敬畏，下山时，唯有在心里装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