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向阳湖畔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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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8-13 09:25
1969年秋天，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活跃在北京的冰心等诸多文化名人，突然销声匿迹。
那个深秋，沈从文之妻张兆和随《人民文学》编辑部下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若干年前，张兆和曾经在其名篇《湖畔》中写道：“我要走了，到的地方，就是你说的做梦也极生疏的地方，不是天国不是地狱？？”
绿菱红莲，鱼虾鹤鹭。向阳湖位于咸宁市咸安区，原系斧头湖尾端的一个小湖汊，属于古云梦泽。
在张兆和之后，沈从文、冰心、臧克家、郭小川、萧乾、陈翰伯、冯雪峰、张天翼、李季、张光年、严文井、陈白尘、韦君宜？？一大批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及家属约6000多人，都被下放到了向阳湖。
1966年5月7日，“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
两年后，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提出，按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办一个“五七干校”，并于1968年5月7日成立了柳河“五七干校”。这个“新生事物”很快推广至全国。仅中央一级机关开办的“五七干校”就有106所，这其中，就有成立于1969年3月的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6000多名“学员”分三批来到向阳湖畔，被编为5个大队、26个连，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五七战士。
向阳湖的前身，当时还是一片荒凉湖区的咸宁甘棠公社，在遍布全国的“五七”干校中，因为聚集的文化名流最多、文化人知名度更高而颇有特色，成为干校中的“文化名片”。
“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1970年元旦刚过，年逾古稀的冰心和疾病缠身的诗人郭小川一起，远赴鄂南乡村，走之前，军宣队的政委告诫他们：“不要再幻想回北京。”
坐在南下的列车上，冰心因刚刚拔过牙，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她用一顶小草帽遮住了自己的脸。同路的郭小川，因患牙病，也拔过牙。
在武昌下了火车，前来接站的同志笑称两人是“无耻（无齿）之人”，这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咸宁干校总部设在甘棠，建校之初，劳动主要是围湖造田，搞粮油肉蛋“四自给”，同时搞学习与批判。
咸宁人总结干校的劳动规律为：大雨大干，小雨小干，天晴不干，开会批判。
当地农民刘昌林还记得，文人们大热天光着膀子收稻子。“五七战士”的口号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劳动号子一响，无论刮风下雨，都必须下到田里。
“有的人养猪都养出窍门来了，比当地人还好一些。”咸宁人谭辉龙说，文人们还将本地的单季稻改成了双季稻；“文革”后主编《英语世界》的陈羽纶，年近半百，拄着拐杖来到向阳湖，用仅剩的右腿踩缝纫机，为其他学员缝补衣服？？
当年这里沼泽棋布，学员们要时刻提防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很多牛离开牧童，进入沼泽地带，经常陷死泽中，剩下整架牛骨。
咸宁“五七干校”成立后的五年内，被围成农田的湖区，有数万亩之多，在此“学习改造”的红学家周汝昌后来为向阳湖题字：“红楼非梦，向阳无湖”。
文人们最初大多在湖堤上搭建工棚，后来他们开始烧砖，在这个南方乡村建起四合院。
“他们中有曾经在故宫烧琉璃瓦的，烧的红砖质地非常硬，很整齐，有秦砖汉瓦的风格。”谭辉龙说，许多房子建了40多年，依旧不漏雨。
冰心被安排和臧克家、张光年几位年事稍长的先生一起，轮流看守菜地。有人时常看见她坐在田埂上，吆喝着赶鸡。
有一次，冰心为当地群众写了几副对联，这让他们很惊讶：“一个小老太太，居然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剧作家陈白尘做起“鸭倌”，专职在湖里放鸭子。在一场长达两小时的斗争会后，坦然的陈白尘随手拣了根柴棍，刮去鞋底的泥巴，以示无声的抗议。此举被批为“态度极差”，再次遭到叱喝。
对于萧乾来说，向阳湖却成了“避难所”。他曾被抄家，并被罚跪，挂着大牌子挨批斗。到了向阳湖，他再不用担心这些。年过60的萧乾，派活时却总是被充作壮劳力，到了抢收抢种时，也昼夜奋战。体弱多病的他干不了重活，妻子文洁若劝他“细水长流”，却引来反对者的不满，被批为“对党不忠”。
沈从文因患心脏病和高血压，受不了高强度劳动，被调离至向阳湖15公里外的双溪。他平时的工作是挖煤。工作之余他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是手里拿着厚厚的书，就是坐在靠近天井的桌子旁写蝇头小楷。到了吃饭时间，就提着饭盒到区委会食堂，偶尔自己点着炼油炉煮面条。
1971年8月，临别向阳湖时，沈从文发出了“浮沉半世纪，生存亦偶然”的感慨。
他在给萧乾的信中曾写道：“在此种情况下十分从容写了好些诗，可能有几首还像是破个人纪录。”在旧体诗《喜新晴》中，他写道“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西餐、金表、电影
1969年，韩志6岁。他记得，世代以打鱼为生的一家人，迎来了著名文物研究家王世襄。
王在韩家一住就是3年。之前家家户户都点的煤油灯，在这群文人到来后，换成了“葫芦”似的电灯泡。文人们大多是带薪的，他们经常会向当地的老百姓买些鸡蛋、鱼虾，自己开个“小伙”。
在向阳湖菜畦边，王世襄即兴赋诗以明心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王世襄入乡随俗，经常和韩家一起捕鱼，写下《观渔十首寄荃猷并序》，将当时6种主要打鱼方法描绘得惟妙惟肖。
喜欢烹饪的王世襄，给韩家的厨房添了十多瓶调料，还时常给韩家做西餐，西餐摆上桌后，他还手把手教韩志如何用刀叉。
现在，韩志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2005年，从小就听向阳湖故事的韩志的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
装帧艺术家张慈中回忆，当地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从不知电影为何物，他马上回到干校总部，把电影队调过来。架起大屏幕后，一些老人竟穿着寿衣赶来看，“我当时就忍不住流泪了。”张慈中说，文化部的京剧、豫剧名角也纷纷来向阳湖演出。
文人手上的金表，成为了区分他们和农民的主要标志。当时干校流传着许多顺口溜， “五七宝，五七宝，穿的破，吃的好，每人一块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身穿破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杖，三步两跌倒”，等等。
在渐渐熟稔后，“五七战士”与当地百姓从隔膜开始互相信任。刘昌林所在的生产队与“五七战士”会互帮互助，“干校派人帮我们修链条船，我们则帮助他们造田。”
今年73岁的姜冬生是窑嘴的一名老妇人。她回忆说，当年文化部一艘装砖的船沉了，当时正在湖边打鱼的姜冬生和老伴救起了一名落水的文人。为了答谢，文人送给他们5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枚毛泽东像章。选集已经丢失，像章至今还保存着。
郭小川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与许多当地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爱抽烟，经常随手递给老乡一根“新华”牌香烟。
郭小川故居前有一片楠竹林，当初，他就是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楠竹歌》：“青竹如同老兵，楠竹如同少女。纵然做成柴烧，也要煮熟饭食。纵然化为灰烬，也要肥养田地。”在向阳湖，他还写下了《花纹歌》、《欢乐歌》，这三首诗并称为“江南林区三唱”。
在向阳湖畔的那些日子，陈白尘写下《牛棚日记》，张光年有《向阳日记》，臧克家有诗集《忆向阳》。
沈从文身患高血压，却凭记忆整理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60多万字的拓荒之作。画家张广，以水牛为伴，绘出了百余张素描，赢得今日“张广画牛”之名。
中国作协原党组副书记严文井，在干校先后担任副班长、排长、连副指导员，他自嘲在咸宁“连升三级”；著名画家许麟庐在向阳湖先是放鸭，后来改为养猪、放牛，他戏称自己的“官”越做越大。
中华书局一帮学者在干校生活枯燥无聊时，议论谁人“惧内”（怕老婆），并进行排队，自发成立了“惧内协会”（简称“惧协”）。
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五七战士”们仍保持难得的情怀，刻竹筒，编诗选，举办美术摄影展。
随父母下放的孩子被称为“向阳花”，在他们的文章中，向阳湖被描绘成一个童话世界，乡间的萤火虫、蛇等动物，让那个世界充满神奇的力量。
演员陈宝国随父母在1969年来到向阳湖，那段生活给他留下的最深感受就是一个字---饿。他就读的学校紧挨着京广铁路，趴在窗户上看北去的火车，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历史桨橹划出的道道波痕
1974年12月底，咸宁干校被解散，合并于文化部另一所干校---原河北省静海的团泊洼（现属天津）。最后一批文人离开了向阳湖畔。
40年后，远离了文化名人们的向阳湖，仍旧被历史的桨橹划出道道波痕。
“五七干校”现址是咸安向阳湖奶牛场。田里庄稼茁壮，田边的林子里，空气清新。
树林边的一排旧房子中，冰心故居显得有些颓败，这里已经没人居住。倒塌的边屋仅剩一堵泥墙，但墙上仍可依稀分辨出标语的模糊字迹。
故居前，冰心40年前种下的三棵梧桐树粗可盈抱，其中一棵被锯掉一半，但依然活着。
“这里应该树个牌子，让大家能怀念这位‘文坛祖母’。”向阳湖奶牛场党委书记朱其秋觉得，国家应该保护这些文化名人的历史遗迹。
1997 年两会，新闻出版界7位委员联名提案，建议文化部和湖北省重视、支持咸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1998年，咸宁正式立项建设“中国向阳湖文化村”，并着手保护“五七干校”旧址。
原文化部副部长张光年劳作时披戴的蓑衣，原文化部副部长赵辛初养过牛的遗角，冯牧放鸭时穿的棉袄，都静静地摆在文化馆里。目前，文化名人事迹陈列馆已具雏形，馆内以“历史在这里沉思”为主题，展出了大量照片和名人手迹。
2008年11月，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39周年庆典，文洁若等15位学者重游故地。来到萧乾故居时，82岁高龄的文洁若把房子的前前后后看了一遍说：“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当地政府正在考虑投拍一部电视剧；咸宁高中教师朱国斌，在校园传播向阳湖文化，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向阳湖。
“人生的完美，不是在于不摔跤，不栽跟头，不受罚，不遭流放。若能像张老（指张光年）那样：在困境中追求，一生足已。”一位中学生在校园博客上这样留言。
咸宁本地作家陈敬黎正在构思一部小说，叫做《叶在向阳湖》，灵感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下放女干部与当地人相爱，在结婚前夜，女方接到了北京的返城通知，在当地人的坚持下，她含泪回到了京城。
陈敬黎注意到了曾被向阳湖研究者忽略的离别，他也看到了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伤痕。■
……
那个深秋，沈从文之妻张兆和随《人民文学》编辑部下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若干年前，张兆和曾经在其名篇《湖畔》中写道：“我要走了，到的地方，就是你说的做梦也极生疏的地方，不是天国不是地狱？？”
绿菱红莲，鱼虾鹤鹭。向阳湖位于咸宁市咸安区，原系斧头湖尾端的一个小湖汊，属于古云梦泽。
在张兆和之后，沈从文、冰心、臧克家、郭小川、萧乾、陈翰伯、冯雪峰、张天翼、李季、张光年、严文井、陈白尘、韦君宜？？一大批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及家属约6000多人，都被下放到了向阳湖。
1966年5月7日，“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
两年后，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提出，按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办一个“五七干校”，并于1968年5月7日成立了柳河“五七干校”。这个“新生事物”很快推广至全国。仅中央一级机关开办的“五七干校”就有106所，这其中，就有成立于1969年3月的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6000多名“学员”分三批来到向阳湖畔，被编为5个大队、26个连，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五七战士。
向阳湖的前身，当时还是一片荒凉湖区的咸宁甘棠公社，在遍布全国的“五七”干校中，因为聚集的文化名流最多、文化人知名度更高而颇有特色，成为干校中的“文化名片”。
“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1970年元旦刚过，年逾古稀的冰心和疾病缠身的诗人郭小川一起，远赴鄂南乡村，走之前，军宣队的政委告诫他们：“不要再幻想回北京。”
坐在南下的列车上，冰心因刚刚拔过牙，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她用一顶小草帽遮住了自己的脸。同路的郭小川，因患牙病，也拔过牙。
在武昌下了火车，前来接站的同志笑称两人是“无耻（无齿）之人”，这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咸宁干校总部设在甘棠，建校之初，劳动主要是围湖造田，搞粮油肉蛋“四自给”，同时搞学习与批判。
咸宁人总结干校的劳动规律为：大雨大干，小雨小干，天晴不干，开会批判。
当地农民刘昌林还记得，文人们大热天光着膀子收稻子。“五七战士”的口号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劳动号子一响，无论刮风下雨，都必须下到田里。
“有的人养猪都养出窍门来了，比当地人还好一些。”咸宁人谭辉龙说，文人们还将本地的单季稻改成了双季稻；“文革”后主编《英语世界》的陈羽纶，年近半百，拄着拐杖来到向阳湖，用仅剩的右腿踩缝纫机，为其他学员缝补衣服？？
当年这里沼泽棋布，学员们要时刻提防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很多牛离开牧童，进入沼泽地带，经常陷死泽中，剩下整架牛骨。
咸宁“五七干校”成立后的五年内，被围成农田的湖区，有数万亩之多，在此“学习改造”的红学家周汝昌后来为向阳湖题字：“红楼非梦，向阳无湖”。
文人们最初大多在湖堤上搭建工棚，后来他们开始烧砖，在这个南方乡村建起四合院。
“他们中有曾经在故宫烧琉璃瓦的，烧的红砖质地非常硬，很整齐，有秦砖汉瓦的风格。”谭辉龙说，许多房子建了40多年，依旧不漏雨。
冰心被安排和臧克家、张光年几位年事稍长的先生一起，轮流看守菜地。有人时常看见她坐在田埂上，吆喝着赶鸡。
有一次，冰心为当地群众写了几副对联，这让他们很惊讶：“一个小老太太，居然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剧作家陈白尘做起“鸭倌”，专职在湖里放鸭子。在一场长达两小时的斗争会后，坦然的陈白尘随手拣了根柴棍，刮去鞋底的泥巴，以示无声的抗议。此举被批为“态度极差”，再次遭到叱喝。
对于萧乾来说，向阳湖却成了“避难所”。他曾被抄家，并被罚跪，挂着大牌子挨批斗。到了向阳湖，他再不用担心这些。年过60的萧乾，派活时却总是被充作壮劳力，到了抢收抢种时，也昼夜奋战。体弱多病的他干不了重活，妻子文洁若劝他“细水长流”，却引来反对者的不满，被批为“对党不忠”。
沈从文因患心脏病和高血压，受不了高强度劳动，被调离至向阳湖15公里外的双溪。他平时的工作是挖煤。工作之余他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是手里拿着厚厚的书，就是坐在靠近天井的桌子旁写蝇头小楷。到了吃饭时间，就提着饭盒到区委会食堂，偶尔自己点着炼油炉煮面条。
1971年8月，临别向阳湖时，沈从文发出了“浮沉半世纪，生存亦偶然”的感慨。
他在给萧乾的信中曾写道：“在此种情况下十分从容写了好些诗，可能有几首还像是破个人纪录。”在旧体诗《喜新晴》中，他写道“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西餐、金表、电影
1969年，韩志6岁。他记得，世代以打鱼为生的一家人，迎来了著名文物研究家王世襄。
王在韩家一住就是3年。之前家家户户都点的煤油灯，在这群文人到来后，换成了“葫芦”似的电灯泡。文人们大多是带薪的，他们经常会向当地的老百姓买些鸡蛋、鱼虾，自己开个“小伙”。
在向阳湖菜畦边，王世襄即兴赋诗以明心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王世襄入乡随俗，经常和韩家一起捕鱼，写下《观渔十首寄荃猷并序》，将当时6种主要打鱼方法描绘得惟妙惟肖。
喜欢烹饪的王世襄，给韩家的厨房添了十多瓶调料，还时常给韩家做西餐，西餐摆上桌后，他还手把手教韩志如何用刀叉。
现在，韩志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2005年，从小就听向阳湖故事的韩志的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
装帧艺术家张慈中回忆，当地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从不知电影为何物，他马上回到干校总部，把电影队调过来。架起大屏幕后，一些老人竟穿着寿衣赶来看，“我当时就忍不住流泪了。”张慈中说，文化部的京剧、豫剧名角也纷纷来向阳湖演出。
文人手上的金表，成为了区分他们和农民的主要标志。当时干校流传着许多顺口溜， “五七宝，五七宝，穿的破，吃的好，每人一块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身穿破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杖，三步两跌倒”，等等。
在渐渐熟稔后，“五七战士”与当地百姓从隔膜开始互相信任。刘昌林所在的生产队与“五七战士”会互帮互助，“干校派人帮我们修链条船，我们则帮助他们造田。”
今年73岁的姜冬生是窑嘴的一名老妇人。她回忆说，当年文化部一艘装砖的船沉了，当时正在湖边打鱼的姜冬生和老伴救起了一名落水的文人。为了答谢，文人送给他们5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枚毛泽东像章。选集已经丢失，像章至今还保存着。
郭小川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与许多当地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爱抽烟，经常随手递给老乡一根“新华”牌香烟。
郭小川故居前有一片楠竹林，当初，他就是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楠竹歌》：“青竹如同老兵，楠竹如同少女。纵然做成柴烧，也要煮熟饭食。纵然化为灰烬，也要肥养田地。”在向阳湖，他还写下了《花纹歌》、《欢乐歌》，这三首诗并称为“江南林区三唱”。
在向阳湖畔的那些日子，陈白尘写下《牛棚日记》，张光年有《向阳日记》，臧克家有诗集《忆向阳》。
沈从文身患高血压，却凭记忆整理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60多万字的拓荒之作。画家张广，以水牛为伴，绘出了百余张素描，赢得今日“张广画牛”之名。
中国作协原党组副书记严文井，在干校先后担任副班长、排长、连副指导员，他自嘲在咸宁“连升三级”；著名画家许麟庐在向阳湖先是放鸭，后来改为养猪、放牛，他戏称自己的“官”越做越大。
中华书局一帮学者在干校生活枯燥无聊时，议论谁人“惧内”（怕老婆），并进行排队，自发成立了“惧内协会”（简称“惧协”）。
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五七战士”们仍保持难得的情怀，刻竹筒，编诗选，举办美术摄影展。
随父母下放的孩子被称为“向阳花”，在他们的文章中，向阳湖被描绘成一个童话世界，乡间的萤火虫、蛇等动物，让那个世界充满神奇的力量。
演员陈宝国随父母在1969年来到向阳湖，那段生活给他留下的最深感受就是一个字---饿。他就读的学校紧挨着京广铁路，趴在窗户上看北去的火车，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历史桨橹划出的道道波痕
1974年12月底，咸宁干校被解散，合并于文化部另一所干校---原河北省静海的团泊洼（现属天津）。最后一批文人离开了向阳湖畔。
40年后，远离了文化名人们的向阳湖，仍旧被历史的桨橹划出道道波痕。
“五七干校”现址是咸安向阳湖奶牛场。田里庄稼茁壮，田边的林子里，空气清新。
树林边的一排旧房子中，冰心故居显得有些颓败，这里已经没人居住。倒塌的边屋仅剩一堵泥墙，但墙上仍可依稀分辨出标语的模糊字迹。
故居前，冰心40年前种下的三棵梧桐树粗可盈抱，其中一棵被锯掉一半，但依然活着。
“这里应该树个牌子，让大家能怀念这位‘文坛祖母’。”向阳湖奶牛场党委书记朱其秋觉得，国家应该保护这些文化名人的历史遗迹。
1997 年两会，新闻出版界7位委员联名提案，建议文化部和湖北省重视、支持咸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1998年，咸宁正式立项建设“中国向阳湖文化村”，并着手保护“五七干校”旧址。
原文化部副部长张光年劳作时披戴的蓑衣，原文化部副部长赵辛初养过牛的遗角，冯牧放鸭时穿的棉袄，都静静地摆在文化馆里。目前，文化名人事迹陈列馆已具雏形，馆内以“历史在这里沉思”为主题，展出了大量照片和名人手迹。
2008年11月，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39周年庆典，文洁若等15位学者重游故地。来到萧乾故居时，82岁高龄的文洁若把房子的前前后后看了一遍说：“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当地政府正在考虑投拍一部电视剧；咸宁高中教师朱国斌，在校园传播向阳湖文化，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向阳湖。
“人生的完美，不是在于不摔跤，不栽跟头，不受罚，不遭流放。若能像张老（指张光年）那样：在困境中追求，一生足已。”一位中学生在校园博客上这样留言。
咸宁本地作家陈敬黎正在构思一部小说，叫做《叶在向阳湖》，灵感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下放女干部与当地人相爱，在结婚前夜，女方接到了北京的返城通知，在当地人的坚持下，她含泪回到了京城。
陈敬黎注意到了曾被向阳湖研究者忽略的离别，他也看到了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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