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内需的关键在于降低城市化成本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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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8-13 09:52
外需在结构和金融层面的脆弱性已被这次金融泡沫的破裂所彻底暴露。所谓的中国经济靠投资、内需和出口的三驾马车的模式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中国经济结构必须做重大调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提振内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不言而喻。
城市化是中国彻底走出几千年农本社会的主要希望。30年来中国在旧城改造和城市不断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是，要指出的是，城市化固然将已有城市变得更为现代化，但就其本意来说，“城市化”的重点是农村人口，而不是越来越多的高楼、宽街、广场。城市化排斥农村人口的话，绝不算真正的城市化，充其量只是已有城市的自我现代化。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结构的长期调整，中国迫切需要永久性地转移广大农村人口进城定居，使他们分享城市的巨大集聚效应，普遍就业，增加收入，以全面提振内需。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相对农村人均收入来说，以房价和土地利用效率为标志的中国城市化成本远远超出国情。究其原因，在于现行土地制度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
现行土地制度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国情，将适用于本身没有三农问题，更没有大量农村人口急需吸收的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土地批租模式，奉为中国城市化的圭臬。后果是，通过低价征收，高价拍卖，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导致土地出让金的极大化，开发商拿到的土地成本也越来越高，城市化的成本自然水涨船高，完全脱离一般民众，特别是民工的购买力和承租力。
为了保护耕地，中国制定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可是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强迫命令，强迫迁移等扰民手段，以便从农民那里获得城市用地，违反了物业法的有关规定。
上述做法反映了在不允许土地配置市场化的既定体制下，各地政府寻求突破的努力，因而不能一概否定。但是，这些出于无奈，最多只能算作次优的措施，同样使中国无法避免城市化成本越来越高，寻租空间不断扩大，政府的腐败难以根除，城乡群体性事件难以缓解，并且同样具有排斥外地农民进城定居的强烈倾向。
市场经济要求所有要素必须能够自由流动，自由进退，对要素所有者的身份不得歧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口管理松动，农村人口大量进城打工，大多数却无力定居，到了成家年龄，仍得返回老家。主要原因并非户口，而在房价和房租太高。其原因是现行土地制度的某些环节导致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人口的空间分布发生严重的结构性扭曲。
赋予农民在农业内外自由进退的权利
结构性扭曲的事实之一，是由于城市化滞后，以人口的空间集中为前提的服务业难以发展。中国的服务业对总就业的贡献仅为32%，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4个百分点。光这一项便使中国无形中丧失1亿多个城市工作机会。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中国城市化日益偏离市场导向、偏离内生增长路径，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迟迟无法消除，广大农村人口很难分享城市的集聚效应，致使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日益恶化，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严重扭曲。由于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严重偏低，导致劳动力滞留农业，或片面流入制造业。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内需严重不足，过度出口又带来外汇储备积累过速，人民币面临结构性过度升值的风险。这又使中国在隐性失业普遍存在的同时，劳动成本低廉这一主要比较优势正因汇率扭曲而趋于丧失。
造成这些结构性扭曲的制度性原因是，在土地配置上，中国依旧遵循计划经济的思路，城市用地完全由地方政府一手垄断，剥夺了农民个人或集体根据土地的价格信号和机会成本自愿提供城市用地和住房的自由和权利。这种垄断性和行政性土地配置模式之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在解散公社的同时没有废除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之所以用强制性土地集体所有制来称呼目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因为党和政府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集体化的所有文件，都一再声明集体化应该基于自愿原则。
最近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又再次重申农民在探索合作社的新形式时，有进退自由的权利。如果严格遵循这一原则，农民携带土地自由进退于各种土地集体所有制形式，以便寻找新的有效合作形式、乃至单干形式应该是完全合法的。
从历史经验看，赋予农民在农业内外自由进退的权利也是对抗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滥权和低效的唯一良策。农民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仅仅限于农用之时，一旦某块农地有改作非农用地的需要，农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便自动丧失，同时其升值的绝大部分也被剥夺。换言之，农民没有携带土地自由进出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权利。由于身份歧视，农地在土地市场上无法做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迄今为止，已经有数以万亿元的土地财富因为这种制度性歧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部门，加剧了城乡收入差的恶化。
虽然各地政府开始关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开发，但坦白说，政府确实并无足够的财力包揽一切，不然计划经济早就成功了。不可思议的是，无法大包大揽，却又严厉禁止郊区农民以小产权房的形式，自愿地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提供土地和房屋。虽如此，各地的小产权房如野火春风，各地的群居房、群居楼和新的贫民区也在暗中迅速发展。城市的困难群体和全体农村人口如何分享城市的集聚效应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成为今后各级政府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棘手问题。
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当外需强劲的时候，也许有人觉得相对贫困化的农村和农村人口正好可以为世界工厂提供低廉的自然资源和源源不断的劳动。但当外需相对萎缩的长期化日益成为事实的今天，中国经济既面临严重而紧迫的挑战，同样孕育着突破以往经验和路径的机会。
面对金融危机，当我们重新审视过去30年的城市化经验时，其严重的不足之处就变得更为清晰，其不可复制性也变得更为一目了然。如果继续将农村的巨额土地财富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强制性地向城市转移，同时又排斥农民，则城市化的后果必然是城乡收入差的继续扩大，内需继续难以提振。
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处于被迫作重大调整的历史时刻，历史的教训和历史的经验特别值得借鉴。以前上海在人均收入极低的年代里，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迅速崛起，迅速成为东亚经济中心之一的经验特别值得借鉴。如果以每平方公里吸收的农村人口，或以每平方公里创造的就业衡量，当年上海浦西的经验非常符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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