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给作协“断粮”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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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8-13 09:54
“金庸（加入中国作协）是文化做秀，政治做秀。而作协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光彩，给自己贴金。郑渊洁退出是因为作协内部的矛盾。” 2003年声明退出湖南省作协的余开伟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多位于近年退出作协的作家，他们针对当前作协的种种状况以及作协体制改革，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为什么退出作协
郑渊洁毫不讳言：自己退出北京市作协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北京市作协某位负责人的排挤。
“她曾经跟我在一个杂志社的编辑部工作过，上世纪90年代中旬，她和这个杂志社的编辑部一位姓陈的副主任闹矛盾挺厉害，一直闹到把这个人从编辑部给轰走了。在这件事上我觉得那位副主任占理比她多，我比较倾向那个人。”郑渊洁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他与那位现为北京作协某负责人矛盾的根源。
令郑渊洁非常不满的是，2003年9月，北京市作协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郑渊洁当选代表。而此前北京市作协竟然只在网上通知他开会，导致他错过了此次会议。
当年，受到同样待遇的北京作家有两个，一个是郑渊洁，另一个是王朔。
另一个让郑渊洁不能接受的事情是，北京市作协已有9年未与他联系了。
最后，郑渊洁决定退出。
2003年，余开伟退出湖南省作协也曾经引起很大关注。他的遭遇比郑渊洁更离奇。
2000年，在湖南省委召集的一次作家座谈会上，余开伟对省作协内耗严重、争权夺利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第二天晚上，他在家中接到了匿名电话，“我X你娘，小心全家！”20分钟后，又一个电话打进来，仍然是谩骂。这次，余开伟听出对方口音，是湖南省作协的某位负责人，于是回说：“你是XX吧，你要为今天的流氓行为负责！”对方竟然说：“没错，就是我，你敢把我怎样？”
2003年6月，余开伟在退出湖南作协的声明中写道：经过慎重考虑，为了保持作家应有的尊严，抗议腐败气息，我决定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
就在同一年，作家黄鹤逸退出湖南省作协，山西省作协原副主席李锐、张石山辞职，并退出中国作协。
“作协会员证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本子”
加入作协的程序并不复杂。
申请需要写一份志愿书，填一个表格（写明作品发表情况，一般要求有一部作品或作品集），两名作协会员推荐，即可。各地作协常年接受申请，年底审批一次。加入地方作协后，可以申请加入中国作协，程序和要求大致相同。
“很多人找关系加入作协，（作协成员）没作品的占一半以上，一些地方宣传部门的头头也变成作协会员。”余开伟道，“郭敬明明目张胆抄袭别人作品，不道歉，堂皇地变成中国作协会员。作协还有什么标准？”
那么，加入作协有什么“好处”？
“作协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名片上印上作家头衔，抬高身价，更能得到实惠，省作协每年都派作家代表团出国，没有机会出国的，就在国内开研讨会，也像旅游。”余开伟说。
“（作协）开作品研讨会，作家和评论家互相吹捧，拿红包，研讨会变成‘红包会’。作协领导大都很乐意参加这样的会。”余开伟认为，这种现象加剧了中国文学创作的“虚假繁荣”。
会员与作协的关系也是一些退会作家质疑作协的一个方面。
“我加入地方作协20多年，除了定期交会费，收到一本所谓的内部刊物外，好像和湖南省作协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创作也很少得到过他们的指导。”余开伟说。
同样在2003年退出上海作协的作家夏商，在退会声明中说：“本人对自己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的荣誉感已经完全丧失。从现在的会员名单上看，上海作协会员很大数量谈不上真正的作家（常年不创作、入会门槛低、专业作家用赚钱的烂剧本充当创作指标等等），而只是上海作协会员而已。？？我实在看不出作家的创作和作协有什么关系，上海作协会员证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本子罢了。”
“官本位”、“衙门化”
“作协名义上是群众团体，但它却是纳入政府行政体系的准政府组织，中国作协是正部级单位，各省作协则是厅局级，在作协当上领导，就能享受到相应的级别待遇。这些都牵扯到利益再分配。因此就会有人去钻营，腐败滋生。”余开伟说。
李锐当年辞职退会时，在发给记者的公开信中声明，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
“加入作协的作家，就像踏入官场一样。”余开伟说，“在各级作协内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和内耗，出国访问、评奖、出丛书、评一级二级作家职称、推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种事就会引发利益冲突。每次作协领导班子换届，就是一场利益博弈。讨论理事代表名单就是权力和名头的再分配，成为拉帮结派的契机。”
“我理解的作协主席是有一定作品成就的人，没有行政级别。”郑渊洁说，但是他参加的作协主席选举时发现，“可能作协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已经策划好让谁当了，在开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没有差额选举，只有一个候选人。”
“把作协作为一种官僚机构，是对文学的不尊重。”他说。
余开伟认为这种领导选拔方式导致管理混乱，他举了一个例子：按照作协章程，湖南省作协本应在一届期满后，进行换届选举，但直至他退出，湖南省作协近十年都没有开代表大会进行过换届选举。
“连年来，山西省作协换届的时候，就接到上面派过来的人，兼做常务副主席，把作协主席团完全摆在一边。每年换届的时候发展会员，其实，（派过来的人）却并不熟悉工作，真正熟悉情况的人没有一个参与作协的日常工作，理事会完全成了摆样子。换届会几天下来，作协里大部分的人无所事事，很无聊。”张石山在一篇谈到作协换届管理问题的文章中写道，“我也曾经做过一个建议，让那些曾经做过实事，资历、名望都不错的老同志，不当官，不进入常务副主席团，只做组织工作，办点实事，不影响那些当官的人的利益与权力，但还是没有人听。”
“我们这个副主席，成了裱糊门面的，我不愿意替他们裱糊门面了，我不干，所以辞职。”张石山在退会声明中说。
“向小岗村农民学习”
余开伟告诉本刊记者，他宣布退出湖南作协后，受到湖南省某些部门的排挤、刁难，不发表他的文章，同时，他也被看作“异类”。
“本来想以退会来推进作协改革，但是现在来看，问题越来越普遍、严重。”他表示，现在对作协“极端失望”。
“我的退会行动并非仅仅针对湖南省作协腐败的现状，而是对中国现在整个作协体制的质疑和挑战。”余开伟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人可以体谅，但是对这样的机构和体制不能原谅。”
郑渊洁则把作协称作“怪胎”：“这是因为它的财政来源—— 作协用的是国家财政拨款，纳税人的钱。”
据郑渊洁了解，北京市作协一年有200万元的财政拨款。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中国县级以上都有作协，加起来大概有数千个作协，按照平均一个作协一年20万经费计算，“最保守的数字，国家一年有7个亿花在作协上。”
他称作协是“被监督机制遗忘的角落”，“花着纳税人的钱，审计局不审计它，人大代表不监督它。”
“我觉得中国纳税人这每年7个亿花得很冤。”郑渊洁认为，作协改革最直接的做法是“断粮”，“现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都要改成企业，为什么对作协还不‘断粮’呢？”
余开伟则认为，作协应该逐步过渡为真正的民间组织。
“向小岗村农民学习。”而李锐在接受本刊记者关于作协体制改革的采访时，只说了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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