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科研路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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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8-13 09:55
我出生在1948年的北京，母亲说，怀我的时候北京天天炮响，一落地就赶上北京和平解放。
父亲50年代调往天津机床厂做总会计师，全家都跟着搬了过去。父亲是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所以我家读书氛围很好，即便“文革”期间我们弟兄都没有停下读书。
我在三个弟兄中最小。“文革”开始时，我刚上高一。大哥已经从天津大学的化工系毕业，响应全国支援包钢的号召去了内蒙；二哥支边去了新疆兵团11师，后来在乌鲁木齐总锅炉厂工作；我也离家去了外地，1969年插队去了吉林农场。
农场在双辽，靠近四平。到现在我还记得刚走下火车时的情景：眼前茫茫一片大荒野，土地已经半沙漠化，让胸怀理想的我们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就在这土地上种麦子、高粱、大豆、玉米，每天敲钟上工，再听着钟声下工，一天劳动八九个小时。
记得农场有鸡号、猪号，还有一个冷库，专门生产填鸭特供北京，所以我们每年春节回家探亲带回去的都是鸭子。
1971年中央出了政策，要追查迫害知青的案件，实际就是为遭受欺辱的女知青们主持公道。当时我参加了场部专案组，在全农场查出5起事件，我还亲自押送过一个犯错误的农场干部遣返原籍。
70年代部队进驻农场，成立了军管会、军宣队，农场也按照部队建制编排。全场大约有知青1000多人，分为5个营，我是高中文化程度，在营里面做文书。
生活逐渐平淡下来，大家不再热血沸腾，开始有了别的想法：真的一辈子就跟这儿修理地球了？好在出了政策，家里子女都在外地的，可算作“特困”处理。
回城后，我在1974年到天津医用车辆厂工作，做模具钳工，同时开始上夜大。我学习了机械设计、制图等专业知识，一年之后就被厂里调去专搞设计。
恢复高考是给我们这代人的最好机会。1977年高考，我虽然总分过了线，但因数学成绩不理想，没有被录取；1978年又考，如愿考入了天津大学分校，即现在的天津理工大学，学习液压。那时我已经30岁了，在班里年龄最大。第二年我结了婚，第三年有了孩子，那段日子压力很大。几年下来，因为熬夜看书，把台灯纱罩都烤焦了。即便这样困难，我的学习成绩仍然是全优。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天津市机械工业局下属的机床研究所，在设计室工作。那时所里正研制金刚石的穿孔专用机床，我负责其中运动和控制的部分。1985年这个项目在市里获了奖，我是当时同学里第一个出成果的。
我感觉，在整个80年代，国家科研机构都状况良好，无论投资、人员、技术发展都处于全速的爆发期，发展速度和获得的成绩都令人瞩目。我记得，仅1985年一年，我们所一年就出了21项成果，而全所也不过80几个人。
1990年以后，全国实行科技体制改革，此前科研机构由于体制和管理方式与生产脱节，盲目追随国际研究上水平，不考虑现实与生产需求，改革则需要研究成果面向生产和市场。当时许多研究所人员纷纷下海成立公司，比如我们整个设计室就转成天津晶星超硬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与生产直接挂钩。
头两年公司的效益很不错，我们研究开发了成套的人造金刚石加工设备，即利用高温高压将石墨转为金刚石，以做工业用途。比如有些特殊材料加工需要超高硬度，而人造金刚石具有这样的特性，经过加工可用于石材切割、制作模具等等。90年代初，我们的设备在全国同类行业中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
但几年后，由于技术人员缺乏管理企业的经验，市场眼光不好，思路打不开，效益慢慢下滑。
全国的科研公司都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一开始很兴旺，但维持到5年以上的很少。很多观念、模式很难改变。比如，在国外，科技公司是按照其成果在生产中产生的利润按比例收取回报的，但国内技术交易的观念比较模糊，企业只想支付科研人员的人工费用，不管科研成果收益大小。
同时，90年代很少有针对科研的专项基金，只能通过银行贷款，这又增加了研发难度。
1995年，机床研究所要我回去做副所长。当时像我们这样的中小研究所已经没有了国家经费——国家在初期是撒芝麻盐一样平均分配资金，除保证重点项目外，剩余的按人头平分到全市100多个研究所。90年代后，国家开始集中使用科研资金，保障重大科研项目，其他的停发应用型经费，全部采用项目制。
研究所一没有经费，人才流失就很严重，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有的自主创业，有的去外企当白领。我们研究所正式员工80多人，后期技术力量剩余不足一半。
1998年我当了所长，一干就是10年，直到去年退休。我亲自主持设计过“水软发电机定子4米内圆磨床”、“8米立式车铣加工机床”等多项为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的大型设备设计制造。
2000年全国科研研究所转制，只有如标准研究所、计量研究所等公益性质的没有转，其他的都由事业单位变为企业单位。转制前退休的人按照事业编制有三四千块退休金，而像我这样转制后退休的按照企业编，每月只能拿到一两千，少了一半。
这段时间内也曾有机会下海或出国，我也动摇过，但还是对单位有感情，不忍心丢下工作，最终责任心战胜了欲望，一直带领大家支撑到现在。退休后可以做点想做的事情了，与亲戚成立了工业材料方面的一个小公司，目前发展得还好。
如今国家对科研领域实施战略转移，研究力量主要转到高校，这是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方式，此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专门的研究所机制。我的儿子现在在清华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工作，以项目申请基金的方式为主。去年他刚刚申请了一个项目，获得100万元基金，有足够的条件和空间研发。
我们家两代人在不同体制的研究所工作，仿佛见证了国家科研发展的变迁，新一代的科研人员没有以前我们这代人的生存压力，相信会有更大更多的成果出现。■
……
父亲50年代调往天津机床厂做总会计师，全家都跟着搬了过去。父亲是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所以我家读书氛围很好，即便“文革”期间我们弟兄都没有停下读书。
我在三个弟兄中最小。“文革”开始时，我刚上高一。大哥已经从天津大学的化工系毕业，响应全国支援包钢的号召去了内蒙；二哥支边去了新疆兵团11师，后来在乌鲁木齐总锅炉厂工作；我也离家去了外地，1969年插队去了吉林农场。
农场在双辽，靠近四平。到现在我还记得刚走下火车时的情景：眼前茫茫一片大荒野，土地已经半沙漠化，让胸怀理想的我们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就在这土地上种麦子、高粱、大豆、玉米，每天敲钟上工，再听着钟声下工，一天劳动八九个小时。
记得农场有鸡号、猪号，还有一个冷库，专门生产填鸭特供北京，所以我们每年春节回家探亲带回去的都是鸭子。
1971年中央出了政策，要追查迫害知青的案件，实际就是为遭受欺辱的女知青们主持公道。当时我参加了场部专案组，在全农场查出5起事件，我还亲自押送过一个犯错误的农场干部遣返原籍。
70年代部队进驻农场，成立了军管会、军宣队，农场也按照部队建制编排。全场大约有知青1000多人，分为5个营，我是高中文化程度，在营里面做文书。
生活逐渐平淡下来，大家不再热血沸腾，开始有了别的想法：真的一辈子就跟这儿修理地球了？好在出了政策，家里子女都在外地的，可算作“特困”处理。
回城后，我在1974年到天津医用车辆厂工作，做模具钳工，同时开始上夜大。我学习了机械设计、制图等专业知识，一年之后就被厂里调去专搞设计。
恢复高考是给我们这代人的最好机会。1977年高考，我虽然总分过了线，但因数学成绩不理想，没有被录取；1978年又考，如愿考入了天津大学分校，即现在的天津理工大学，学习液压。那时我已经30岁了，在班里年龄最大。第二年我结了婚，第三年有了孩子，那段日子压力很大。几年下来，因为熬夜看书，把台灯纱罩都烤焦了。即便这样困难，我的学习成绩仍然是全优。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天津市机械工业局下属的机床研究所，在设计室工作。那时所里正研制金刚石的穿孔专用机床，我负责其中运动和控制的部分。1985年这个项目在市里获了奖，我是当时同学里第一个出成果的。
我感觉，在整个80年代，国家科研机构都状况良好，无论投资、人员、技术发展都处于全速的爆发期，发展速度和获得的成绩都令人瞩目。我记得，仅1985年一年，我们所一年就出了21项成果，而全所也不过80几个人。
1990年以后，全国实行科技体制改革，此前科研机构由于体制和管理方式与生产脱节，盲目追随国际研究上水平，不考虑现实与生产需求，改革则需要研究成果面向生产和市场。当时许多研究所人员纷纷下海成立公司，比如我们整个设计室就转成天津晶星超硬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与生产直接挂钩。
头两年公司的效益很不错，我们研究开发了成套的人造金刚石加工设备，即利用高温高压将石墨转为金刚石，以做工业用途。比如有些特殊材料加工需要超高硬度，而人造金刚石具有这样的特性，经过加工可用于石材切割、制作模具等等。90年代初，我们的设备在全国同类行业中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
但几年后，由于技术人员缺乏管理企业的经验，市场眼光不好，思路打不开，效益慢慢下滑。
全国的科研公司都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一开始很兴旺，但维持到5年以上的很少。很多观念、模式很难改变。比如，在国外，科技公司是按照其成果在生产中产生的利润按比例收取回报的，但国内技术交易的观念比较模糊，企业只想支付科研人员的人工费用，不管科研成果收益大小。
同时，90年代很少有针对科研的专项基金，只能通过银行贷款，这又增加了研发难度。
1995年，机床研究所要我回去做副所长。当时像我们这样的中小研究所已经没有了国家经费——国家在初期是撒芝麻盐一样平均分配资金，除保证重点项目外，剩余的按人头平分到全市100多个研究所。90年代后，国家开始集中使用科研资金，保障重大科研项目，其他的停发应用型经费，全部采用项目制。
研究所一没有经费，人才流失就很严重，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有的自主创业，有的去外企当白领。我们研究所正式员工80多人，后期技术力量剩余不足一半。
1998年我当了所长，一干就是10年，直到去年退休。我亲自主持设计过“水软发电机定子4米内圆磨床”、“8米立式车铣加工机床”等多项为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的大型设备设计制造。
2000年全国科研研究所转制，只有如标准研究所、计量研究所等公益性质的没有转，其他的都由事业单位变为企业单位。转制前退休的人按照事业编制有三四千块退休金，而像我这样转制后退休的按照企业编，每月只能拿到一两千，少了一半。
这段时间内也曾有机会下海或出国，我也动摇过，但还是对单位有感情，不忍心丢下工作，最终责任心战胜了欲望，一直带领大家支撑到现在。退休后可以做点想做的事情了，与亲戚成立了工业材料方面的一个小公司，目前发展得还好。
如今国家对科研领域实施战略转移，研究力量主要转到高校，这是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方式，此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专门的研究所机制。我的儿子现在在清华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工作，以项目申请基金的方式为主。去年他刚刚申请了一个项目，获得100万元基金，有足够的条件和空间研发。
我们家两代人在不同体制的研究所工作，仿佛见证了国家科研发展的变迁，新一代的科研人员没有以前我们这代人的生存压力，相信会有更大更多的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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