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医药改革的大背景下，虽然国家的政策是鼓励创新，然而对大多数医药企业来说，产品研发依然很难。而维梧创投通过推动中美药企的合作，成为促进中国药企成长的“引擎”。
《投资者报》：对于中国的医疗改革，你是怎么看的？
赵晋：在医疗改革中，国家是鼓励创新的，包括你需要多少人力和资金，国家支持力度很大，同时对于一些中国医药企业来说，短期内也给了他们定价的权力。
不过，具体到中国的大环境，药企创新很难，大部分企业出售的都是仿制药，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
一般来说，要研制一个新的药品，企业需要在人才、实验设备上投入大量资金，药物开发的各个过程都需要建立不同的专业部门，部门内部又需要配备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才。这是一场很艰苦的人才战和心理战，需要投入10亿或20亿的资金，经历一个10年左右的漫长研发周期。这对中国许多医药企业来说，都没有办法承受。
《投资者报》：医药研发周期为何会如此漫长？
赵晋：一款创新药的研究，一般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从科学家的实验室开始，在取得基础的研究成果之后还要经历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等环境，同时，还要取得国家药监局相关审核，最终一套流程下来，差不多10年时间才能够保证对人体没有危害和临床有效性，可以面向市场。
《投资者报》：为何说中国的大环境让企业难以创新？
赵晋：资本市场还不是很成熟，美国的纳斯达克鼓励创新的药企在临床试验，还没有取得销售收入和利润时候，就可以在纳斯达克上市，通过二级市场的融资和再融资能力，为新药的研发和公司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子弹”。但是目前，中国的创业板还做不到这点，毕竟国情不同，风险规避的要求不同。但是我们期待，未来这一情况会随着资本市场的成熟而变化。
通常，研究一款新药，需要数十亿美元。比如，默克2007年与Ariad公司签订了超过10亿美元研发肿瘤治疗新药的协议，其中包含前期费用、里程碑付费和销售分成及专利提供等。
观察中国医药企业，可以看到他们一般都是靠一款或者两三款非常基本的仿制药生存，整体盈利大概为几亿，产品不丰富，风险自然就大。再加上资本市场不成熟，公司很难通过融资，拿出这么大的资本和周期去做研发。
但是如果不做研发，这些企业都会面临成长性问题，因此，我们在投资过程中很容易获得这些企业认可的关键因素，就是我们能够帮他们找到国外的相关药品，给他们的成长提供“引擎”。
《投资者报》：除了成长性，你们会给国内医药企业提供哪些具体帮助？
赵晋：相对于其他行业的投资来说，医药是一个特殊的传统行业，我们这样做也是根据产业特性做出的安排。
简单来看我们是“拿来主义”，而实际上，我们是帮助中国企业解决下一步的成长问题，帮助他们建立基础性的东西，保证他们的成长，同时起到润滑油的作用。这些企业只有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到以后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鼓励中国企业进行研发，帮助他们走出去。比如我们投资的国内一家中医药企业，目前我们正在帮助他们在美国进行二次临床，如果企业自己想在国外进行临床试验的话，是很难的事情，他们自己很难获得美国的资源。
《投资者报》：你们如何帮助中美企业建立合作？
赵晋：从时点上来说，现在是中国企业获取海外资产最好的时候，不过他们如果自己单独出去，很难获取资源，国外企业也不会轻易把自己的核心技术交给中国企业。因此，商务谈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作为这些企业的“共同开发者”，比较容易获得他们的信任，促进谈判的进行。
《投资者报》记者 王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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