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洋顾问”的故事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风能,核电,国有企业
- 发布时间:2011-12-21 13:53
1984年8月，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4个月的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
当时武柴与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纪律涣散、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浪费严重。这种现象令格里希分外忧虑，据说他当时按捺不住，表达出“如果我是厂长，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意思。
这一年，武汉刚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在此前的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国外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明确提出把引进国外智力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格里希的想法引起了武汉官员的注意，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
曾给格里希当翻译的李云中了解到，让格里希当武柴厂长的建议，送到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王群的案前时，他也拿不准。“让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去当社会主义中国国营企业的厂长，这在当时确实有许多不可预料的风险，决策之难是可以想象的。”李云中解释。
当晚，王群给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打了电话，请示关于格里希的任命，得到的答复是大胆去试验。
为改变武柴的“乱象”，年逾花甲的格里希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整顿纪律。
格里希把干部花名册交给门卫，记录每人的进厂时间。那时厂里每天各种会议很多。格里希提出：上班时间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今后未经我的允许，不能随便开会。格里希还注意到，一些干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办公室。他要求干部用90%的时间下车间，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指挥。
让格里希最头疼的还是产品质量问题，一些工人总觉得产品在国内销路不愁，格里希则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国际市场！他随身携带“三件宝”---游标卡尺、吸铁石和白手套。卡尺用来检测零件精度，吸铁石用来检查机器里是否有铁屑，白手套用来检验机器是否清洁。他不止一次对工人说：总装车间应该像医院一样干净，生产的机器要打理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漂亮。一些人对他的观点一时难以接受，他告诉大家，我这样拼命干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家人和孩子！
格里希认为减员才能增效，他力排众议实施结构工资制，按劳取酬。他认为工人收入应该比干部高，因为产品是由工人生产的。
1984年至1986年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间，带来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强大冲击。1986年11月4日，根据协议，格里希到期卸任。
格里希在世时被授予武汉“荣誉市民”称号，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2005年4月17日是格里希逝世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武汉市举行了格里希铜像揭幕仪式，他的儿子伯恩德·格里希出席了仪式。
国务院前总理朱基同志在为《格里希在武柴》一书作序时写道：“我们应该学习他不图安逸，忘我地为武柴工作的奉献精神；学习他从细小而关键的事抓起，说到做到，一抓到底的求实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永不满足，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学习他时时处处精打细算，勤俭办厂的精神。”
在改革开放的启幕的年代，国有企业聘用“洋人”当厂长，成为当时中国引进国外智力的标志性事件，外国人甚至将它作为判断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晴雨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曾经明确指出：格里希先生的工作所产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武汉柴油机厂本身。这位德国老人所留下的精神遗产，远比他在武柴当厂长期间创造的物质财富更为丰厚和宝贵。“洋厂长”的到来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世界，引进和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管理体制、方法和技术，已被历史证明是新中国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
（摘自《人民日报》）
清华第一位洋系主任萨文迪
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第一位洋系主任萨文迪，带领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工业工程系，迅速发展，使得该系连续多年在全国高校100多个工业工程专业中排名第一，消除了人们对聘请外国人当系主任的种种疑虑。
加弗尔·萨文迪（GavrielSalvendy），1938年出生，美国人。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首任系主任。
为了尽快提高教师水平，萨文迪教授邀请国际上著名的学者和教授来给工业工程系的学生上课，系里教师则作为他们的“助教”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萨文迪提出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的教师应该具备的水准，他和每一位教师谈话，帮助教师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指导年轻教师如何做才能很快地和国际前沿研究方向接轨。
萨文迪以其在国际上卓越的影响力，推动清华工业工程系与世界著名大学和世界著名企业合作。2002年清华大学与美国最大的职业安全保险公司---美国利宝互助保险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之后，先后与美国GM公司、英国Rolls-Royce航空发动机公司、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等建立了项目合作关系。2005年，工业工程系与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
为了寻找合适的科研方向，萨文迪甚至来到中国的农村，与中国农民聊天。他走访了中国七八个村庄，看到了中国农民生活的真实状态。
在萨文迪的直接指导下，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按照国际标准建立起人才培养体系，选择国际一流大学教材进行教授，并出版了工业工程专业国际著名大学教材系列，其本科生专业课程全部采用英文原版教材。
由于他对中国大学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2003年萨文迪获得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外国专家“长城友谊奖”，2006年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摘自人民网）
托宾提出“三紧政策”
1985年9月2日，重庆朝天门码头，一群神秘的外国人登上了“巴山号”游轮。他们都带着沉甸甸的公文包，一上船就径直走进船舱。游轮顺江而下，三峡美景近在眼前。然而，“巴山号”的甲板上一直空荡荡的。这群外国人在干什么？
多年以后，谜底才被揭开：走进“巴山号”船舱的，是几十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他们应中国政府之邀，在船上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为中国政府提供经济决策建议。此次会议，就是新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巴山轮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是“巴山轮会议”的与会者之一。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经济顾问、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在会议初期的一次全体会上，托宾拿着中方提供的一张统计表，只看了一眼，就肯定地说：“根据你们给我的这些统计数字？？我断定，你们国家的经济已经过热。”
托宾说：“我、在座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和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尔，我们三人分属不同的学派。从1960年代以来，我们在判断各国的经济状况时，经常发生分歧。但这一次，我们的结论完全一致，中国经济过热，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希望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三紧政策’，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沉吟片刻后，他又说：“我要强调，中国甚至不能采用西方国家常用的‘松紧搭配政策’，那是面临温和通货膨胀时的办法。”
托宾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得到了中国老中青三代经济学者的赞同。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一建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0年4月，近150名美国经济学家发表《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敦促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就有白发苍苍的托宾。
（摘自《环球人物》）
广东省府资深“外脑”布凌格
布凌格教授自2003年起已连续五次当上广东省政府的“外脑”，堪称最资深的洋顾问。在过去的8年中，他所代表的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与广东已经有多项合作，他本人也可称为最了解广东的洋顾问。上届“外脑会”上，广东省政府重点采纳的七项“外脑”建议其中两项“独立式污水处理系统”和“成立标杆分析中心”就是他提的。
弗劳恩霍夫协会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研究机构，MP3数据压缩技术就是它的科研专利。作为该协会的主席，布凌格以创新模式为主题在2011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专题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详述德国决定退出核电后的种种能源替代方案。他一再强调，创新需要容忍和开放的态度，他引用一句赛车手的名言：“如果一切都在掌控之内，只说明你开得不够快。”
布凌格指出，和广东一样，德国也属于能源短缺地区，与广东不同的是，德国已经决定退出核电。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能处理核废料的办法，只能掩埋起来。这其实是把问题留给子孙。”
不采用核电，上哪去找新的替代能源呢？布凌格说，这就需要创新，而且不是一个产品的创新，而是整个系统的创新。这样的创新，靠单个企业是无法完成的。“比如我们自己发明了MP3，但使用MP3的产品却不是德国制造，而是美国的iPod。它不仅使用了我们的技术，还加上了许多服务，这样一个完整的产品才能给消费者带来乐趣。”
布凌格强调，21世纪的创新已不仅是产品，而是“产品服务”的模式，这往往需要很多企业的共同努力。欧洲的中小企业中，成长、盈利最快的10%都与创新伙伴保持密切关系。
“德国决定关闭核电站后，我们怎么办呢？目前最有希望的是风能，在德国北部我们就有试点项目，”布凌格说，他将会与佛山市市长进一步洽谈这方面的问题。
（摘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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