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平等是怎么失去的

　　前19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金融大发展的历史，其所使用的金融工具缺乏认真监管。只要取得预期的效果就会受到褒奖，而不论其手段如何。譬如，将铁路推进到太平洋的金融寡头们通常残酷无情、奢侈浪费、腐败盛行，但他们的确建造了铁路，而且我们到今天还在使用这些铁路。

　　有人曾经估算，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投资家为美国铁路体系付出了三倍以上的资金。尽管事实如此，合众国还是最大的赢家。

　　只要我们还拥有自由的土地，只要人口数量还会突飞猛进地增长，只要我们的工厂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社会就可以让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们畅快淋漓地发挥其才智，不受限制地获得回报。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它可以创造出人们所期望的经济繁荣。

　　在大发展时期，所有人都是机会均等的。政府的事情不是去干涉，而是去扶持工业的发展。征缴关税最初的目的是“使我们处于襁褓中的工业发展壮大”。就在不久前，我的读者当中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铁路有时候是以赠与金钱的形式，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赠与土地的形式得到资助。合众国某些最有价值的油田被馈赠，以扶持一直延伸到西南部的铁路建设融资问题。一支新兴的商业船队得到金钱援助或邮政补贴，以便使我们的蒸汽船可以在七大海域（原文如此——译者注）遨游……

　　我们不需要政府从事商业活动，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的经验所在。这是因为，虽然政府不得投身商业活动同私营企业进行竞争一直是美国的信条，但是，商业热切地要求政府对私营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政府援助却一直是美国的传统。

　　威尔逊的告诫

　　每一个集团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请求政府的保护，它们并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职能不应当是以牺牲其保护所有公民的个人自由与私有财产权这项责任为代价，来放弃对弱小集团的支持。

　　反思历史，我们会发觉，跌宕起伏的大转折的时期出现于世纪之交。那时，我们到达了我们最后的边疆，再也没有自由的土地了，我们的工业兼并变得非常强大，已经无法控制，并且在国家中形成了一个缺乏责任感的权力集团。明察秋毫的人们恐惧地发现了机会将不再均等的危险，日益发展的公司就像古代的封建贵族一样，将会威胁到个人谋生的经济自由。就是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反托拉斯法”诞生了。

　　反对大公司的呼声此起彼伏。西奥多·罗斯福，首位伟大的共和党进步派人士在“讨伐托拉斯”问题上掀起了一场总统运动，讨伐拥有巨额财富的坏人。如果政府具有一项政策的话，它宁愿让时间倒流，以便去摧毁那些规模庞大的托拉斯公司，回归到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小企业的年代去。这是不可能的。西奥多·罗斯福放弃了自己“讨伐托拉斯”的想法，并被迫勾勒出“优秀”托拉斯同“糟糕”托拉斯之间的区别。最高法院提出了著名的“理性法则”。据此，如果其用以获取权力的手段和运用此种权力的方式是理性的，工业权力的集中似乎就是可以接受的。

　　1912年当选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对形势的观察更加清晰。杰斐逊曾经担心政治权力对个人生活的侵害，威尔逊则知晓新兴的权力就是金融权。他看到，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内，广大群众赖以维系其安全和生计的20世纪的“专制暴君”（金融权力），其缺乏责任感与贪婪的本性——如果得不到控制的话——将会使他们食不果腹、贫苦不堪。

　　虽说金融权力在1912年的集中情形远不如今天严重，但这种情形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以至连威尔逊也完全认识到其影响。现在来读一读他的讲话很有意思。今天所谓“激进”的讲话同威尔逊总统的讲话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他说：“没有谁可以否认，努力拼搏的界线已经变得越来越狭窄而尖锐。任何人如果对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状况一无所知，他就不会注意到，如果他没有和那些已然控制了我国工业的人们携手并肩，同仇敌忾地获取更大额的贷款，那么获取此种贷款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所有人都能够注意到，任何人试图在同大型资本联合体的控制下从事的任何生产过程进行竞争，以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发现，他们或者被排挤出局，或者被迫出卖劳动力，并令自己沉溺下去。”

　　如果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威尔逊总统能够花八年时间投身于国内事务而不是国际事务，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可能截然不同。但是，遥远的欧洲的枪炮声轰鸣作响，战事愈演愈烈，这迫使威尔逊总统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他非常清晰地洞察到的问题成为遗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我们任何党派的任何人都不可否认，这应当是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

　　机会均等已经不复存在

　　对当前的形势瞥一眼就能够清晰地看到，我们曾经知道的机会均等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工厂得以建立，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近代史以及简单经济学，也就是你、我以及普通男女都在谈论的那种经济学。

　　我们知道，1929年前的岁月里，我们国家已经完成了一轮大规模的建设和通货膨胀周期。在十年时间里，我们在医治战争创伤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扩张，但实际上扩张的范围远超于此，并且已经超过我们自然和正常的发展规模。在此期间，冷冰冰的经济数据证明，消费者支付价格降低的幅度微不足道，或者没有降低。尽管同样的数据证明，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了，从这个时期获取的公司利润也是丰厚的；但几乎没有份额用于降低价格，消费者被遗忘了；几乎没有份额用于增加工资，工人们被遗忘了；不管怎么说，还是有足够的份额可用来支付利息——但股东也被遗忘了。

　　附带提一下，那个时期的慈善的政府也几乎没有征缴到任何税收。

　　结果怎样呢？大量的过剩资金堆积如山——这是有史以来最触目惊心的场景。这些过剩资金主要流向两个方向：一是流向新兴的、不必要的工厂，现在这些工厂僵直地矗立在那里，被闲置起来；二是直接由公司或者间接地通过银行将它们送入华尔街的金融市场。

　　之后，就出现了崩盘。投资于不必要工厂的过剩资金被闲置，人们失去了工作，购买力干涸了，银行变得惶惶不可终日，并开始追讨贷款。那些有钱人急欲与其脱离干系，避之唯恐不及。信用丧失了，工业停顿了，商业下滑了，失业率上升了。

　　运用你们自己掌握的知识将此种形势转换为人类可以理解的概念，看一看过去三年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让特定的人群感受到其影响的。首先是依赖工业的人群，其次是依赖农业的人群，再次是主要由上述两个人群的成员组成的人群——“小投资者和储户”。记住，前两个人群，即工业人群和农业人群之间可能存在着最强大的联系纽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存款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二者拥有的债券都与第三人群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国家的信贷结构。我们知道这个信贷结构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审视一下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曾经知道的机会均等不复存在了。再来谈谈下一个明显悲剧性的经济问题——机会在哪里？我们必须澄清那个迄今为止一直是我们的救世主的历史概念。

　　我们早已抵达了最后的边疆。事实上，再也没有自由土地了。我们的人口中超过一半的人既不生活在农场，也不生活在田地里，他们无法靠经营自己的财产维持生计。那些被经济机器剥夺了工作机会的人们借以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以西部大草原形式存在的安全阀不复存在了。我们不能再去邀请欧洲移民来分享我们的无限繁荣。现在，我们正让我们的人民过着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

　　我们不断发展的关税制度最终迫使我们通过对这些国家征收报复性关税，在北部关闭了我们的加拿大边疆，在东部关闭了我们的欧洲市场，在南部关闭了我们众多的拉美市场，在西部关闭了我们的大部分太平洋市场。这已经迫使我们众多大型工业机构在关税壁垒之内到这些国家建立工厂。这些工业机构过去曾把其过剩的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这已经使得他们在美国的工厂产能下降，就业机会减少。

　　威尔逊时代以来，商业领域的机会进一步减少了，就好像再也不能自由地建立农场一样。诚然，人们仍旧能够依靠天生的精明和才能去开办小企业，以跟上竞争者的步伐。但是，大公司将各个领域一个接一个地预先予以占领。即使在那些没有引起重大关注的领域，小人物开办企业也是举步维艰。过去30年的无情的统计数据表明，独立商人正在进行一场早已输掉的赛跑。或许他被逼到墙角，或许他不能申请贷款，或许用威尔逊的话说，就像街角的水果店老板告诉你的那样，他是被高度组织化的共同竞争者强迫“出局”的。

　　金融集团不再是服务于国家意愿的奴仆，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最近，有人对美国商业集中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该项研究表明，我们的经济生活被600余个公司掌控着，这些公司控制着美国工业三分之二的份额。1000万小商人则分享剩余的三分之一。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该项研究表明，如果这种集中化进程按照同样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到21世纪末，整个美国工业将控制在12家公司手里，可能仅有100人在管理着这些公司。简单地说，就算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为经济寡头统治的国家，我们也正在稳步地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

　　显然，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对价值观问题进行重新评价。更多工厂的唯一建设者、更多铁路体系的某个创立者、更多公司的某个组织者，这些人很可能既是救星也是威胁。只要这些伟大的工业先行者或金融寡头肯于投资建厂或进行开发，我们就奉送所有的东西，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勘探或者开发自然资源，或者一定要生产更多的产品。头脑更加冷静、作风更加稳健的商业企业应当控制住自然资源和已然在握的工厂；谋求重建消耗我们的过剩产能的海外市场；应对消费能力低下问题，或者说产量与消费量相适应；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与产品；使目前的经济组织为人民谋利益。

　　就像在古代，中央政府首先是一个避难所，其次才是一种威胁一样。现在，在一个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体制内，这些主要的、野心勃勃的金融集团不再是服务于国家意愿的奴仆，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对此，我想作进一步的对比。在18世纪时，全国性政府就变成一个威胁。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就摈弃全国性政府的原则。

　　同样，我们今天也不能因为这些被称为公司的强大经济体的权力容易遭到滥用就摈弃公司的原则。在其他时期，我们通过循序渐进地将过于雄心勃勃的中央政府转变为一个宪政民主制政府来处理这个问题。当前，我们正改变并控制着我们的经济体。

　　如同我所看到的那样，政府在处理其与商业的关系时所担负的任务是协助发展一项经济权利宣言，一种经济宪政秩序。这是商人和政治家们的共同职责。这是一个社会拥有更加持久、更加安定的秩序的最低要求。令人欣慰的是，这个时代表明，创建这样一种秩序不仅是政府的合理政策，而且也是保障我们经济结构的唯一安全线。

　　我们现在知道，如果没有始终如一的繁荣，也就是说，如果购买力不能在我国所有集团间进行恰当的分配，这些经济体就没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哪怕是那些最自私自利的公司，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也愿意看到工资水平得以恢复、失业人士获得救助、农民回归到自己习惯的繁荣水平、确保工人和农民这两个人群持久安定的情形出现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某些明智的工业部门，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费尽周折地在其工业部门内限制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商业团体的行动自由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各地的商人们正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使事务均衡发展的组织，即使从某种程度上讲，该组织可能会在商业氛围之内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的原因所在。

　　崇高的契约

　　我认为，每一个实实在在地进行经济斗争的人——这意味着所有人都不是生来就拥有财富的——通过自身的实践和自己的生活都懂得，我们现在不得不将美国政府的早期观念应用于当前的环境。《独立宣言》从签约的角度探讨了政府问题。政府是一种公平交换的关系——如果我们循着其发展思想的轨迹考察的话，政府必然是一种契约。根据这种契约，统治者被赋予权力，而人民则本着他们应当被赐予某些权利的想法而认可了该项权力。政治家们的任务一直以来就是根据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社会秩序对这些权利进行重新定义。

　　新的形势对政府以及管理政府的人们提出新的要求。契约这个词和共和制一样古老，又同新的经济秩序一样鲜活。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他也有权过上舒服的生活。由于懒惰或犯罪，他可能会被拒绝行使该权利，但一定不要否认他拥有这样的权利。我们的政府正式和非正式地从政治和经济方面，肩负着让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的责任。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财产，这就意味着他有权最大限度地使其劳动所得获得安全保障。在人生的其他阶段，如童年时期、患病期间、老年时期，从事物发展的本质上讲，这些阶段的人们没有劳动能力，而人们无论如何也要承担起这种负担来。在所有关于财产的思想中，这种权利是至高无上的，所有其他财产权必须服从于它。

　　与这项原则相一致，如果我们一定要对投机家、操控经济者乃至金融家们的活动进行限制，我们就必须承认，这种限制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打击而是保护个人主义。

　　这项崇高契约的最后一条是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自由。在上个世纪，我们对这两种自由已经了解很多了。如果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没能从和衷共济、唇亡齿寒的角度来加以保障的话，这两项自由就毫无意义。我们知道，古老的“私人能力权”——阅读的权利、思考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必须全面地加以尊重。我们知道，肆意妄为的自由权剥夺了其他人的基本权利，这种自由权是不受任何契约保护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就是要保障所有人实现正义的均衡性。

　　我们必须这样做，以防因为我们的集体失败而导致大萧条的出现，将我们都吞噬进去。

　　（作者为美国第32任总统。编者有删节）

　　文|【美】富兰克林·D·罗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