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激荡辛亥年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辛亥革命,80后
- 发布时间:2011-12-21 13:58
1905，废除科举，年龄最大的19世纪“80后”25岁，最小的16岁，正是追求立身立业的年纪，从知识结构到价值观，全部都要“系统重装”，经、史、子、集换成声、光、化、电。那么，索性给全社会重装、升级、重启。人生才20年便当此1300年一遇之大变局；以变应变，创出2132年一遇的更大变局---自秦始皇以降的封建帝制被掀个底朝天。
于是，这群年轻人的人生格局出离想象地无限放大。原先，权力的核心像电影《无极》中的皇宫，圆环套圆环，终其几十年的脑力、钻营、熬忍，或可跻身靶心；现在，一帮胡子还未硬的年轻人，风风火火登堂入室，中枢执掌、地方大员、舆论领袖、刺客强人，年轻一代纷纷从崩裂的社会缝隙中生长出来。
这一现象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1911，是“80后”的大年。
首义都是“80后”
辛亥革命不只有“第一枪”，但每个“第一”背后都有“80后”。
1911年9月24日，湖北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席会议定下武昌起义大计，推蒋翊武（1884年，括号内为生年，下同）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1880年）为参谋长，“两武”是起义的第一策划人。
当天，李白贞（1886年）接到了两项任务：赶制国旗；刻制“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大都督之印”。他购买了红、黄、蓝三种色布，按共进会在东京预拟的九角十八星旗图样裁剪粘贴好，交其夫人陈氏缝制；又买回5寸见方紫铜一块，打磨光洁，反写字样，投入42度浓硝酸中侵蚀，文字显形后，再刊刻修整，装上木柄，李的左手拇指被刀划破，染红木柄，索性全涂红漆。第一旗、第一印炮制出炉。
起义日期迫近，从上海采购的武器却姗姗来迟，制造第一弹的任务也交给了李白贞。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检验李白贞制作的炸弹时，因有人在旁边吸烟引起爆炸，俄租界的巡捕循声赶来，孙武的干将李次生（1887年）顺手扯过两面旗子给孙武包扎伤口，背起就逃。起义名册落入巡捕手中。
10月10日，湖广总督瑞下令关闭四城，搜捕革命党人。人人自危，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否在革命党人名册上，因为当时入党没有什么严格的组织程序，比如参加兴中会的方式就极为简单：约好在茶楼喝茶，孙中山来到时，凡起立者即为会员。
这种无边际的恐怖，使所有人陷入“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的境地，毋宁反。早餐时间，工程兵第八营总代表熊秉坤（1885年）集中各队（连）党人代表，悄声说道：“我们的名册已落入敌手，被捕杀头只是早晚的事。与其坐而等死，不如起义造反。”在场代表一致决定，晚间第一次点名后、第二次点名前，即19至21点之间起义。第一次战前动员是熊秉坤完成的。
晚7点前，金兆龙（1889年）、程正瀛（1885年）等人在二排营房中抱枪和衣而卧，值日排长陶启胜斥金兆龙：“你敢造反？”金很激动：“老子就造反，你又如何？”陶命护兵夺枪捕人，金与陶扭打，同时大喊：“今不动手更待何时？”金兆龙成了起义的第一个启动者，程正瀛打响了第一枪——他用枪托向陶的头部猛击下去，开枪打中陶启胜的腰部。
熊秉坤恰好利用当班的机会，巡视营房四处，忽然听到楼上二排传来吆吼之声，忙朝二楼疾奔，正遇到陶带伤往楼下逃，有人又开一枪。顿时，营中人声鼎沸，枪声大作。
熊秉坤在操场上吹响集合警笛，带着起义队伍，直奔楚望台军械库。但是，他官职较低，在楚望台训话，士兵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第八镇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1882年）被拉来推举为总指挥，成为首义第一指挥。
11日中午，革命军占领武昌全城。李次生把他高高举着的那面九角十八星旗插上蛇山之巅，又把所存的第二面旗悬挂在阅马场的湖北省谘议局外，成为辛亥首义第一旗。
李白贞制作的“第一印”不久后也派上了用场。10月17日，黎元洪任命胡鄂公（1884年）为水陆总指挥，向清军进攻。这是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成立以来第一张正式委任状。
辛亥都督，青年治省
武昌起义发生，一时南北景从。焦达峰（1886年）在湖南，马毓宝（1894年）在九江，尹昌衡（1884年）在四川，张凤（1881年）在陕西，阎锡山（1883年）在山西，蔡锷（1882年）在云南，杨荩诚（1880年）在贵州，林述庆（1881年）在镇江，纷起响应。
通过起义向清廷宣布独立的省区有14个，参与了“独立起义”的“80后”有8名，马毓宝甚至还是名“90后”。他们理所当然成为都督。
辛亥都督，既是辛亥革命的产物，又是辛亥时期的特定名称。作为绝版，共有44名。在辛亥年只有20多岁的有12人，30多岁的有20人，40多岁的有6人，50多岁的6人。30岁年龄段及以下的共计32名，占总数的四分之三。而且在文化结构上，无学历的很少，有学历的居多，且几乎都是军事、政法专业出身；政治倾向上，主张革命、赞成共和的占多数。
青年治省，有模有样。
蔡锷带头减薪，正都督原月薪600两，减八成，实给120两；副都督原月薪400两，减七成，亦发120两；其余协都督以下，分别减六、五、三、二成不等，士兵仍照旧额。
蒋翊武更彻底，规定自都督以下各官概支月薪20元，班长12元，士兵10元。有个数据可资对比：南北统一，黎元洪任副总统后，月薪是一万元，是他做都督时月薪的500倍。
军政府中权力结构复杂，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职业革命家，同盟会员的新军军官，同情革命、赞成共和的大清新军军官，与革命党关系密切的会党成员、绿林首领，还有立宪派著名首领，清末的“叛臣逆将”，彼此倾轧，打横炮使斜力者亦不在少数。
会党亦被作为重要的依靠力量，孙中山就曾加入洪门。得天下后，会党邀功请赏来了。以焦达峰在湖南的经历为例，在长沙起义后的短时期内，进出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吃大锅饭，要求安置。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革命党人对于这一段颇有隐晦。
焦达峰回绝了来“跑官”的梅馨，梅馨转投谭延闿门下，谭与之密谋去焦之计。离武昌双十首义仅21天，焦即被害，谭延闿遂得以督湘。
首义领导者中，孙武、蒋翊武、张振武（1877年）经常被并称“三武”，在现实中却合不来。孙武到南京向孙中山跑官不成，到上海拉拢一些失意政客和军人创立“民社”，口号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张振武后来也是“民社”发起人之一，许多言行明显倾向于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后在北京被袁世凯处死。唯蒋翊武立场坚定，权欲淡泊。
这些青年都督任期大都不长，多在两年以内，最短的不过一个月，除马毓宝下落不详外，焦达峰、林述庆死于非命，只有谭延、彭程万、阎锡山等人历经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官居高位。有人评价，他们实际上以做官为业，左右逢源，游离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
青春的血气方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后者更兼具那些“80后”的血气方刚和对革命的浪漫戏剧化想象。
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事件和暗杀图谋此伏彼起，自1900年史坚如（1879年）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开始，至1912年彭家珍（1887年）炸死良弼止，共有50多起。
吴樾（1878年）在他著名的《暗杀时代》里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吴樾在写完《暗杀时代》后不久，即以血肉之躯悲壮地向世人宣告暗杀时代的到来。
辛亥年间鼓吹或躬行暗杀的志士，大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青年知识分子，史坚如牺牲时刚刚21岁，吴樾26岁，彭家珍24岁？？
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曾论及革命党人的几次政治暗杀活动。他说：“其奋不顾身以褫执政之魄者，则有刘思复（1884年）之击李准，吴樾（1878年）之击五大臣，徐锡麟（1873年）之击恩铭，熊成基（1887年）之击载洵，汪精卫（1883年）、黄复生（1883年）等之击摄政王，温生财（1869年）之击孚琦，陈敬岳（1883年）、林冠慈（1883年）之击李准，李沛基（1894年）之击凤山。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然意气所激发，不特敌人为之胆落，亦足使天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矣。”
被孙中山点名赞扬的这十个人中，“80后”就有七人。
清臣端方在一份奏折中分析青年对于暗杀鼓动之所以“一唱百和，如饮狂泉”，原因在于“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而来”。
暗杀志士的“革命情结”催生出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烈士精神”，当然，佛学思想和游侠精神也是某种思想源泉。深为革命青年服膺的章太炎极力推崇佛家中的华严宗与法相宗，认为“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渡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时人亦公开呼唤“游侠魂”，并认为，“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
“霜矛雪戟，雄剑宝刀，折枝之枪，开花之弹”，“80后”们以张良之铁椎，荆轲之匕首，激励同道以实际行动投身于革命洪流。
在辛亥革命前数年，汪精卫和黄复生（1883年）、曾醒（1882年）、方君瑛（1884年）、陈璧君（1891年）等组成了一个暗杀团体。汪精卫这个人说相貌俊美的青年，因暗杀摄政王载沣而闻名天下。
汪与袁的对话
武昌义兵一起，经过一年半牢狱生活的汪精卫，在河南洹上“养疾”隐居两年的袁世凯，几乎同时“复出”。
汪精卫在武昌起义后20多天才走出监狱，他找到同乡、袁的幕僚梁士诒，商讨联袁倒清的可能性。恰好袁世凯也想借南方革命声势逼宫，找到了梁士诒。
汪精卫被邀到北京锡拉胡同（袁家所在地）见袁世凯，成为革命党人和袁打交道的第一人。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
史载袁、汪初次相见，汪伸出右手准备与袁一握，袁却向他深深作了一揖，汪急忙抽出左手还揖。宾主坐谈，相见恨晚，从晚七八时谈至十一二时。
谈到第三夜，汪说：“如须继续谈，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答魏宸组（1885年）。次夜，魏加入了“锵锵三人行”，讨论中国政体，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辞令，袁世凯渐渐不坚持君主，双方相约里应外合，推倒皇帝。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汪找魏见袁世凯，本来是想暗杀袁世凯。胡鄂公在《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记载，1911年11月22日，汪精卫“忽强外交部主事魏宸组同谒世凯”。汪对魏说：“吾将畀汝以炸弹杀世凯于外交部，故使汝先识之。”魏说没有把握，也不想干，并在组织内发起了一场去袁留袁究竟于革命何者有利的讨论。“用袁倒清”是大多数革命领袖的意见，“取消上次炸袁之议”。
汪精卫不动声色地继续着与袁世凯的蜜月期，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不过他太入戏，与袁克定拜为异姓兄弟，相当于认了袁世凯做干爹；调控京津等地革命活动，在南北议和中与袁暗通款曲，劝孙中山放权，使辛亥革命最终走上了政治和平解决的道路。
辛亥时期的汪精卫像个政治演员。暗杀是一种极端的对话机制。出狱后的汪精卫开始改变对话方式。
当年的孙中山也曾寻求与李鸿章的对话。1893年底，还处于革命或改良的犹豫之中的孙中山，投书李鸿章，企图劝说统治者走自行改革之路，并表示愿出国考察农业。但对方回应冷淡，并未晤面。
莫道君行早
辛亥年还有一批二线的“80后”、“90后”，却在日后成为最前线、最成功的“辛”青年，他们是中共早期或第一代领导人。
在湘籍学界的反清浪潮中，毛泽东（1893年）自己说是“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武昌枪响传到长沙，10月22日清晨，毛泽东从学校赶到新军五十标的操坪上，准备向一个朋友借双雨鞋，到武昌参加革命，他听说武汉的街道潮湿。
首义消息传来，正在黄州中学代课的董必武（1886年）立即剪掉脑后的辫子，连夜步行赶赴武昌，担任革命军政府军务部的秘书工作，随即又从武昌奔赴汉口，参加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部队的后勤供应。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上午，詹大悲就阔步走出了监狱（1887年）。下午，与蔡济民（1886年）带兵两连，高举十八星旗，渡江克复汉口。
李六如（1887年）也参加了武昌起义。他更具知名度是在南北和谈时，袁世凯企图拉拢他，授少将衔，但他没有理睬。
参加武昌起义、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还有潘怡如（1881年）、余贲民（1888年）、陶峙岳（1892年）。
1911年10月30日，蔡锷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朱德（1886年）当晚被提拔为连长，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成为起义中的先锋战士之一。
参加重九起义的还有周建屏（1892年），当时是普通一兵，后来参加护国战争，在朱德所在的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任连长。
参加其他各地辛亥革命，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还有吴仲禧（1895年）、张曙时（1884年）、杨殷（1892年）、钱来苏（1884年）、王绍鏊（1888年）、史可轩（1890）、续范亭（1893年）等。
周鲠生（1889年）、李四光（1889年）、余亚农（1887年）、许德珩（1890年）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在经过漫长的岁月淘洗后，也分别在1956年、1958年、1959年和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辛亥年，许多青年还在探索中。毛泽东觉得在那支新军中找不到实现理想和抱负的途径，遂决定离开新军，去学校读书。他看到肥皂学校的广告，觉得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可以富国富民”，打算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看到法政学堂的广告，便做着“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的梦；后来，看到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觉得“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
青年毛泽东渐由改良向革命转变。10年后，当他站在南湖红船之上，心境已然不同。
刘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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