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迷的迷思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宋教仁,立宪运动,辛亥革命
- 发布时间:2011-12-21 14:08
留日期间，他的主要学习兴趣在法政方面。第一次进书店，买的就是法律书籍，一本是《婚姻进化》，另一本是《法律上之结婚》。时年22岁的宋教仁，已婚六年，他爱上了东洋女子，而且是两位，至少在日记里能找到蛛丝马迹：一个是处过一段时间的女友永井德子，另一个名叫西村千代子。结果都无疾而终。从日记看，是意志战胜了情感。
宋教仁的语言天赋相当了得。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就能胜任翻译工作。在1906年到1907年的这段时间里，宋教仁翻译了一些书籍，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概要》、《美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德国官制》、《国际私法讲义》等（当时日文中有大量中文词汇，不像现在那么多的片假名，因而工作量会相对轻一些）。这些活动虽谈不上研究有多么的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宪法和法律认识方面的基础。
当时，国内立宪运动已然酝酿到高潮期。以1905年11月五大臣出洋考察为界，前期处在练新军、兴实业、建学堂、派留学、废科举为主的器物层面，后期过渡到以政体改革为主的制度层面，包括设立谘议局、资政院，推行地方自治，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做准备，即“预备立宪”期。
国内因立宪运动的开展而对法政方面书籍的需求可谓饥渴，宋教仁所翻译的这些书大体上属于法政丛编类的约稿，稿费能拿到每千字一元三角（后涨为一元五角）。宋教仁一度因翻译书稿太勤，导致精神衰弱，住进医院。
宋教仁译书不是要为清廷提供参考，他是一个“不爱朝廷的爱国者”。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是黄兴。
来吧，来吧，相约1903
1903年，一个无甚大事的年份，有几次不起眼的革命小串联。这一年，29岁的黄兴认识了21岁的宋教仁、23岁的谭延闿、19岁的蒋翊武。
根据革命路线图，推翻帝制后，应立即换频，进入建设阶段，政治建设是题中应有之意，仿佛民主立国、共和建国等已毕其功于一役，选举、集会、结社自然而然就能生根发芽。
宋教仁认为，只要把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搬来，中国的政治就会走上正轨。他对政党政治几乎到了痴迷地步。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很多人为宋未能众望所归地担任内务总长而抱屈，他却不以为意。
“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
建设时期，黄兴的政治主张是实业建国、教育兴国、政党治国，认为民权主义出路在于政党治国。同盟会内部对政权的组织形式存在分歧。孙中山等多数人支持总统制，宋教仁则主张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辞职后，黄兴转而支持宋教仁的内阁制。
1912年8月，在孙中山、黄兴的支持下，宋教仁主持了解散同盟会并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的工作，以图在之后的国会选举中实现真正的政党内阁。蒋翊武坚定地支持宋教仁的主张，将自己亲手缔造的文学社并入同盟会。
长于看风向的谭延闿，采取了一系列紧跟黄兴的步骤。加入了国民党，参与了国民党在湘一切活动，取得了国会、省、县议员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90%以上的比例数当选。谭还被选举为国民党湖南支部支部长。
10月，黄兴布衣返乡，谭延闿组织了七八万人的欢迎队伍，舢板鸣礼炮21响。黄、谭并辔入城，一路走过的长沙德润门后被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黄在长沙停留一月有余，谭宴请无虚日，款待无微不至，组织召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欢迎会数十次，每会必恭请黄演讲。
在组党工作完成的间隙，宋教仁亦于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接踵黄兴回到家乡。到桃源后，已是民国闻人的他步行回家，宅了一月，再次告别，全身心地投入到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他这一走，就没再回头。
国民党在选举中赢得了空前的胜利。1913年3月22日，就在宋教仁准备从上海火车站北上之时，一颗罪恶的带毒子弹泯灭了他年轻的生命。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一个32岁的年轻人出任泱泱大国的总理，固然不可想象，但在百年前却差点成为现实。
夏天枯草堆上的蘑菇
武昌起义一下成功，令不少刚从沉睡中惊醒的人们目瞪口呆。他们来不及思索，急迫地寻找一个政党作为“避难所”。顾颉刚说：“每人都觉得必须参加一个组织，来作社会活动的资本。”于是，各式新旧人物，各种政治集团，剪掉发辫，粉墨登场。
辛亥革命后短短的几个月中，政党好像夏天枯草堆上的蘑菇，一阵暴雨过后，一个晚上都冒了出来。据统计，从1911年到1913年间，号称为党、团会的新兴团体有682个，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共有312个。
入党手续像办超市会员卡一样便捷，填一张入会书，缴两三元会费，即发襟章一个。满城尽带党襟章，行人胸前襟章挂着十个八个，缎绸的也有，洋布的也有，铜银的也有，五光十色。好像身上没有襟章，就是不时髦、不爱国，甚至会被认为反对共和。一名70多岁的老太，拖着五岁左右的孩童，身上都挂了襟章去开会。
从中央到地方，选战打得花样百出。例如桂林，民主党在发选票时，附送一券，上写凭券发米粉若干碗，如未使用或使用未完的数量，得按值换取现金；在复选中，包下酒楼妓馆，派出武装团丁，分别在各县来桂林的路口设卡拦截，拉到招待所内，再发请帖，饮酒进餐、招妓赌博。国民党的对策则是将计就计，花你的钱，不投你票。
袁世凯称帝闹剧收场，国会恢复，大大小小的党一下子又都活跃起来。到了五四运动之后，小党林立，党员极少，几乎连名称也不像一个党了，“乐园”、“头发党”、“石附马三号”、“西河沿一百八十二号”等等千奇百怪的所谓党派共生。这些小党几乎毫无政治主张，目的全在于招蜂引蝶，引诱某大党收购，以便在该大党选举获胜时分享半杯残羹。
只烹小鲜而不治国
后辛亥时代的中国，政党之多之杂，堪称世界政党史上的奇观，同时也是世界上制宪活动最频繁、所制宪法和宪法草案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
但，除了说明旺盛燃烧的是“民主的虚火”之外，其他还能说明什么呢？
宪法有了，很快就被虚文化；议会建起来了，很快被边缘化；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却都依旧全能化；真正掌控国家实际权力的，几乎都是拥有最强军事实力的军绅政权。
当时的革命党人并不都是“三民主义”者。有的是“二民主义”者，认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革命就算成功；有的是“一民主义”者，认为只要推翻清王朝，就是胜利了。他们虽标政党之名，终不能脱朋党之实；老百姓还是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
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家帕特南在考察了意大利近20年的地方民主化历程后说，要使民主运转起来是需要“启动资金”的---意指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
革命者要面对的不仅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乡民，古代东方文明所产生的傲慢，庞大的政治体系的反应迟钝，还有建共和国、民族救亡，这使辛亥革命严重“超载”。
革命只是完成了一场社会整容，渗透力远远没有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更深层次。皇冠落地、皇权绊倒，社会却不擅长急刹，披上另一件外衣继续轰隆隆地前行；与此同时，“革命”这辆没有倒挡的列车亦轰鸣上路了。
在以“宋案”为起点的“二次革命”中，蒋翊武果断地从议会政治的迷梦中抽身，武力讨袁；谭延闿对袁对孙皆阳奉阴违，李烈钧、林虎、谭人凤、蒋翊武、程子楷、陈强、周震麟、唐蟒、程潜等，都是经湘或由湘出走的，在他眼皮底下开了一条大逃亡的黄金通道。
无意、无力对抗残酷现实，知其不可就不为，“立宪派”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1917年黯然离开政治舞台，转向学术文化。革命在谭延闿眼中成了请客吃饭，只烹小鲜而不治国，终将湘菜发扬光大。
一百年后，宋教仁的塑像站在上海闸北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和他的墓园同样寂寞。另一项作为革命者遗产的湘菜，红火盛于当年。
无论如何，当列车行进至100年前的那个时点，它所抵达之处，已然将封建王朝的断壁残垣抛在了身后。这个站点，由此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王专制制度终结的历史坐标，并不可逆转地成为开辟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起点。
进步的革命岂有倒挡。孙中山在那个时刻为唤醒民众争取民族独立、谋求国家振兴的强烈愿望，做出了历史贡献，中华民族的大觉醒、思想大解放，于此发端。中华民族要改变自身命运的期盼是留给后人的不息动力。
辛亥革命开了一个大大的题，也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未完成式。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苦苦求索，谁人领航？辛亥革命十年之后，这片土地上出现的那个年轻政党，便成为某种历史的必然。由此，这趟列车开始了探索中国道路的更为复杂、更为艰辛、更为伟大的走向复兴的旅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100年前的这场革命，可视作中国近现代史宏大篇章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伟大“逗号”。
（作家金满楼对本专题有贡献，特此鸣谢。）
刘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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