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广生：入世促进中国改革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对外贸易,石广生,世贸
- 发布时间:2011-12-21 14:20
原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党组书记石广生，被称为“中国入世谈判中签字最多的人”。10年前，以他为团长、龙永图等为副团长的谈判代表团，终于在多哈为中国推开了世贸之门。
入世并非终点。令人记忆犹新的是，石广生在中国入世决定通过后，仍以中文、英语和法语三种语言进行大会发言，再次阐述了中国对加入世贸组织和启动新一轮多边谈判的立场观点。这也预示了，入世之后中国所面对的巨大挑战。
“入世10年来，中国成功应对了各种挑战，取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世界也因此而受益。如果要我总结当年的启示和经验，我认为中央对于复关和入世的形势分析、作出的决策以及对时机的把握始终是正确的，这是中国入世成功的关键因素。”石广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在此次专访中，石广生也从他的视角，阐述了对于入世得失的看法。
启动复关谈判是历史的选择
《瞭望东方周刊》：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是1947年签订的，中国为何到1986年才提交正式申请，要加入这样一个重要的多边国际贸易协定？
石广生：这是由当时中国形势决定的。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文革”还未结束，中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关贸总协定的成员主要是富国成员。加之中国对国际组织了解不深等因素，中国自我决定，不申请、不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到了1980年，“文革”已经结束。中央决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开始谋划经济发展，其中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打开大门，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因为中国建设急缺外汇。同时，企业要生产，劳动力要就业，产品要找出路，出路之一就是出口。关贸总协定是主导国际贸易的组织和协定，于是中国开始对它进行研究和调查，逐渐认识到关贸总协定很重要。
1983年1月，国务院作出决定，申请复关。又经过3年的具体准备，1986年7月10日向关贸总协定正式提出复关申请。中央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也是不失时机的。如果没有这个决定，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谈判。
事情发展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解决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的重大认识问题。同年，中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复关谈判立即进入了新阶段。
1995年，关贸转为世贸组织，入世谈判也有了新进展。中央为了加快发展对外经济，如外贸、引资、走出去等方面，同时也以此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所以在1999年作出决定，加快世贸组织谈判。这无疑又是十分重要且及时的。
同时，中央还制定了许多重要的谈判方针和政策。如，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权利和义务必须平衡；永久解决中美相互最惠国待遇；谈判方针是不急不躁、水到渠成等。这些决定对排除谈判中的各种国际国内干扰、坚定谈判信心、掌握谈判斗争策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在国际上，对中国复关是什么态度？
石广生：经济全球化是个重大因素。世界各国的资源、市场、资金、人力等发展要素在加速融合。各国包括发达国家想要只依靠自己快速发展、解决国内问题已经不可能。所以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世贸组织也需要中国。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也在变化。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的主要操盘手是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它们主导制定规则，市场要服从它们的利益，贸易不平等、处理争端不公平等现象长期存在。但在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力量在迅速壮大，出现了“金砖国家”等，它们迫切要求进一步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以非常支持和渴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入世谈判促进了改革开放
《瞭望东方周刊》：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运行还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如何让市场经济的西方世界接受我们？
石广生：1992年以前的复关谈判，关贸总协定主要审查中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涉外经济体制。中国当时的汇率是双轨制，外贸权是国家统一经营，价格以国家制定为主，出口有补贴，等等。由于对外谈判的形势和需要，迫使国内必须加速改革，于是我们选择时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汇率并轨了；外贸体制也做出了重大改革，权力下放，放宽经营权，授权生产企业做外贸；出口企业分期实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取消出口补贴；价格也在逐步放开，企业自主定价等。
反过来，国内的各项改革又大大促进了谈判进展。审查初期碰到的这些问题，我们的改革促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客观上加快了谈判进展。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关贸总协定谈判立刻结束了对中国长达7年的体制审查。因为要想加入必须是市场经济国家，以前我们是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外国人听不懂，也不明白。
后来加入世贸组织8年的谈判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每深入一步，入世谈判就进展一步，反过来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参与过谈判的人员，感受十分深刻。所以说，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才有条件加入世贸组织，入世谈判也确实起到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方面如何应对这样的谈判，比如有什么样的原则？
石广生：在谈判中，我们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实现双赢的原则。首先，谈判的各方必须平等。任何一方都不能强行让对方接受不可能接受的内容，我们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始终坚定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能同意的坚决不同意，应该得到的必须得到，否则宁可不加入世贸组织。
比如，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解决美国长期拒绝给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必须坚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必须坚持加入世贸组织要确保中国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一些具体问题包括，电讯必须经过中国的关口局、当时坚决不放开A股市场、人寿保险合资外方股比例不能超过50%等等。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会这样问，谈判中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吗？
石广生：对。世界上的任何谈判要想达成协议，都必须有相互妥协与让步。我们在谈判中对发展中国家尽量照顾和满足。对发达国家要严格区分谈判内容，对那些不损害我们核心利益、我们可以承受或者受些损失还能承担的内容，可以做出让步，但即使这样也要相互让步。
比如说，我们在纺织品条款、特保条款、反倾销条款就是做了让步的，但坚持了“日落条款”（即到期自动作废，纺织品条款2008年到期已作废，反倾销条款加入之日后15年、特保条款加入之日后12年失效），拒绝了谈判方使其永久化的无理要求。再比如，我们曾要求到2008年再实现汽车关税25%，对方要求2005年，最终达成协议是2006年7月1日等。
所以，对中国入世协议和承诺，世界上普遍反映内容是合适的，是双赢甚至多赢的。而10年的实践也证明了，中国的承诺认真履行了，那些让步中国也承受住了。中国受益，世界同样受益。
入世总体上利大于弊
《瞭望东方周刊》：在入世这个问题上，国内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从入世之前一直延续到现在。怎么看这10年来中国的得与失？
石广生：中国入世10年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确实是有利有弊的，但总体上利大于弊。对中国最大的利是，入世促使中国经济更快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深化。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至2010年货物出口年均增长22%，规模扩大4.9倍；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由4.3%提高到10.4%，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1位。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也稳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10年突破1000亿美元。“走出去”步伐也明显加快，截至2010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000亿美元。对外开放拉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1万亿增至2010年的40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0%，世界排名第2位，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此外，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也基本形成。
这些变化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这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弊端方面呢？
石广生：我认为，最集中的弊就是国家要让市场，企业要拼竞争，政府要改管理。但这些弊也可以理解为挑战。因为我们让市场，主要是为了换取其他成员的市场，企业拼竞争是为了做大做强，政府改管理就是改变经济管理模式，这些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经之路。
10年的历程证明了，我们应对得很好，中国让出了一部分市场，但整体市场反而扩大了。2001年到2010年国内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37595亿元扩大到154554亿元。再看中国企业，200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才11家，今天已经有54家了，并且还在增加。与此同时，我们的产业结构优化了，产品档次和质量也大大提高了。
当然，入世后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也会给国内经济带来风险。比如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就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今后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我们应该认真面对的。
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
《瞭望东方周刊》：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最近表示，美欧已将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要求我国履行加入承诺、开放市场的重要战略手段。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石广生：对此，我们必须明确地告诉它们，中国履行入世的承诺做得最好，这是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公认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个大潮，既能使你快速发展，也能使你受到冲击甚至“触礁”。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资源相对贫乏，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落后，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多数企业的竞争力不强，政府的管理方式也需要改革。
另外，国际经济贸易秩序还是不合理不公正，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状况仍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还是会不时遭到不公平待遇，贸易和经济摩擦会不断，这会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规则和运用规则的能力还是不足，尽管中国入世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善。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制度的权利增加了，而且像“金砖国家”还进入了核心决策圈，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力量还是不强，参与的经验和能力明显不足。比如多哈回合谈判就由于大国的政治经济因素，谈判进展艰难，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入世后中国最重要的国际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的挑战到底是什么？
石广生：其实10年前启动这场谈判已经相当困难，10年后路程更加困难，至今还看不到协议全面达成的可能。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久拖不决，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是成员多、议题广、内容复杂。这是60年来最为复杂的全球贸易谈判，涉及议题广泛，涵盖96%的全球贸易，市场开放目标和力度超出以往任何一轮谈判，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两到三倍。要在153个成员达成共识非常困难。
其次，新兴经济体力量壮大，正在谋求更大的话语权，但过去由美欧说了算的局面还是不能得到彻底改变，双方僵持不下。根本原因还是美国既不愿意做出应有的贡献，又不愿意放弃原有的地位，只想把责任推给中国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众所周知，西方主要经济大国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困难重重，保护主义造成很大压力，使谈判更加复杂化。我估计，多哈回合谈判还得有几年的“冬眠期”。
总之，10年前中国入世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的一件大事。10年后的今天，实践证明中国做对了，世界也做对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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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并非终点。令人记忆犹新的是，石广生在中国入世决定通过后，仍以中文、英语和法语三种语言进行大会发言，再次阐述了中国对加入世贸组织和启动新一轮多边谈判的立场观点。这也预示了，入世之后中国所面对的巨大挑战。
“入世10年来，中国成功应对了各种挑战，取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世界也因此而受益。如果要我总结当年的启示和经验，我认为中央对于复关和入世的形势分析、作出的决策以及对时机的把握始终是正确的，这是中国入世成功的关键因素。”石广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在此次专访中，石广生也从他的视角，阐述了对于入世得失的看法。
启动复关谈判是历史的选择
《瞭望东方周刊》：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是1947年签订的，中国为何到1986年才提交正式申请，要加入这样一个重要的多边国际贸易协定？
石广生：这是由当时中国形势决定的。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文革”还未结束，中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关贸总协定的成员主要是富国成员。加之中国对国际组织了解不深等因素，中国自我决定，不申请、不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到了1980年，“文革”已经结束。中央决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开始谋划经济发展，其中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打开大门，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因为中国建设急缺外汇。同时，企业要生产，劳动力要就业，产品要找出路，出路之一就是出口。关贸总协定是主导国际贸易的组织和协定，于是中国开始对它进行研究和调查，逐渐认识到关贸总协定很重要。
1983年1月，国务院作出决定，申请复关。又经过3年的具体准备，1986年7月10日向关贸总协定正式提出复关申请。中央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也是不失时机的。如果没有这个决定，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谈判。
事情发展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解决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的重大认识问题。同年，中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复关谈判立即进入了新阶段。
1995年，关贸转为世贸组织，入世谈判也有了新进展。中央为了加快发展对外经济，如外贸、引资、走出去等方面，同时也以此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所以在1999年作出决定，加快世贸组织谈判。这无疑又是十分重要且及时的。
同时，中央还制定了许多重要的谈判方针和政策。如，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权利和义务必须平衡；永久解决中美相互最惠国待遇；谈判方针是不急不躁、水到渠成等。这些决定对排除谈判中的各种国际国内干扰、坚定谈判信心、掌握谈判斗争策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在国际上，对中国复关是什么态度？
石广生：经济全球化是个重大因素。世界各国的资源、市场、资金、人力等发展要素在加速融合。各国包括发达国家想要只依靠自己快速发展、解决国内问题已经不可能。所以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世贸组织也需要中国。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也在变化。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的主要操盘手是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它们主导制定规则，市场要服从它们的利益，贸易不平等、处理争端不公平等现象长期存在。但在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力量在迅速壮大，出现了“金砖国家”等，它们迫切要求进一步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以非常支持和渴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入世谈判促进了改革开放
《瞭望东方周刊》：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运行还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如何让市场经济的西方世界接受我们？
石广生：1992年以前的复关谈判，关贸总协定主要审查中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涉外经济体制。中国当时的汇率是双轨制，外贸权是国家统一经营，价格以国家制定为主，出口有补贴，等等。由于对外谈判的形势和需要，迫使国内必须加速改革，于是我们选择时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汇率并轨了；外贸体制也做出了重大改革，权力下放，放宽经营权，授权生产企业做外贸；出口企业分期实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取消出口补贴；价格也在逐步放开，企业自主定价等。
反过来，国内的各项改革又大大促进了谈判进展。审查初期碰到的这些问题，我们的改革促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客观上加快了谈判进展。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关贸总协定谈判立刻结束了对中国长达7年的体制审查。因为要想加入必须是市场经济国家，以前我们是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外国人听不懂，也不明白。
后来加入世贸组织8年的谈判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每深入一步，入世谈判就进展一步，反过来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参与过谈判的人员，感受十分深刻。所以说，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才有条件加入世贸组织，入世谈判也确实起到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方面如何应对这样的谈判，比如有什么样的原则？
石广生：在谈判中，我们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实现双赢的原则。首先，谈判的各方必须平等。任何一方都不能强行让对方接受不可能接受的内容，我们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始终坚定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能同意的坚决不同意，应该得到的必须得到，否则宁可不加入世贸组织。
比如，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解决美国长期拒绝给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必须坚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必须坚持加入世贸组织要确保中国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一些具体问题包括，电讯必须经过中国的关口局、当时坚决不放开A股市场、人寿保险合资外方股比例不能超过50%等等。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会这样问，谈判中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吗？
石广生：对。世界上的任何谈判要想达成协议，都必须有相互妥协与让步。我们在谈判中对发展中国家尽量照顾和满足。对发达国家要严格区分谈判内容，对那些不损害我们核心利益、我们可以承受或者受些损失还能承担的内容，可以做出让步，但即使这样也要相互让步。
比如说，我们在纺织品条款、特保条款、反倾销条款就是做了让步的，但坚持了“日落条款”（即到期自动作废，纺织品条款2008年到期已作废，反倾销条款加入之日后15年、特保条款加入之日后12年失效），拒绝了谈判方使其永久化的无理要求。再比如，我们曾要求到2008年再实现汽车关税25%，对方要求2005年，最终达成协议是2006年7月1日等。
所以，对中国入世协议和承诺，世界上普遍反映内容是合适的，是双赢甚至多赢的。而10年的实践也证明了，中国的承诺认真履行了，那些让步中国也承受住了。中国受益，世界同样受益。
入世总体上利大于弊
《瞭望东方周刊》：在入世这个问题上，国内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从入世之前一直延续到现在。怎么看这10年来中国的得与失？
石广生：中国入世10年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确实是有利有弊的，但总体上利大于弊。对中国最大的利是，入世促使中国经济更快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深化。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至2010年货物出口年均增长22%，规模扩大4.9倍；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由4.3%提高到10.4%，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1位。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也稳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10年突破1000亿美元。“走出去”步伐也明显加快，截至2010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000亿美元。对外开放拉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1万亿增至2010年的40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0%，世界排名第2位，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此外，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也基本形成。
这些变化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这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弊端方面呢？
石广生：我认为，最集中的弊就是国家要让市场，企业要拼竞争，政府要改管理。但这些弊也可以理解为挑战。因为我们让市场，主要是为了换取其他成员的市场，企业拼竞争是为了做大做强，政府改管理就是改变经济管理模式，这些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经之路。
10年的历程证明了，我们应对得很好，中国让出了一部分市场，但整体市场反而扩大了。2001年到2010年国内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37595亿元扩大到154554亿元。再看中国企业，200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才11家，今天已经有54家了，并且还在增加。与此同时，我们的产业结构优化了，产品档次和质量也大大提高了。
当然，入世后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也会给国内经济带来风险。比如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就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今后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我们应该认真面对的。
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
《瞭望东方周刊》：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最近表示，美欧已将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要求我国履行加入承诺、开放市场的重要战略手段。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石广生：对此，我们必须明确地告诉它们，中国履行入世的承诺做得最好，这是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公认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个大潮，既能使你快速发展，也能使你受到冲击甚至“触礁”。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资源相对贫乏，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落后，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多数企业的竞争力不强，政府的管理方式也需要改革。
另外，国际经济贸易秩序还是不合理不公正，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状况仍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还是会不时遭到不公平待遇，贸易和经济摩擦会不断，这会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规则和运用规则的能力还是不足，尽管中国入世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善。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制度的权利增加了，而且像“金砖国家”还进入了核心决策圈，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力量还是不强，参与的经验和能力明显不足。比如多哈回合谈判就由于大国的政治经济因素，谈判进展艰难，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入世后中国最重要的国际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的挑战到底是什么？
石广生：其实10年前启动这场谈判已经相当困难，10年后路程更加困难，至今还看不到协议全面达成的可能。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久拖不决，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是成员多、议题广、内容复杂。这是60年来最为复杂的全球贸易谈判，涉及议题广泛，涵盖96%的全球贸易，市场开放目标和力度超出以往任何一轮谈判，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两到三倍。要在153个成员达成共识非常困难。
其次，新兴经济体力量壮大，正在谋求更大的话语权，但过去由美欧说了算的局面还是不能得到彻底改变，双方僵持不下。根本原因还是美国既不愿意做出应有的贡献，又不愿意放弃原有的地位，只想把责任推给中国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众所周知，西方主要经济大国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困难重重，保护主义造成很大压力，使谈判更加复杂化。我估计，多哈回合谈判还得有几年的“冬眠期”。
总之，10年前中国入世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的一件大事。10年后的今天，实践证明中国做对了，世界也做对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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