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进化三百年

  “辛”青年

  把那场宏大浩瀚的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统治和近现代史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中加以审视解读,就可以全面准确客观地发现和评价出它的历史意义。

  观察,可以从不同视角切入。然而,可以发现,视角可能不同,但它的主角确是相同的:青年。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如历史学者杨天石所说,“领导者实际上是一批青年学生”。

  各国向近代史迈进的步履不尽相同,却有一支共同的青年先锋队。“德之倡统一也以学生,俄之除奸卢也以学生,澳大利亚之逐梅特涅也以学生,意大利之御法师也以学生。日本维新之初,亦有西乡之鹿儿岛学校,板垣之士佐同志社奔走扬榷其间。”因此,“国之脱荒暴于文明,奠屯艰于盘石者,靡不有学生。”

  20世纪的头一个年代,具体点说,1901-1909年,是青年期现象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急剧扩大时期。

  晚清曾有过废科举、办新学、促留学的“新政”。当时的青年学生,“不管是进入中学,或是进入高等专门学堂;不管是进入文学堂,或是进入武学堂;不管是在文化界中参加报馆、学会、图书馆、教育会或其他团体;不管是在军队方面到新军中应征入伍,或是进陆军小学,进陆军测绘学堂等等,没有一个人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

  一百年前,处在求学期、择业期、择偶期的19世纪的“80后”,似乎一下子没了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突然是拥有了无数种可能。学堂和新军营,成为政权攻守双方争夺的高地。清廷想培养接班人,打个防守反击,却被革命党彻底抬营。

  20世纪以前,在中国,青年并未明确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他们的群体利益常常淹没在社会大潮之中。在1919年工人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轮次登场的政治力量可以按阶级划分,也可以按年龄划分。

  19世纪的“50后”有实权,“60后”有主义,“70后”、“80后”有热血。

  有意抛洒热血、无处安放青春,是那个历史阶段青年人的共同苦闷,身边小事便很容易地被大处着眼。孙中山归国途经中国关卡,亲身体验了官吏的刁难和勒索;而在港期间,他见到当地市街整齐,建筑宏美,社会进步,与故乡情形迥异,自念两地相距仅五十余里,何以成为两个世界?

  曾组织领导太原辛亥起义的同盟会员、“80后”阎锡山赴日本,“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

  最基层小吏都会改变一个年轻人对国家的观感和信心,而那个老大的清帝国却每天都在树立自己的敌人。

  在辛亥首义之前,大潮奔涌,青年之心已在积蓄动能。邹容(1885年生)的《革命军》、陈天华(1875年生)的《警世钟》、《猛回头》,将革命与民主共和的思想播散。这两名同以青葱年华殒身于1905年的青年,虽未躬逢辛亥大年,却为一代“辛”青年奠定了基调。

  事实上,当时的清廷“掌管”着国家权力中枢的也有一群“80后”,以载沣三兄弟为代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对于改革,他们并不那么的迟疑。清廷颁布推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范围之广、力度之强,远远超过洋务运动。但其改革的目的是以立宪换取万世一系,满清皇族江山永固。这就大大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清廷的一切努力都已无济于事。外忧内患、积贫积弱,八国联军的枪炮早已告知国人,落后必定挨打,弱国必无外交。封建统治、君主专制制度走到了尽头。

  27岁的汪精卫刺杀27岁的载沣,22岁的熊成基刺杀23岁的载洵,“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驱逐了“三载”(载沣、载洵、载涛)。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天道。制度的衰败,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一群19世纪的“80后”青年领导的武昌起义的胜利,敲响了清王朝覆亡的丧钟。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被掀翻了,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画上了句号。

  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重要进步成果的民族民主革命,让1911成为一个标志的年号,它昭示着中华民族的觉醒:要解放、要独立、要强盛、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无数“辛”青年“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毅然担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

  武昌首义当天,参加首义的战士曾经在晚上仰望星空。一位战士问另一位战士:“那颗将星是不是‘孙文星’?”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对历史规律的认知。

  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个阶段,那一代意气风发的“辛”青年,也有一些迷失于诸多新概念的“票面价值”,高高兴兴地用新瓶装了旧酒。

  “自由”成为被滥用的时代锐词,假“自由”之名,“有评花品者,有嗜烟聚赌者,规语之,则抗言日‘我自由’;禁抑之,则反唇相讥日‘压制我自由’;浸假而借口细故,挟众同类,一行震天撼地之风波,犹曰‘我争自由’。”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的一些“有为青年”多逛妓院,每天混迹于八大胡同,“你叫四个姑娘,我叫八个姑娘”,颇令孙中山痛心。

  仰“辛”青年之侠风,亦需摒弃其流气。

  “振兴中华、民族复兴”,在辛亥革命后的第10年,一个全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她成了孙中山未竟大业的最好继承者。

  1949,一个更具时代和制度意义的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向世人宣告的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而且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彻底,并使之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领导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共产党的创始人,也大都是年轻人。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之前,中国共产党刚刚总结完90年发展历程的经验,其中有一条就是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说过,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

  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章开沅提出,要做好辛亥革命“三个一百年”研究:辛亥革命是前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百年蕴于千载的工业革命后;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巨变;进入第三个“一百年”后,世界是个什么世界?人类文明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掌握今后人类文明的命运?

  第一个一百年,“青年”的历史角色轮廓渐显。第二个一百年,青年有过选择、坚持、献身,因巅峰体验而亢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曾经惘然,慨叹“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第三个一百年,青年当如何?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和希望。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党的创始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从青年时代就满腔热血参加了党,决心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

  一场辛亥,起码管三百年。三百年后,“孙文星”将被远景镜头推至历史深处。青年的眼光,既要仰望星空,更会注目前路。

  “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世纪之问穿透黑暗的时光隧道,叩问着向第三个辛亥百年进化的青年。

  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坚定理想信念,增长知识本领,锤炼品德意志,矢志奋斗拼搏,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情展现人生价值,让青春在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建功立业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这,正是中国人民对中国青年寄予的厚望。

  刘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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