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环境

　　从2010年至2012年，“空气污染”已经连续三年排在“小康环境调查榜”的首位，今年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三成（26.0%）受访者对所在城市总体环境给予“好”评，这一数字比去年下降了10.4%；63.0%的受访者感觉所遭受的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危害“比较大”。

　　中国的空气污染到底有多严重？PM2.5真是人人避而远之的“空气杀手”吗？

　　“目前，您觉得正在受到哪些环境污染的威胁？”从2010年至2012年，“空气污染”已经连续三年排在“小康环境调查榜”的首位。2010年，84.3%的受访者感觉正受到“空气污染”的威胁；2011年，82.6%的受访者感觉正受到“空气污染”的威胁；今年，选择“空气污染”的受访者占比虽下降到了82.0%，但仍达到八成。

　　2012年4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公众进行调查。调查显示，仅26.0%的受访者对所在城市总体环境给予好评，63.0%的受访者感觉所遭受的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危害“比较大”。但是，在各级政府和广大公众的共同努力下，2011～2012年度中国生态小康指数仍比上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45.1%的受访者认为和去年相比，今年中国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58.1%的受访者相信未来五年生态环境“会有所改善”，还有8.5%的受访者相信未来五年的生态环境“会有很大改善”。

　　但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还需要继续“转变思路”，68.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仍存在着“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只有不到三成（26.0%）受访者对所在城市总体环境给予“好”评，这一数字比去年下降了10.4%；63.0%的受访者感觉所遭受的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危害“比较大”，22.9%的受访者感觉所遭受的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危害“非常大”。

　　八成受访者正遭受空气污染威胁

　　过半受访者支持分步实现PM2.5监测；仅有8%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没听说过PM2.5”

　　“从遥远的太空俯视地球，或许我们无法看清中国的长城，但是却可以将这个国家的空气污染尽收眼底。”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特尔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根据卫星数据对中国各省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进行研究后，所发出的感慨。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博士生、2012年环境绩效指标项目负责人徐安琪在《从太空看中国空气污染全景》一文中称，“尽管这些卫星数据还不尽完美，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借此对过去十年里中国全境PM2.5污染物地表浓度年平均值进行初步估算。”

　　去年11月，国家环保部就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向社会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的最大调整是将PM2.5、臭氧（8小时浓度）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并收紧了PM10、氮氧化物等标准限值，提高了监测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今年3月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发布，虽然增设了PM2.5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浓度限值，但将PM2.5日均浓度值定为75微克/立方米，“新标准”并未对PM2.5的日均浓度限值提出更严的要求，而是与世界“最低标准”相接。即便如此，按照新的标准衡量，全国还是会有2/3的城市达不到要求，“2/3的城市不能达标，并不意味着这些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恶化，而是因为我们的标准加严、提高了。”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发布会上说。

　　“空气质量确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直接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背着很‘重’的气。”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研究与交流部主任胡勘平说，“让老百姓呼吸到干净的空气，应该是环境保护的最主要目标之一。”

　　对于全国将分为几步实现PM2.5监测的情况，56.5%的受访者表示“理解并支持”，同时也有多达40.8%的受访者呼吁“PM2.5监测应该马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现在，我们这里的PM2.5浓度是53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可吸入颗粒物。”4月末的一天中午，在深圳，付艳艳边摆弄着手机，边对《小康》记者说，“自从珠三角率先公布PM2.5监测数据后，我和身边的朋友们都患上了强迫症，每天都要用专门下载到手机上的‘全国天气监测’软件看看深圳的污染情况，看看自己的周围到底有多少看不见的‘杀手’。”

　　《小康》调查显示，PM2.5这个昔日里环保、气象专家工作中常用到的专业名词，如今已经变身为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热门词汇，仅有8%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没听说过PM2.5”。

　　七成受访者把“空气不良”归罪为“尾气污染”

　　“私家车”排在“公众出行方式”第三位

　　4年前，昆明女孩付艳艳第一次来到梦想中能赚大钱的发达城市深圳，可她没几天便失望了，经常性的灰霾天气让她的心情感到低落，“车水马龙，是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看惯了繁华之后，站在熟悉的街道上，我便常常想，自己的肺又承载了多少有害气体啊。”付艳艳坦言，“大运会之前，深圳为改善环境做出了不少努力，现在深圳的空气质量虽然也会时好时坏，但感觉比以前好多了。”最近几天，在从报纸上看到“深圳原定于2015年淘汰全市高污染黄标车的时间，或将提前至今年底”的消息后，她感到非常开心，“如果再不限制黄标车，恐怕空气质量还会回到大运会前的水平。”

　　车辆太多，在当下已经成为了普遍存在的一种“城市病”。“您认为您所在的这座城市，对空气质量造成不良影响最为严重的方面有哪些？”《小康》调查显示，72.7%的受访者把原因归结为“车辆太多造成汽车尾气污染”。

　　现在正受到公众普遍关注的PM2.5，也主要来自于机动车尾气。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唐孝炎曾率队调查，基本摸清大气中大量富集的颗粒物的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来自自然，二是来自人类活动，而对空气污染而言，后者是重点。在她看来，空气中PM2.5浓度主要来源于机动车尾气尘、燃油尘等。以深圳市为例，PM2.5浓度的主要源类依次是：机动车尾气尘、燃油尘、硫酸盐、餐饮油烟尘、建筑水泥尘、煤烟尘和硝酸盐。

　　日本东京还曾因为PM2.5引发过官司，1999年，居住在东京国道沿线的633位哮喘等呼吸道疾病患者将地方政府和汽车企业告上法庭，他们认为“汽车尾气”是导致他们患病的“罪魁祸首”。

　　2012年4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史蒂夫·因和史蒂文·巴雷特发表报告说，他们研究英国空气质量后发现，道路交通污染每年造成近5000人死亡，超过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两倍还多。英国广播公司(BBC)4月17日说，“提到空气污染，人们首先会想到冒着黑烟的大烟囱，但实际上，工业和电力污染的杀伤力不及汽车尾气。”

　　汽车尾气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已成为世界难题。而在当下中国，最难的问题还不是如何治理汽车尾气污染，而是机动车数量飙升、开车出行的人越来越多。

　　《小康》调查显示，在公众的主要出行方式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公交车”，占比33.3%；列第二位的是“自行车”，占比18.4%；“私家车”也跻身三甲，占比14.1%；选择“公车”的则占了一成，位列第五。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倡导“少开汽车、绿色出行”，但在这方面，并没有过多的强制，最重要的是每位公民发自内心的身体力行。但《小康》调查显示的却是一喜一忧的结果，“喜”的是考虑到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的需要，76.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会优先选择购买油电混合动力型汽车”；“忧”的是“少开汽车”并没有进入“中国人愿意身体力行的十项绿色行动”排行榜，只有32.2%的受访者愿意“少开汽车”。

　　对水体质量给予好评者不到三成

　　七成受访者正遭受水污染，比去年提高了6.5个百分点；半数受访者对日常生活用水的水体质量评价“一般”

　　“水污染”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在2010年至2012年稳稳占据着“目前，您觉得正在受到哪些环境污染的威胁？”这个“小康榜”的前三位，2010年排第二，2011年排第三，今年又重新回到“老二”的位置上，71.8%的受访者感觉目前正受到水污染的威胁，比2011年有同样感受的人又增加了6.5个百分点。

　　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看来，“水污染最终会涉及到资源短缺的问题。在中国，‘南脏北干’，水量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同时存在。水污染的问题非常严重，并且对于人的健康影响非常大。”

　　在相对干燥的北方，北京人胡勘平最担忧的也是水的问题，“我一直在关注北京这些年人均水资源的变化情况。据我了解，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大概只有100立方米左右，只相当于全球标准的二十几分之一，全国水平的八分之一。比全国、全球的水资源量都差得很远。北京所拥有的水资源已经是比较少了，还正处于一个不断减少的趋势。”

　　北京市的水资源存在诸多问题，从市民的主观角度来看，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创建于1994年、前身是国家统计局咨询中心咨询处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在2010年发布了一个“首都市民对北京市水资源现状的认知”报告，结果显示水质污染严重和地下水严重超采是当前首都水资源面临的主要问题。

　　曾供职于北京市环保局，长期研究北京水资源问题的王建和水资源学者周晨把北京缺水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二是不当工业化；三是不合理的治理致使“水死”；四是人口的飞速增长。

　　据王建、周晨分析，上世纪50年代至70 年代，北京从一座消费型城市演变为生产城市，片面强调城市工农业全面发展，几十年间耗水型的工业不断上马，北京相继建成冶金、发电、化工、机械、纺织、造纸等工业园区。工业企业及工业区在对水资源掠夺性索取的同时，环保理念的缺失也使城市河道遭受重度污染。“例如，北京区域内凡是自西向东流向通州的河流，全被用作排污河道，从南向北依次为，凉水河、通惠河、西坝河、清河。此后，北京面临愈来愈严重的水源短缺和城市水环境质量下降。”

　　“其实，和很多地方相比，北京市的水体质量还算是不错的，尤其是生活用水方面，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的人喝不到干净的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学者说。

　　《小康》调查显示，50.2%的受访者对日常生活用水的水体质量评价“一般”；对日常生活用水的水体质量给予“好”评者不到三成。在今年3月2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吴晓青透露说，“现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已经完成，但我们又启动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这也是继空气标准修订后又一个大的环境质量标准的提高工程。

　　六成受访者认为应“加大对污染制造者的惩罚力度”

　　68.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仍存在着“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

　　两成受访者感觉当地政府在环保方面“不给力”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有哪些？”《小康》调查显示，排在首位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还存在”（68.4%）。

　　“确实有很多地方还是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有个别地方的领导人过分地强调经济增长，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在胡勘平看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发展方式、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的问题。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过程中，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最大的环境压力，我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使得资源和环境负担沉重，代价巨大。这不但成为国内发展的最大约束条件，也使得我国日益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因此，绿色发展将成为必然。

　　“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小康》调查显示，61.7%的受访者认为应“加大对污染制造者的惩罚力度”。

　　在处罚力度方面，中国一直存在着“风声大、雨点小”的状况，2010年7月，紫金矿业位于福建上杭县的紫金山金铜矿因暴雨发生污水渗漏，紫金矿业隐瞒9天后方才发布公告，事故造成汀江严重污染，这一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直到去年年初，紫金矿业接到人民币3000万元的罚单，这也打破了中国环境污染处罚的纪录。

　　除了“加大对污染制造者的惩罚力度”之外，公众认为，要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还应该“把环保工作和官员的政绩挂钩”、“大力发展与环保相关的科学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对污染企业进行引导，鼓励产业升级”、“加大教育，普及公民的环保意识”。2010年9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决定对11个市、92个省直部门(单位)进行年度目标责任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考核“三合一”，改革后的山西官员政绩考核加重了民生和环保的砝码。

　　今年年初，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文件的意见》，提出今后有关环境质量的指标，都将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各级政府领导干部的职务升降，取决于负责区域的各项环保指标。

　　尽管各级政府都在下大力气加强环境保护工作，但《小康》调查显示，仍有两成受访者感觉当地政府在环保方面“不给力”，在“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长远目标的当下，“放下GDP”、“让老百姓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或将成为地方政府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最佳选择。

　　文/《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鄂璠

　　（《小康》记者苏枫、谭畅，实习记者李珺、李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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