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问题是事关中国能否强盛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尤其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的时候,来审视在海洋问题上遇到的各种技术等难以解决的问题加以理论研讨和解决,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重视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以及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之外,今天我想特别强调海洋文化与海洋战略。海洋文化涉及国家与民族的海洋意识、海洋观念以及对外关系原则。
对海洋文化的重视不仅要体现在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还体现在整个国家与民族对海洋权益、海洋诉求等迫切性的建立培养上。
首先,我们应该关注中国的海洋文化,应该建立一个正确的海洋文化。这是事关全民族生存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大事,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什么样的海洋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海洋意识、海洋理念。有了这样的意识和理念就决定了你的行为模式,最后你的行为就决定了你的强弱成败。
曾经,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所乘海船已达到万吨之巨,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强盛的海洋实力,到鸦片战争时,中国在海洋上一败涂地。
读读马汉的《海权论》,再对比世界历史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明代郑和下西洋看似强盛的背后,其实整个国家和民族对海洋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认识。对海洋的探求并没有跟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很遗憾的是,正是这种缺乏对海洋重要性认识的文化,即使有远抵非洲强大的郑和下西洋船队也只能成为一个满足皇帝私欲的孤立事件。
从历史看,中国败从海上开始败。甚至在清末时期,国力如此贫弱,左宗棠在新疆抚敌平叛尚能取得胜绩,海上反倒被几艘英国过来的战舰打得落花流水。接下来中日甲午战争时,历史资料表明,当时北洋水师的军力配置并不差,但还是输给了日本。背后固然有体制、腐败等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当时国家的决策层面和民众海洋意识不强,对海洋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因此,历史上种种教训表明:在海洋问题上必须重建我们的海洋文化,确立我们新的海洋战略。
我们固有的海洋文化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是对它的重要性认识还远远不够。从经济到资源,再到立体型开发等这些重要性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海洋文化的认识没有到达一个战略高度,几千年来,中国人习惯了在陆地发展的小农意识所带来的陆境依赖占主导地位。我们从现在起,应该在学校和媒体上加强海洋领土意识和海洋主权意识的教育,树立正确的海洋文化观。
经济学家们曾经分析,在地图上北起漠河南至腾冲从北到南进行划线,中国70%的人口都集中在东部沿海。而国际上美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70%的人口与经济布局都是在沿海。甚至日本这样一个岛国也是如此,地中海沿岸国家更是如此。
可以说,从过去到现在,从近代到现代,依托海洋所带来经济社会的重大布局是有内在规律可以遵循的。海洋的重要性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要不要把它放在一个重要位置的问题。假如说,我们失去海洋,中国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全球化的生产、进出口贸易等将是无法想象的。
再次,有了正确的、积极的海洋文化观念之后,就要建立正确的海洋战略思维。充分认识到海洋在资源配置功能上的重要性,发展海洋经济、蓝色经济的紧迫性。
海洋最重要的战略性就是它的资源配置功能。正是因为有了海洋,没有的东西可以变有,有的东西可以拿出去和别人分享。反之,如果失去海洋,所有的资源配置都将大大提高经济的成本,缺乏竞争性。
正因为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维护海洋主权的对外原则,确保海洋不被侵占、掠夺。
当下,南海局势进一步严峻。本次论坛的关键词是文化强国和海洋强国。我觉得文化强国要看你用什么文化,海洋强国要看你用什么战略。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但是在追求和平的手段和方法上也应该树立一种正确的文化。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正确的文化去对付现在在中国周边不讲道理、欺人太甚的那种行为。
在海洋争议问题上,过去我们一直提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但是从逻辑上讲,如果不强调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容易被默认为主权存在争议。“共同开发”,本意是双方商量好再来开发,可是某种程度上,你开发你的,我开发我的,容易被误解为共同开发。
因此,应该提倡:“主权在我,协商开发”。这样就做到了既坚持原则,又有协商的余地。
在海上对外原则上,中国应该大力加强海监力量,着手成立具有海军实力的海岸警卫队。凡是进入我海域的,将其逼走、将其顶住,封锁其补给线,干扰其正常经济活动,报复其抓捕我渔民行为,同时武力保护我渔、油业活动。我们的方针应是:不求战,不畏战,有作为。
目前,维护海洋主权,决策层似乎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战争,要么让步求和。前者不符合战略,后者又如鲠在喉。其实我们完全有第三种选择:即强而不战,用军事行动阻止非法占有。他们有动作,我们就有反应,不轻易开战,但不畏战。我们不能依赖抗议,抗议是弱者对强者无奈的选择。我们要用警告行动证明:底线不能碰。
最后,我们呼吁全社会有一个正确的海洋文化、海洋理念;决策层有一个正确的海洋战略;同时,建议国家仿效美国、日本成立政府决策层面的海洋对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是跨国防、外交、情报、农业、渔业以及气象等多个部门。此外,亟须尽早建立专门研究海洋战略的研究机构。
文/舒富民
(本文系求是《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在2012年3月23日“中国(广东)文化强国、海洋强国与《海洋社会学》首发论坛”作为协办方致辞基础上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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