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宏观调控要催生经济潜力

　　自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的GDP增长数字呈下行趋势，通胀与紧缩现象并存。

　　2012年7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增长7.6%，增幅低于第一季度的8.1%，是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

　　整个上半年GDP增速降至7.8%，而中国政府在年初确定的全年GDP增长目标是7.5%。

　　2012年7月13日至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四川省调研时也提醒说，当前经济还没有形成稳定回升态势，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温家宝同时强调，国内经济增速仍在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区间内，稳增长政策措施正在见到成效。

　　有外媒认为，中国正在面对也许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经济形势。

　　就2012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及其对策，《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他在解析了上半年经济数据后，表示应尽快在扩大内需、增加出口上出台新的调控措施。同时，尽快调整经济结构并扩大海外投资增加物质储备。

　　4月份数据出现转折

　　《瞭望东方周刊》：从数据上看，2012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你如何解读这一情况？

　　郑新立：2011年我国经济增速已经出现连续下滑，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一季度经济增长为8.1%，创近年来的新低。根据已公布的二季度数据，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到8%以下。

　　具体来看，以1至5月份为例，中国出口同比增长8.7%，低于全年增长10%的目标。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1%，增速较前4个月继续回落。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尽管在5月份有所上升，但是房屋的开工量、建设投资和土地交易市场仍然比较低迷，股票市场近期出现大幅下挫。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国际背景下，中央政府再次把稳增长作为当前经济政策的优先任务。

　　为此，国家发改委已经加快了一些投资规模大、带动力强的长期建设项目的审批，80%的铁路项目已经复工，人民银行也先后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各大部委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到铁路建设等垄断性行业的投资和建设之中。相信这些政策将会对当前稳增长的目标产生效果。

　　再以4月份为例，这个月的统计数据出来以后，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主要由于整个经济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主要表现在消费、投资、出口这三大增长需求全面放缓。出口的增长速度同比只有百分之四点几。当然，比2008年金融危机情况下出口大幅度下降要好得多。但这个出口增长数据说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架马车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是负的了。我们是按照净出口增加值来计算增长贡献，4月份出口增长贡献是负的，拉动经济增长时这匹马车往后拉。

　　作为投资来说，增长速度是20%，也呈现下降趋势。如果说20%还在正常范围的话，那还是难以弥补出口支付大幅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消费增长14%。按照正常的18%到20%来看，也下降了4个百分点。

　　由于三大需求的增长速度全面放缓，所以4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只有9.3%。

　　9.3%意味着什么？由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一般要高3到5个百分点。当时估计，如果4月份增加值没有改变的话，二季度保持这种态势，那二季度GDP的增长速度将跌到7%以下。现在看，数据要强一些。

　　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现实的问题：用电量。4月份的用电量比3月份有所下降。这与我们的工业增长速度放缓指标相吻合。从出口、用电量、工业增加值指标来看，国民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超过预料。国民经济的运行又到了关键时刻。

　　4月份数据出来后，温家宝总理在武汉召开了六省的会议，分析了1至4月份的经济形势，提出要把稳增长摆在重要的位置。国务院也召开了常务会议，分析1至4月份的经济形势，提出当前针对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的态势，怎么改善宏观调控。根据经济的实际不断调整我们的宏观调控，把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继续保持下去，完成目标。我认为，当前需要在扩大内需、包括增加出口上开始新的调控措施，而且动作要快。

　　2010年开始形势趋向严峻

　　《瞭望东方周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非坏事，正好可以抓住这个时机调整经济结构，为将来国民经济的健康高效运转打好基础。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新立：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既抑制通胀，保持价格的稳定，同时又能保持近期和长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首先要调整需求结构，实现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提高居民消费率。2010年时我们有一个宏观经济的指标是极不正常的，大家可以关注和研究。统计局公布，2010年的投资率达到48.6%，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比2009年又提高1.1个百分点，意味着全社会生产的产品有将近一半用来扩大再生产，这个数字太高了。而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只有33.2%，最终消费率为47.4%。2010年第一次出现最终消费率低于投资率。

　　本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2010年的情况更恶化了。投资率过高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出口增长使国际贸易摩擦增加。所以投资率过高现在成为宏观经济结构中最大的扭曲。

　　要提高消费率，关键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就要靠现代化农业把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第二个方面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发展方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国服务业为什么比重低，长期上不去？我们最近总结了一些原因，症结是税收体制不合理。工业实行增值税，服务业实行营业税，营业税税负比增值税税负平均重三分之一。服务业用地比办工厂用地的价格高，过去用电、用水价格也比工业高，太不合理了。这些政策都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美国在制造业中，服务的价值已经占到30%，但是我们实现不了，因为税负太重，必须改革。

　　另外，金融体制也要改革。长期以来小企业、个体户得不到贷款支持。现在国务院统一制定实施细则，落实13号文件，并且把温州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实验区。为了解决当前温州小企业的困难，国家也拨出一定的资金，支持他们解决当前的资金困难。

　　农业面临千载难逢的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未来应采取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政策？

　　郑新立：我个人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应当保持政策的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的关系，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实现降低物价与稳定增长的双重目标。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这两个参数是互相矛盾的。高增长必然伴随高通胀，要在低通胀的条件下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双重目标？这非常考验我们的宏观调控能力。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须从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继续稳定物价总水平；第二，发挥财政、货币政策促进调整的作用；第三，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变部分外汇储备为物质储备；第四，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应该如何发挥财政及货币政策的作用？

　　郑新立：从当前来看，要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发挥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通过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减税等措施，把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这样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第一，消化银行过剩的流动性；第二，支持转变发展方式对资金的需求，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为经济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具体来说，就是要把资金引导到这样几个方向上来：

　　第一，资本市场。现在资本市场低迷，发育不好，特别是股票市场很低迷，要通过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把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六大产业：新一代互联网、生物工程、电动汽车、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业。

　　它们已经确定为“十二五”的重点产业予以支持。凡是有投入的能不能给予优惠政策，包括财政补贴，通过各种办法把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引进来，加大六大产业的发展和投入。这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供应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在迫切需要加大经济杠杆的调控力度，引导资金在这方面的发展。

　　再就是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

　　比如高铁，前些年建设规模很大，最多的时候一年达到5000亿元，甚至6000亿元的规模。不少高铁项目施工停了下来，相当可惜。希望这些停下来的高铁项目可以加快恢复开工。现在有的人对高铁说三道四，说现在有多大资金的缺口，这不用担心。不要怕高铁欠账。如果高铁时速达到三四百公里，南京到北京坐火车3个小时，谁不愿意坐火车？所以高铁还是要加快投入，支持高铁的发展。高速铁路应该成为下一轮支持经济增长的支撑点。还有高速公路，能不能近期尽快地把所有的断头路修好、修起来。让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尽快地跑起来，由此通过网络化使效率大大提高。

　　投资非常有讲究，选择得好就能够提高投资效率。可以缓解通胀的压力，又能够支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好效果。引导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最好靠规划、靠计划、靠财税杠杆。

　　我们扩大内需，并不是说在外需上无所作为了，还要努力地增加外需。外需在近期疲软的情况下怎么办？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就是利用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储备安全的情况下，拿出外汇来支持我们的企业发展。把我们的一部分外汇储备变成能源、资源储备，变成技术储备、人力储备。这也有利于解决我们国家长期发展需要面临的能源问题。

　　第三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在城市里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比较大，供电、供水、道路，特别是停车场的建设明显不足，医疗卫生及教育设施也投入不足。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社会资金引领到公共服务上来。

　　第四是第三产业和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农业现代化，现在面临千载难逢的机会。首先，有资金剩余；其次，劳动力转移有出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招工难，农民工的工资已到两千块钱以上了，城市保姆的工资一个月也要两千元；再次，城市对优质绿色的农产品需求旺盛。

　　应扩大海外投资增加物质储备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现在外汇储备比较多，而且在不断增加。有人认为给我们带来很大压力。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新立：我们可以拿出一大部分外汇储备，通过海外投资，把外汇储备变成能源资源储备、变成物质储备。这样可以缓解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同时还可以化解风险。

　　那么出去干什么呢？第一，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这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的瓶颈问题。我国煤炭资源比较多，石油、天然气比较少。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获得更多的资源。另外，我国铁矿、铝矿、铜矿、钾矿比较少，经济长远发展对这些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要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的供应渠道。

　　最近这两年铁矿石价格涨得很厉害，给我国钢铁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只有通过海外投资，才能掌握定价的主动权。国外的铁矿有的是，我们只要走出去，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

　　第二，出去搞并购。美国、欧洲、日本的很多企业，它们的困难是市场需求不足，尽管这些企业有很好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和技术储备，现在也快要倒闭了，这个时候并购它们，价格比较低。

　　其他就是搞加工贸易和搞工程承包、劳务承包，带动劳务输出。

　　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再保持20年

　　《瞭望东方周刊》：这两年中国是全球瞩目焦点，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许多人把拯救全球经济的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但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甚至有人认为中国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结束了。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新立：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期还能保持多久？国内外的确有很多议论。克鲁格曼写了一篇文章，说人民币升值40%，全世界经济就平衡了，美国议员就引用他的结论攻击中国，想把中国引入陷阱。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如果真正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进展，就有可能把快速增长期延长。我算了一下，至少可以再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快速增长保持了20年，韩国的快速增长保持了30年，中国已经保持了30年，再保持20年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个是城市化率将出现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我们已经达到50%，城市人口跟农村人口对半。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才能稳定。

　　未来20年，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一年进城就有1300万人。一个进城人拉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就是10万块钱，1000万人就是1万多亿元。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还有一个，我们2010年人均GDP是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我们要快速增长1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半才能达到12000美元，到2025年我们才能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

　　到那时，我们的快速增长期还没有结束。根据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才慢下来。我们从1.2万美元到1.7万美元还需要5年的时间。

　　如果未来20年增长速度下来了，就有可能是没有把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所以要把体制捋顺，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断释放出来。

　　现在最大的潜力就是农村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第三产业的潜力，将这些潜力释放出来，我们可以保持足够的活力，实现未来20年经济较快增长。实现了这样的目标，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3万美元才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应该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任务。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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