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派”20年思变

　　199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东欧剧变让中国经济前景重新摇摆不定，在87岁的邓小平南巡谈话后，中国才又坚定了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发展方向；

　　这一年，国家体改委颁发了起草多年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也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

　　这一年，相互依存又相互博弈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共同成长……

　　而在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的心中，这一年是中国现代企业发轫的元年。

　　从这一年开始，陈东升每天都把《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文件揣在怀里，逐一摘抄、研读，以此做参考设计自己的公司章程。

　　而参与起草这两个文件的法学教授江平，即便20年后，说起当年在漫长的起草过程中所遭遇到的质疑与艰难，仍然唏嘘不已。但是，20年前他并没有想到，这两部法律的颁布对整个时代、整个中国的经济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影响。而受影响最深的就是，由体制内向体制外转移的当时的主流精英，这批人现在被统称为“九二派”。

　　“九二派”一词源于陈东升，是指在1992年前后下海做生意的一批官员企业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年只不过是某些经济空白领域的先行试水者，而现在则大部分成为同行业中的领军者，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按照陈东升的观点，“九二派”企业家的核心来“九二派”20年思变源是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流精英，受过良好教育，进入政府体制内工作，有忧国忧民情结，甚至带着英雄主义理想。包括他自己在内，“九二派”有强烈的“大我”精神，自视甚高，有浓厚的历史责任感。因为有理想没权力，便试图通过下海的方式把经济和济世联系在一起。

　　在另一代表人物冯仑的口中，“九二派”则有更多谐趣。他总结，“九二派”企业家做事业时想到的词都很大，最小的词是“民族”。这一点在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是“有世界眼光，有志使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名列前茅”。

　　可以说“九二派”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但正因为曾经特殊的背景和身份，很多人质疑他们直正的经商能力。有人说，他们在体制内得到不少好处，是携资源下海；也有人说他们本质上是官商勾结的产物。面对这些质疑，“九二派”的企业家大部分不否认在体制内时获得了更多增长见识的机会，但是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利益。

　　“九二派”企业家王梓木回忆，当年辞职创办华泰财险时感慨道：本想请某位主管领导去企业剪彩、讲话。没有想到，领导在语重心长叮嘱“要确保资金不要流失”之后，加了一句：“不要等出事了，再试图要我帮你”。所以，他只好连最后一点虚荣的念头都打消了。

　　陈东升更是觉得现在的创业环境和创业者的进步基础都比过去优越了很多。虽然他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但金钱上没任何优势，两三千块钱对他来说都是大数目，他当时一个月工资不过几十元；办事途径与程序上也没优势，为了拿到拍卖的牌照，他等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从长远看，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肯定不如市场化的企业。但中国的发展是分阶段性的，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很多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如民营企业。我坚信，总有一天国有企业也要被逼，走向越来越有竞争能力的市场化道路。我坚信市场的力量。中国现在需要新的改革。”

　　陈东升的思考也许是“九二派”企业家的缩影。20年纵横捭阖，他们经过了太多风浪的考验，虽然时时受到规则的约束，但始终坚持尝试改变旧规则。

　　文|本刊记者 修思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