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的服装问题

　　京官生活服装花销很大，特别刚开始当官的时候。

　　清朝对官员服装的要求特别细。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官帽上的顶珠，亦皆以贵重材料制作，比如一暖帽周围有一道檐边，须用名贵皮料，以貂鼠为贵，其次为海獭，再次为狐。

　　清代官服皆须官员自行购置，甚至皇帝赏赐之物有些亦如此。比如清代皇帝常赏赐官员花翎，以示奖励。这种赏赐，多数时候只是赐予其资格，花翎需要官员自行购置，其价格因眼数不同从数十两到数百两不等。赏穿之黄马褂，有些情况下也是受赏者自行置办。

　　哪天穿什么衣服，不是由官员自己选择，而是要由朝廷统一下命令。《王文韶日记》比较详尽地记载了他一年更换服饰的次数。日记所述，他前三个月入宫，换了十一套衣服，平均不到九天就要换一次。

　　所以为官之初，购置官服，对很多官员来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很多缺乏经济实力的京官不得不长年借用官服。李慈铭日记光绪十五年一月一日：“京官多有不能具衣冠者，余为郎三十年，去岁始得一称。”

　　官员升官之后，首先考虑的不是庆祝，而是焦虑于如何购置官服。光绪十六年，李慈铭终于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他叹道：“行年六十有二，始以正五品左转从五品，强号迁官（人们一般认为御史较郎中尊贵），始具舆服，衰颓冠獬，潦倒乘骢，草创威仪，未曾上事，已欲倾家，亦可笑矣。”

　　刘光第原本清贫，光绪年升官后，一下子“用度顿添，异常艰窘”，他在家书中大谈苦况：“城外学堂亦打算顶与别人，兄租不起了。隔数日须往颐和园住班。老骡不行，又要买马，又要添皮衣，非狐皮不行；且定要貂褂。乾隆中，钱南园先生即是在军机处值日无衣，冷病死的；又要添人，至少亦当多用四五百金。”

　　曾国藩素以俭朴闻名。晚年他在家书中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妻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确实，入都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部分衣服：

　　芝麻纱袍套一付，线绉绵袍褂一付，宁绸单袍线纵套一付，呢袍褂一付……湖绉棉袍一件，大呢皮马褂一件，湖绉皮军机马褂一件，珍珠小毛袍褂一付，羊皮海虎绸袍一件，大呢绵马褂一件，皮圆袍一件，紫毛褂一件，沈香茧袍一件，灰鼠袍褂一付……

　　衣服档次较入京前明显上升一大级。

　　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风帽等十一顶 。这些衣服的购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数两至数十两银子之间。曾宝慈在《从文正公日记看晚清习尚》中写道：“那时……裁缝工钱，袍子每件大概一千五至一千八百文……材料部分，绸袍二件计六千五百文，貂褂……二十千文。”

　　随着官职上升，曾国藩又陆续大量添置衣服。特别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赴四川主持乡试，将所带的衣服列成单据，更可以让我们领略前清官员的排场。他带了一共九大箱，清代官员服饰要求之繁缛铺张于此可见。

　　张宏杰：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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