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热背后的冷思考

　　留学大潮掀起的背后，如何进行深层次的教育改革与创新，已是中国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蒋佩蓉和北京林业大学的副教授路军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当“走入校门”和“走出国门”联系在一起，便成就了“一江春水向‘西’流”的趋势，留学大潮掀起的背后，如何进行深层次的教育改革与创新，已是中国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

　　蒋佩蓉和路军，一位是著名儿童成长力培训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三个优秀孩子的母亲；另一位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教育的研究，是北京林业大学的副教授，一个幸福的两岁女孩的父亲。相同的是，他们都钟情中国文化又熟悉西方文化，既关心中国教育又关注西方教育，这一年的6月，蒋佩蓉和路军各自出版了一部书，一本是《下一代的竞争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的教子手记》，另一本是《为什么送孩子去美国读书》。对于留学热背后的中国教育与国外教育差异，蒋佩蓉和路军都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当用“脚”投票成为“救赎”

　　《小康》：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也加入到出国留学的大军之中，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路军：留学热潮首先有它正面的意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全球越来越一体化，走出去可以开阔眼界，学习更多的知识，还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教育存在的很多问题。很多家长现在是用“脚”来投票，他们认为国内教育改革滞后、教育质量乏善可陈、应试教育存在弊端，于是干脆让孩子“走出去”。

　　蒋佩蓉：我相信不管一个孩子是在哪种教育体系中长大的，他都可以成功。所以我认为，不要将问题两极化为东方和西方，父母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面临各种选择时，这种倾向显得尤其真切。在嘈杂声中，他们或者支持这种教育体制或是支持那种教育体制。但最好的教育体制应当是由父母和孩子一起选择的。

　　中国人对教育的价值增加了“救赎”的意义，为了选拔金字塔顶尖的1%而让下面的99%成为陪读的“牺牲者”。因此，中国教育体系的目标不是培育下一代，让人人都能成才，而是作为一种淘汰的体系。热衷于出国留学的家庭想要逃避这种压力，但是到了国外还是无法逃避我们民族对教育的观点。因为在中国父母眼中，孩子的学习成绩是对其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最直接反馈。

　　《小康》：2012年“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在“出国留学最佳时段”排行中，排在前两位的是“大学本科阶段”和“高中阶段”，什么时候出国留学最适宜？

　　蒋佩蓉：何时留学海外取决于孩子对家庭的认同程度。即孩子是否同家人相处了足够的时间，从而得以巩固家庭认同、传递世代相守的价值观并形成所珍视的品格。认同感的形成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共同经历以及那些经历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正面的经历会加强孩子的认同感，满足他对归属感的需求；而负面的经历会形成孩子的疏离感，使孩子到别处去寻找归属感，而一旦他找到了便不再回头。

　　路军：不同家庭、不同学生，乃至不同专业，最适宜的留学年龄段都有可能是不同的。不能简单地、只从教育本身来看，还必须要广泛而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差异问题。

　　公众的认识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在本科阶段出国留学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十八九岁的孩子的中国文化根基比较牢固了，文化的断裂危险就会大大降低。如果孩子过于低龄，中国文化根基还没有打牢，将来就有可能导致自我认同的尴尬。

　　国外教育怎么选？

　　《小康》：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优于美国，而美国的高等教育比较富有创造性，所以最佳受教育结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加上美国的高等教育。

　　路军：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在中国，低龄的孩子过早背上了沉重的学习负担，因此基础教育对“度”的把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有人提出，小学阶段，主要的任务可以说就是：等孩子长大！这句话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儿童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生理、心理的全方位成长。

　　美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好，但千万不要认为到了国外就自然能够学好，以英语为例，如果没有一定基础就贸然留学，在短期内是很难跟上进度的，而且美国高校“宽进严出”，绝不是上了大学就高枕无忧。以哈佛为例，四年下来，不能够按期毕业的学生多达40%左右。那些自控力和承受力都比较弱的中国留学生会很不适应，难免遇到这些挫折，甚至导致恶性循环，自我封闭，自暴自弃。

　　《小康》：路老师为什么要送孩子去美国读书？而不是去其他国家？

　　路军：美国社会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整体上看，确实有其非常独特的先进性。作为一块幅员辽阔的新大陆，它一直是移民国家，包容性也非常强。而且美国的教育既具有科学性又充满活力，为孩子提供了非常自由的成长空间，推崇创造力、想象力的培养，在全球都非常突出。单从美国各大学诺贝尔奖得主人数上，就可以看出美国教育的伟大成就。而且，在这个开放的、自由的移民国家里，我们作为外国人有更多机会融入他们的社会，有更多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而欧洲社会就相对封闭，给移民、留学生提供的工作机会相对较少，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小康》：世界级学校选拔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蒋佩蓉：世界级高校寻找的学生，不只要聪明的大脑，更重要的是拥有高尚的人品、较高的情商和较强的抗压能力，也就是新时期的“4Q”。因为他们认为，只有4Q（智商、情商、品商、逆商）健全的孩子，才有绝对的优势在全球化竞争中脱颖而出。

　　首先要教会孩子面对不公平

　　《小康》：一个人成长中最主要的教育是要靠谁来完成？对于有条件的家庭来说，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必须选择吗？

　　蒋佩蓉：教育体制是次要的，家庭教育才是主要的。父母是教育孩子的最佳人选。留学绝对不是必须选择，而是很多选择之一。出国能够让人生更丰富，但是很多从来没有出国的人也过得非常丰富。

　　路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但做家长其实也是需要学习的。在美国，家长普遍接受过关于家庭教育的辅导，孩子入学后，学校也会对家长进行深入指导，因为学校基本是以学区为单位的，学校的经费往往来自于学生家长的纳税，所以家长对学校的发展也很关心。同时孩子也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社工”组织起到了很大作用。

　　出国留学并非必须选择，但如果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我个人还是比较赞成出国留学的，如果一个家庭有这方面的计划，就要提前训练孩子的独立生活、独自处理问题的能力，学会人际交往，善于应对各种压力。另外，最好让孩子对传统文化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把文化根基打得更为牢固；能够掌握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技能，比如烹饪、书法、太极拳。这对将来结交朋友，融入当地社会，甚至是业余时间打打工都大有裨益。

　　《小康》：2012 年“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六成受访者认为中国教育“不公平”，留学热是否会加剧一部分公民的这种“不公平”感受？

　　蒋佩蓉：体系的把关者把高考看成“公平竞争”的工具，这反而更让人觉得不公平了。人的出生背景、家庭条件永远不会平等，生活也永远不会公平，所以我们从来不会教孩子需要为自己争取公平，而是教导他们如何面对不公平，处理生活中的不公平。“公平”是一个谎言，但“公正”却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追求的理想和梦想，对教育而言，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能根据他的潜力和才能，接受教育、被培养。

　　高校要在竞争中“重塑自我”

　　《小康》：国外的私立高校数量多、比重大、教育质量高，而中国的民办高校却面临着许多发展困境，中国可以“复制”国外私立高校的发展模式吗？

　　路军：我认为不可以，因为基本的社会土壤都不一样。在国外，私立高校是被社会认可的。但在中国，很多毕业于民办高校的学生取得的学历往往不被社会认可，或者是不被用人单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民办大学怎能有好的发展呢？

　　失去了最基本的基础后，大量的民办大学就向公立大学靠拢，它们的一些专业也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并从教育部拿到了招生指标，学历也被教育部承认，如此才能招到更多的学生，才能得到家长和考生的承认，这就叫“民办公助”，大量的独立学院就是这种特点。

　　这两年，随着高考人数的下降和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不少省市的高校录取率都达到了70%以上，民办高校的生源主体都是那些没考上国办高校又想上大学的考生，而现在公立高校都面临着很大的招生压力，民办高校招生空间更是受到了挤压，除非它有比较独特的教育内涵，或者就业情况非常理想，才有可能在更为激烈的高等教育中有所发展，否则相当一部分就会被淘汰出局。据我了解，民办教育目前正面临洗牌，相当一部分民办高职院校的招生都面临严峻压力，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

　　还有一种正在尝试的高等教育模式，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例如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以及去年落户浦东正在建设中的上海纽约大学，它们在国内整体运用了国外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极大地节省了教育成本，让我们的孩子跟中国的本土文化有了更充分的融合，而不至于断裂。这样的选择当然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可以说是“体制内框架下的一块特区”。

　　《小康》：留学热可以给中国教育带来哪些反思、影响，或者促进？

　　路军：留学热已经引起了中国教育界的反思，这本身就是一个倒推式的压力，国内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确实应该在这样的压力面前有所反思和改进。但改变还要假以时日，这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界同仁们的一个努力方向。

　　具体说到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缺乏可迁移技能、综合适应能力的教育，对一个人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乃至价值观和公民综合素养的培养，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一个很大缺口，也是一个亟须弥补的短板。

　　蒋佩蓉：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教育以及知识的获得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些世界顶尖的大学，都将自己所有的课程放到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聆听世界各个领域顶级大师的讲课。

　　曾经壁垒森严的象牙塔如今已门户洞开，在日益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全球教育市场中，高等院校在拼命地重塑自我，想方设法吸引优秀的学生。我在中国观察到一些趋势，一是高考作为一种平等的象征依旧被保留，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由于能够承担得起其他教育选择而让孩子远离高考，当然其中也包括留学，这种变化已然发生，并趋于加快；二是中国的大学面临着或变革、或消亡的抉择，当一所大学除了升学率或平均分以外毫无特别之处时，它将面临着消亡的命运，因为它无法激发人们的归属感或集体认同，毫无特色也就意味着毫无希望；三是尽管看起来形势严峻，但竞争却有利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因为生存危机将促使大学采取更为迅速而有效的改革，改变目前由于垄断而形成的固步自封的局面。

　　（《小康》特约撰稿冯薇，实习记者许多、傅旦妮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

　　文｜《小康》记者 鄂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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