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三线建设苍凉岁月

　　1965年，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出任西南大三线建委副主任。有异于常人春风得意的履新就职，在政治阴霾的笼罩下，受任到大西南的彭德怀更像是在荆棘丛生的崎岖道路上艰难跋涉

　　很多年后，77岁的王春才回忆起与彭德怀三线建设时期共事的日子，仍是思绪难平，他是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在他的案头上，整齐摆放着他所著的四版《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一书。

　　作为一代开国元帅，彭德怀驰骋沙场、金戈铁马的形象深入人心，最后含冤而死让世人痛心无比，遗憾不已。然而，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一年多的经历却鲜为人知。

　　“彭老总将他一生战斗工作的最后岁月留给了中国大三线这片热土，他是忍辱受命，出征三线，虽然深处逆境，他巡视的足迹仍然踏遍三线的座座大山深沟，带动了全国人民积极支援三线建设。”王春才对《小康》记者说。

　　1965年11月底，彭德怀受毛泽东委托出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此时的王春才在西南局国防工办从事三线建设军工协调工作，成了彭德怀手下的一兵，见到了敬重多年的元帅，王春才却多了一份伤感，那位有着“谁敢横刀立马”豪气的彭德怀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更多时候留给人们一个苍凉而孤独的背影。

　　“臭了还可以香起来”

　　1983年第5期《人物》刊登了王春才写的《多亏贺老总捅了一棍子》一篇文章，得到了原西南三线军委军工局局长徐奕的关注，徐曾经是贺龙的警卫武官，他立即约见了王春才，鼓励他既然能写好贺龙，也能写好彭德怀。 “我们提供情况，你来写，让我们一起用西南三线故事为彭老总补碑。”

　　一语点醒王春才。在此后的多年里，他采访了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以及当年100多位“三线人”，搜集到第一手彭德怀在三线资料。然而采访的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艰难，100人中有人因为当年愧对彭德怀选择了逃避，更多人对那个年代心仍有余悸而选择了“谨慎”。

　　历史终究是最公平的。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罢官去职。他把崭新的蔚蓝色元帅服及几枚勋章上交到军委办公厅，默默收拾起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勋章离开了中南海永福堂，去到京郊一个叫挂甲屯吴家花园的地方，在那里开垦荒田，过庶民生活。

　　时间一晃就是6年。

　　1965年9月11日，党中央的一个决定打破了彭德怀本已平静的生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彭真亲自约见彭德怀，向他转达了毛主席希望他去西南抓三线建设的建议。彭德怀感到非常惊讶，当即坦率表示自己缺少这方面工作经验，难以胜任，更重要的是，自己已经是一个政治上“臭”了的人，谁还会听他的话？当天晚上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下决心当一辈子农民。

　　这个决定让毛泽东颇感意外，他决定亲自找彭德怀谈一谈。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位老战友终于在北京中南海又相见，两双大手紧紧相握。

　　坐下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彭德怀也点了一支。

　　“记得你好像早戒烟了嘛。”毛主席笑着说。

　　“是戒了，庐山会议又抽上了，很凶。”彭德怀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犟脾气。你去三线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将来还可以带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毛泽东说。

　　“我已经被批臭了，还是不去好，在庐山会议我给你做过三个保证。”听到“名誉”二字，彭德挤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哪三条？”毛泽东问。

　　“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彭德怀说。

　　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你说的后两条保证我记得，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还在你那边，你也不要发牢骚，臭了还可以香起来嘛！”

　　彭德怀心里微微一热。

　　“你搞军事这么多年，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到三线任副总指挥，对你没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看什么地方。德怀，你还是去西南吧！”

　　所有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主席，我听你的，去西南！”彭德怀响亮回应。

　　多年后，彭德怀还时常和身边工作人员讲起那次和毛泽东会面的情景，在他看来，那次谈话后他卸下了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三线。

　　“在内部监控之下使用”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到达成都，落脚永兴巷7号，头几天精神很愉快，每天听完工作汇报就打拳散步品尝美食，他还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是当头一棒。

　　12月4日，彭德怀偶然翻阅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气得一拳击在了报纸上，彭德怀认为这是在影射自己。他大口地抽着烟，在屋里来回踱步。他隐约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事实上，彭德怀的感觉是对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德怀来到成都时，大三线的筹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三线的整体布局大体已经确定，邓小平、贺龙、彭真、薄一波等人都亲自到过三线视察。彭德怀到任后，花了五天时间听完三线负责人员的专门汇报后，谦虚地说：“我没有搞过工业，对三线建设是外行，我是来学习的。”

　　实际上彭德怀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虽然没有实际领导工业经验，但军事家特有的战略眼光和缜密思维还是让他一语中的道出了三线发展方向。

　　“纵观全局，应该突出‘一点、一片、一线’战略，集中力量保攀枝花建设，在大西南地图上，这是一个点。”接着他转过身，指着挂图说：“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是通向攀枝花的大动脉，与攀钢要同步建设，这是一线，贵州六盘水煤矿基地的建设要跟上，与其配套的电站及其他国防工业项目也要跟上，这是一片。”听者连连点头，彭德怀希望尽快可以到三线各工地看看，“我彭德怀也67岁了，还想拼命干一下，只要我们苦干几年，就会打开三线建设局面。”

　　作为一代元帅和曾经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三线却只是分管煤炭、天然气、水电工作的“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并且不是常委，这在很多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对于这一点，彭德怀也有所察觉，因为他发现从来没有人敢单独向他汇报工作，而且建委各局向他汇报工作时，唯独没有汇报军工规划建设情况。

　　这并不是简单的遗忘，1965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在重庆渝州宾馆召开的工交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上，转达了中央对彭德怀三线工作的任命后，曾若有所思地说：“他的指示你们觉得不合适可以不办，三线军工就不要接触了，群众也少接触。”西南局还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会议不让彭德怀参加。

　　王春才从那时起心里就有疑问，当日后他有机会拜访原西南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时，终于解开了心中那个谜。“彭德怀到三线建委，干什么工作，分管什么业务，我们做不了主，都是中央决定的。”程子华说。这句话在原西南三线建委常委、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那里也得到了印证，朱光向王春才回忆说那时候他向彭真建议让彭德怀分管三线军工，彭真回答说：“他管得了吗？”

　　尽管彭德怀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都深埋在了内心，原西南三线建委第四副主任钱敏在接受王春才采访时说：“彭德怀同志很大度，从未提过他分工的事。”“1966年3月，西南三线建委在锦江宾馆大礼堂召开了三线建设工作会议，彭德怀副主任很守时，每次提前到会，我总是见他一人空坐在椅子上，心里很不好受。”王春才回忆道。

　　程子华、朱光、钱敏都曾经是彭德怀的部下，此刻又可以与彭德怀在三线共事，都觉得惊喜激动，他们都很尊重曾经的老领导，让他们感动的是，彭德怀尽管不直接接触军工工作，但仍然心系军工建设，他曾经对朱光表示：“老朱，你放心，兵器工业哪一块用电用煤我保证供应。”

　　“彭德怀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的安危，在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到西南支援三线建设，但是在三线他没有得到重用，他是在内部监控之下使用的。”王春才感叹道。

　　英雄末路的身影

　　1966年初，彭德怀决定去成昆铁路沿线看看，那是他曾经血洒战场的地方，他对那里饱含感情。成昆线被喻为“早穿棉衣午穿纱、风气飞沙天变黄”，沿线地质复杂，气候多变，其修建难度在世界铁路修建史上都罕见。

　　1966年3月22日，彭德怀坐在颠簸的汽车上到达了成昆铁路峨眉山段，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很多三线单位负责同志在此迎候，邀请他视察。这让他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3月24日，彭德怀一行来到了乌斯河隧道，如雷的掌声响彻漫山遍野。透过望远镜，彭德怀看到了峭壁上的人影在向他欢呼，他激动地回应：“你们干得很顽强，我感谢你们，向你们致意！”接着，他踩着泥浆走进了3000米长的隧道。

　　彭德怀敢言的性格一点没变，他一针见血指出了花果山煤矿存在的弊病，在那个报喜不报忧的年代，人们都为他捏把汗。这只是彭德怀三线视察工作的缩影，短短一年时间内，他三次长途视察，足迹遍及四川以及贵州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

　　在1966年5月下旬视察完川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后，他突然接到西南三线建委的电话，让他马上返回成都，学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正如彭德怀之前所预料的，暴风雨还是真真切切地来临了，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一场批判会正等待着他。

　　西南三县建委局级以上干部20多人的批判会本来开得并不热烈，大家都有点儿心不在焉，最后在一个西南局负责人的引导下才勉强找出一些批判理由，大抵都是“你彭德怀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西南后仍不知悔改，给群众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反复争辩后，彭德怀悲凉地留下了一句：“我已经是政治上的僵尸了，有什么好批的！”

　　“我永远都记得他在永兴巷、玉沙路背着手，看批判他的大字报的场景，英雄末路的身影让人感到心痛。”王春才说。

　　在造反派的冲击下，西南局与三线建委机关已不能正常运转，彭德怀在困惑中致信毛泽东，在信末他表示：“西南局和三线建委对我很不信任，怕我扩大个人影响，既然如此，请求去参加农业生产。”最后他感叹道：“我现在能见到毛主席就好了。”

　　然而，彭德怀这封信并没有使他得到毛泽东的保护，在江青的指挥下，一个“揪彭兵团”成立了，很快到了成都。

　　1966年12月22日凌晨三时，寒风凛冽，一伙红卫兵翻墙进入永兴巷7号，红卫兵不顾綦魁英、景希珍的指责，大吼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和你谈。”

　　让人意外的是，彭德怀从容地穿上了衣服，坐上了红卫兵的大卡车，向东郊成都地质学院驶去。钱敏立即把这件事上报周恩来，周恩来迅速指示，让成都军区派人与红卫兵一同坐火车护送彭德怀回京，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在火车上，红卫兵又对彭德怀进行了审讯式的批斗，当乘客认出彭德怀时，都在感叹曾经的一代元帅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北京含恨辞世，遗体很快被运走，秘密火化。

　　四年后，人们在成都东郊火葬场的骨灰寄存室找到了彭德怀的骨灰，姓名那一栏填着“王川”，编号“273”。

　　1987年12月25日，王春才在北京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顾问浦安修家中，将化名“王川”的彭德怀骨灰寄存单原件小纸条递给浦安修，老人很坚强，戴上老花镜，良久地端详着那骨灰寄存单，面露沉重之色奋笔为《彭德怀在三线》一书题词曰：“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逆境忠贞不矢。”

　　（文中相关史实援引自200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一书，王春才著）

　　（链接）

　　1964年 “三线”建设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1958年中苏决裂后，严峻的战略形势与东南沿海脆弱的防务系统让中共领导层开始考虑在西部建设后方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命脉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三线”这一概念出自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在这个构想中，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其中划定的三线范围是指长城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包括川、滇、黔、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粤、桂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在当时要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在划定的三线范围地区新建的企事业单位就称为三线企业，建设这些企事单位就叫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

　　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