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反思

　　熙宁变法推行了四年，不仅遭到右派社会精英反对，百姓也深受其害、怨声载道。就在这时，一场持续九个月的大旱，让宋神宗改变了力挺新法的立场。

　　熙宁六年七月至次年三月，大宋国几乎滴雨未降。大旱造成饥荒，加之官府聚敛，河东、河北和陕西出现大批流民涌向京城。流民们剥树皮、食草根，饥肠辘辘、衣不蔽体，有的甚至卖妻鬻子，真是哀鸿遍野，累累不绝。灾情传进宫中，王安石不以为然，认为是反对派夸大事实、吹毛求疵，即使有问题也不过是变法的微小代价，就像“9个指头和1个指头”。

　　禁卫宫门的下级官员郑侠，见状心如刀绞，决心冒死向神宗进言。他先将在皇城安上门见到的景象绘成《流民图》，又写就《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去新法。这份文件几经周折才到达神宗手中。郑侠为谏言赌上性命，他说：“我根据在宫门每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更别说千万里之外的惨象！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如十天不下雨，请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好在老天开眼，郑侠上书三日后果然大雨。此事给宋神宗带来极大的震动，让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反对派的意见，不久后，暂时罢了王安石的官职。关于流民问题，王安石曾与神宗争论，要求与进言者对质，神宗推托说“忘记是谁说的”。预感变法将夭折的王安石感叹：“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那羹何时才能熟呢？”

　　第二年春天，王安石再次为相，但神宗自觉羽翼已成，不再对他言听计从。王安石曾着力提拔的吕惠卿也见风使舵，不断向神宗打小报告说王“罔上欺君”。失去皇上信任的王安石逐渐无心政事，加上儿子王雱早逝，更让他悲伤不已。八个月后，王安石提交辞呈，淡出北宋政坛。元丰年间，神宗继续推行新法，直至37岁驾崩。神宗死后，“右派”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目睹新法被废，王安石心痛不已，他叹息道：“亦罢至此乎？！”王安石的生命也由此走向了终点。

　　在最近颇为流行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提到，“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王安石坚信宋夏必有一战，他要通过改革，先富国而后强兵。“与民争利”的新法带来短期“国富”，却导致大宋朝国运转衰，此后，反变法派和变法派轮流坐庄，到徽宗年间，贪官蔡京尽复新法，将司马光、苏轼等309人扣上“元祐奸党”帽子，立“党人碑”以示全国。反复的“折腾”耗尽北宋国力，最后引起金兵入侵和靖康之变，北宋自此灭亡。

　　王安石是个理想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道德楷模”。对于变法，他有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崇高道德激情。个人生活上，他也勤俭自律，是不恋权、不贪财、不好色的“三不”官员。

　　据说，朝廷召他去中央做官时，他拒不接受，使者追着要给他诏书，他竟然躲进厕所，如此往返八九次，他才接受征召。后来，他官至宰相俸禄甚厚，但对自己的薪水从不过问，全部交由家人、部署甚至下人花费。王安石终生不纳妾，王太曾给他买过一位美貌的负债军官之妻做小妾，他竟诧异于家里多了个陌生女子，问明来历后，立刻将女子送回夫家，还送了一笔钱给他们。

　　正是这种“仰望星空”般的道德典范，让王安石内心无比强大，要以天下为己任，同时，也让他赢得宋神宗的信任，给予他放手改革的机会。但是，道德的高尚，并不意味着行动的正确，正如《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依据崇高的理想缔造未来时，却发现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了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王安石的道德主义，却制定出“倒退”的国策。从宋代建国之初，国家就不抑制土地兼并，允许土地私有化。皇权保护私产、肯定财富的自由流转，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苏辙说：“财之在城廓者，与在官府无异也。”从均田制到不抑兼并，从人头税到财产税，是时代的进步。但王安石反对土地兼并，并有诗云：“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这种道德政策，其实是逆历史潮流、阻碍社会发展的。

　　纵观中国历史，凡社会得以发展，都因为政府“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王安石好言“利”，但“利”却不从百姓出发。儒家思想讲求“民为贵，社稷次之”，王安石变法立意理财，却加重百姓负担——民不聊生，国富又能如何？《文献通考》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隋朝国富却短命，亡国之后，官仓内的粮食竟供唐朝吃了二十年。

　　南宋以后的政学两界，一致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彻底失败的政治实验。二程、朱熹道学的兴起，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可以说，变法的失败刺激了道学发展，道学家摈弃事功、厌恶改革，醉心于辨析义利、王霸、理欲等道德话题，强调用天理、族规、家范来收拾人心，新儒家最终得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

　　中国历史发展至宋，拐了个大弯，华夏文明基因突变，转而“内向”，从追求“外王”变为崇尚“内圣”，士大夫们从此也精神内敛、因循守旧，再也没有汉唐时期的豪迈闳放。明清之后的社会专制和精神阉割，即基于此！

　　那场九百多年前的变法，早已尘埃落定，尽管后人对其褒贬不一，但当我们进入新世纪，依然有对其重新审视的必要——道德与政治的边界之辩、政府与百姓的利益之争，这些问题，都可以史为鉴。

　　方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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