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对中国说“不”

　　A股市场目前的低迷，超出所有人意料。今年年初，上证指数跌至2132点，之后是连续两个月的上涨，很多人因此乐观认同2132点是A股市场“钻石底”的说法。但是，从5月8日开始，市场一直下跌，至8月30日已现2032点低位。“钻石底”不复存在，能否守住2000点尚不可知。

　　投资者纷纷逃离股市。据统计，A股账户持股比例萎缩至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各地股民销户数量激增。甚至，有私募基金经理愤然说：“以后再也不会做二级市场了，此次别过，今生不再来。”这种弥漫整个市场的悲观情绪，本该是一种“底部信号”，但A股 “底”在何处，无人能给出答案。

　　和以往几次熊市不同，面对市场低迷，证监会并未急于出台“救市政策”，既不停发新股，也不降交易印花税。不过，社会各界对救市的讨论倒颇为热烈。最近，新浪网联合《证券时报》发起一场“寻找中国股市振兴方略大讨论”，引来无数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和普通股民的参与。可以说，所有关心股市的人，都关注这个话题。

　　这场大讨论给了人们表达意见的出口，各式各样的“断症”和“药方”，犹如中西医大会诊。但在我们看来，很多建议都是“就市场论市场”，人们并未看到造成当前局面的内在原因。而这种“内在原因”，正是人们集体选择的结果——人们用股票对中国投出了“反对票”。

　　由盛转衰

　　掠夺加剧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北岛，《回答》，1976年

　　过去5年，中国股市从“极盛”转向“极衰”，这个过程，也加剧了资本市场贫富分化。

　　“极盛”当然是指2007年下半年，上证指数一路向上，直扑6124点，总市值近30万亿元。只用了不到两年半，股市就从998点涨到6124点，翻了6倍，涨幅全球第一。当时的人们对股市和经济有着狂热的信心，许多人都相信股市在未来几年会突破一万点；同时，人们也相信中国经济会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若干年以后，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至于很多人担心，如果中国超越了美国，这个世界该怎么办。

　　“极盛”不仅表现在股市和经济上，还表现在社会情绪和文化思想上。一部名为《大国崛起》的12集电视纪录片，于2006年11月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2007年5月该片又一次在央视的黄金时间重播。也许很多人并没有看过这部纪录片，但“大国崛起”这个名词，甚至说是“口号”，却响彻海内。同时，还有一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也重新热销。种种迹象，似乎预示着中国将重新迎来汉唐盛世的辉煌。

　　这种镀金般的辉煌很快破灭。2007年10月是A股转折点，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 A股经历了最痛苦、也最漫长的一年。从2007年10月16日到2008年10月28日，上证综指由6124点跌至1664点，这样的跌幅，恐怕也是全球第一。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某种程度上，开幕式像是对全世界进行了一次“大国崛起”的宣告。但这种宣告，没有阻止股市下跌，开幕式当天和次日，上证综指分别下跌了4.47%和5.21%。

　　既然已经是“大国”，就要承担起“大国责任”。2008年11月，中央政府出台振兴计划，确定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预计到2010年底，完成4万亿投资，以确保“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并顺便帮世界人民度过经济危机。

　　“4万亿”救市计划，大大激发了市场信心。2008年11月至2009年8月，上证综指从1664点反弹到3478点。回顾那时候的社会情绪，至今依然能感到某种兴奋。不少专家学者纷纷看好，认为“4万亿”对股市意义重大，而且，中国可借机超越美国，在率先复苏中成为新的世界领袖。

　　4年过去了，中国经济也许实现了“率先复苏”，但中国股市远远落后，可谓“全球最衰”。到目前为止，上证综指仅2050点，如果从2007年10月的最高点计算，A股的跌幅高达63%，或者说，只恢复到最高点33.5%水平。

　　而金融危机爆发中心的美国，道琼斯指数已回到13000点，离危机爆发前的最高点（14279点）只有一步之遥；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创下了3134点新高，比危机爆发前上涨近10%。

　　欧洲各国股市的复苏也强于中国。英国富时100指数在2007年最高达6754点，目前为5720点，恢复了84%；德国DAX指数在危机爆发前为8151点，目前回到6895点，也恢复了84%；就连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双重打击的西班牙，其股市也恢复到了7195点，相当于2007年最高点的45%。

　　亚洲国家的股市复苏，也优于中国。日本日经225指数目前为8884点，相当于2007年最高点位的48%；新加坡海峡指数目前3014点，相当于2007年最高点位的77%；韩国综合指数更是在今年5月一度创出2231点历史新高，比2007年最高点还高7%。

　　“4万亿”救市计划，不仅未对股市产生积极作用，还带来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过多的投资，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再度兴起，同时导致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此外，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和物价上涨，以及实际的负利率政策，更让老百姓财富缩水。

　　股市由盛转衰的这5年，普通投资者损失惨重。据新浪网调查，有89%的网民承认投资股市以来处于“亏损”状态。证券市场开始至今，这89%的普通投资者总共亏了多少钱，我们无从统计，但过去10年，股民支付的交易佣金和印花税，已超万亿元。

　　过去20年，上市公司分红总额只占融资总额的17%，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全然不顾投资者利益，以“高价发行”作为目标。其中，中国石油A股IPO首日以48.6元高价开盘，之后一路下跌，目前股价只有8.91元，被称为“股市绞肉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A股是制度性屠杀”的说法并不为过。

　　中国股市，是投资者的地狱，却是融资者的天堂。据统计，过去10年，上市公司融资近12万亿元，其中股权融资近4万亿元、债权融资近8万亿元，IPO融资量最大的35家公司全是国有企业，他们的融资额达8500亿元（占IPO融资总额的40%），平均每家公司融资242亿元。

　　上市公司从市场大举圈钱，公司的大小非股东和高管，也纷纷套现股票。过去几年，A股市场扩大发行规模，数百家创业板和中小板企业上市，A股市场近70%亿万富豪，大多在这一期间造就。Wind数据显示，2011年A股共有1264名高管辞职，仅前11个月，沪深两市538家公司的1238名高管减持股票，累计套现金额167亿元，平均每人套现1349万元。

　　我们并不反对创业致富，但欺诈成风背景下的创富，无异于抢劫。虽然A股的透明化改革不断进展，但上市公司诚信问题从来没有彻底解决过。银广厦、蓝田股份的造假传统，被新近上市的公司继承，比如绿大地、汉王科技、胜景山河之流，虚增主营业务和利润，以不实信息忽悠投资者，这样的案例在市场中比比皆是。但是，公司造假成本却极低，即使被证监会发现，也就批评谴责一番，最多抓个“临时工”顶罪，罚款几十万元了事。

　　在一个“粉饰报表、造假成风”的市场中，在一个以“多圈钱”为荣而不考虑投资者利益的市场中，在一个高管疯狂套现，“我走以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市场中，在一个监管无力、规则形同虚设的市场中，“卑鄙者”拿着畅行无阻的通行证，普通股民的命运，就只能是“倒影飘上镀金的天空”了。

　　制度不全

　　互信瓦解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 北岛，《回答》，1976年

　　股市中，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和证监会失去信任。社会上，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互信也在瓦解。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周克华到底死没，“院长奸淫门”是真是假？》，文章对当前社会中，许多公共事件被民众质疑的现象进行了思考。的确，不论是温州动车事故，还是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官方表态都越来越多地遭到怀疑。

　　最近的“周克华案”最能体现这种不信任。今年8月10日，重庆沙坪坝中国银行储蓄所门口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警方锁定周克华，并展开大规模围捕。8月14日重庆警方宣布，周克华于当日清晨6时50分在沙坪坝被警方击毙。

　　“周克华被击毙现场”照片公布后，网络上开始出现质疑，人们怀疑被击毙的不是周克华，而是某位来自长沙的便衣警察。各种版本的现场技术分析，各种版本的便衣警察身份，在网上广为传播。尽管警方对“打死的就是周克华”确定无疑，并召开了警员表彰大会，但网民依然表示“打死都不信”。

　　这种局面并非孤立，而是普遍存在。大到北京雨灾有多少遇难者，小到陕西安监局长带几块手表，只要是存在官民情绪对立的公共事件，都会引来官民间的信任危机。前段时间，网络爆出“安徽庐江官员艳照门”，庐江市宣传部门先一口咬定照片为PS过的，随即又声称照片中的人物是三对云南夫妇，最后，庐江市某团委干部承认自己是照片主角之一。谁在说谎老百姓心知肚明，但这样的事件总是不了了之。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看似再小的信任危机，只要数量足够多、频率足够快、持续性足够久，几年下来，政府执政几十年建立起的信任，就很容易瓦解。而且，这种“不相信”会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人们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政府出台经济适用房政策，人们会怀疑分到房子的都是公务员；政府出台产业提振计划，人们会怀疑是在维护某些权贵的利益。

　　民间的“习惯性质疑”，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它首先表现出的是“民不信官、官不信民”，但很快就会“民不信民、官不信官”，甚至最后，人们连自己也不相信，整个社会的互信和自信，全面崩溃。

　　在全球股市均复苏的局面下，中国股市独自下跌，也是这种“信心崩溃”的体现；富人投资移民、官员卷款外逃，甚至在华生活多年的外国人都要离开，皆缘于“信心崩溃”。

　　早在1976年，中国经过10年“文革”动乱，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表现出空前迷茫，旧的“革命”模式将中国带入崩溃，新的方向又无从确立。因此，时年27岁的诗人北岛写下了诗作《回答》，大声喊出“我—不—相—信！”这是“揭开皇帝新装”的呐喊，也是在宣告旧机制的破产和终结。

　　我们不知道，历史究竟是人民创造，还是伟人创造。或许，人民和伟人共同创造了历史。“文革”和极“左”思想给中国带来的困境，一方面被民众怀疑，另一方面也遭到政治精英的挑战。“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力挽狂澜，将中国带向改革开放。小平是改变历史的伟人，同时，他也是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智者。

　　改革开放30年，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消除了贫穷导致的社会动荡。近些年来，虽然普遍意义上的贫穷消除了，但“改革”却带来了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和贫穷一样，也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和不安。

　　这种不公平，首先体现在官民利益分配上。1990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为1.9万亿元，当年全国财政收入2937亿元，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总量15%；到了2011年，经济总量比20年前翻了25倍，高达47万亿元，但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5倍，高达10.3万亿元，相当于经济总量的22%。除了财政收入，土地、自然资源的垄断，也给政府带来巨额收入，进一步加剧官民分配比例失衡。

　　其次，不公平还体现在“国进民退”之上。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快速发展，非国有企业占中国经济比重大幅度上升，各类所有制企业中，非国有企业的数量占95%、产值比重占70%、解决就业人数占80%。但是，国有企业对优势资源的占有，却高歌猛进。

　　国企获得的政策倾斜明显优于民企。中国500强企业中，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占90%，收入规模占82%，排名前38位的都是国企。而在资本市场，中央企业占上市公司数量的18%，资产却占全部上市公司总额的76%。包括地方国企在内的全部国有性质上市公司，其数量占全部上市公司的55%，资产占全部上市公司的90%，账面现金占上市公司总额的77%。

　　除了500强企业和上市公司，全国上下，还有十万余家规模不等的国企，他们垄断地方上的金融、公共服务、城市投资等政府控制的领域，既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也是称雄一方的“利益集团”，在他们的经营领域内，拥有比民企更多优先权。

　　再次，分配不公还在社会不同阶层中体现。当前社会阶层板结现象日益明显，贫富差距、阶层差距不仅体现在同时代的人群中，还影响到下一代。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已经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官场之中，裙带关系复杂，一人当官、全家当官的现象比比皆是，公务员考试造假的新闻也屡见报端。

　　政治体制改革落后，而一味强调经济改革，致使社会发展被权贵和利益集团绑架，也使官员贪腐现象加剧。过去10年间，反腐机关查处的贪腐案件达67万件，不少官员动辄敛财过亿元，近年来更不乏“小官大贪”现象。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支书记郝鹏俊，科级，腐败涉案金额高达3亿元；辽宁抚顺市顺城区发展规划局副局长罗亚平，科级，贪腐涉案金额1.1亿元；广东佛山禅城区某街道党工委书记郑年胜，贪腐金额2260万元、挪用资金1亿元。

　　也许有人会说，水至清则无鱼，这是繁荣的代价，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免不了藏污纳垢。可是，当弱势群体不断被剥夺，利益不停流向权势阶层时，还要求人们去“相信”就很不现实。再愚昧的人，在美好宣传和残酷现实之间，都只会相信自己看见的现实。

　　正视周期

　　寻找共识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 北岛，《回答》，1976年

　　独立的怀疑，好过盲目的相信。正是由于有了北岛那一代人的怀疑，中国社会才出现改革开放的转机。

　　可以说，怀疑是一种觉醒，它的现实意义在于，人们摆脱了对一种声音、一个主张的盲从，进而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正如上述《人民日报》所引用的英国思想家培根的名言“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也许，“怀疑”的出现，就是“信仰”的开始。

　　当前社会缺乏信仰，人们对“何为正确”没有共识。有人说要政治体制改革，就有人说中国人的素质不适合民主；有人说要减税让利于民，就有人说“财政开支压力大”；有人说要打破垄断，就有人说把资源交给“共和国长子”才放心；有人说要放权让利，就有人说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出现争论，是由于出现了过去30年没有遇见的新问题：人口红利终结、刘易斯拐点凸现、经济增长失速、房地产泡沫兴起。过去30年，举国上下所考虑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让GDP保持增长，似乎所有问题都等着“增长”来消化。但是，“增长”总会遇到瓶颈，而且，谁也没有料到，瓶颈会如此之快出现。

　　其实，寄希望于无止境的增长，是乌托邦的梦想。社会发展周期如同自然界的其他规律一样，有放就有收，有扩张就有衰退。股票市场的“牛市”和“熊市”，也与这种社会周期保持一致。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最近两轮牛熊行情，我们不难发现，每次较大幅度的股市上涨，都是一种社会信心的体现，或者说是一种可以让全社会看到希望的力量在引导市场上涨。

　　2005年到2007年的大牛市，引发点是股权分置改革落实，大小股东利益一致的问题解决了，而真正让牛市持续两年的力量，是“大国崛起”的社会信心动员，是人们对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乐观。

　　2008年底到2009年底的那一波上涨，则建立在对“4万亿”信心的基础之上，人们相信有了这“4万亿”，中国可以“率先复苏”，可以超越美国。而近两年的熊市，则反映出人们对“4万亿”效率的失望。人们看到的结果更多是桥垮了，官跑了，房价、物价涨了，赚钱的机会少了。在这种失望情绪下，股市能涨才怪。

　　从更长的视野看，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60多年时间的周期同样起起落落。如果证券市场成立于1949年，那么第一轮大牛市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5~10年，刺激这轮“行情”的是“重建国民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而第一轮“熊市”应该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各种运动导致经济下滑，人们对社会变革开始有了怀疑，到70年代上半段应该是“熊市”的底部，此时人们否定过去，也对未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开始说“我不相信”。

　　70年代末，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包产到户”也许是新一轮牛市的引爆点，整个社会被重新动员，而随着80年代中期的城市经济改革，这一轮牛市的行情也行至顶部。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出现不和谐声音，经济增速下降，社会上出现“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这种茫然致使“熊市”来临。

　　之后，邓小平“南方讲话”重新厘清了社会发展方向，社会被重新动员起来，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为社会共识，这时，A股市场正式设立，第一波真正的牛市行情出现。

　　如果用这个“大逻辑”来看待当前中国股市，我们不难发现，市场缺的不是停发新股，不是降低交易成本，不是制定措施保护散户利益，更不是各种技术层面的“组合拳”，而是由于我们失去了社会共识和社会动员力量，这种共识和动员，并不是“政府号召”和“领导讲话”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全体国民实实在在地看到新的希望。

　　从经济层面上，当前GDP增速放缓，其实是因为过去由“投资加出口”推动的经济马达，已经逐渐失去了动力，而靠“内需和消费”驱动的发动机，还没准备好，经济发展模式新旧衔接不上。

　　当前市场走势所反映出的社会情绪，是过去30年“经济牛市”结束的征兆，是人们用股票对中国的现状说“我不相信！”人们不再相信市场是公平透明的，不再相信规则是一视同仁的，不再相信政府是无所不能的，不再相信中国经济是一往无前的。

　　我们并不想表达“绝望”情绪，相反，正如北岛在诗中表达的，“失望”往往是“希望”的开始，“我不相信”的独立思考，往往带来“新的转机”。历史就是这样，有盛有衰、不破不立。支持历史由衰转盛、破中求立的力量，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这种力量，是潜藏在一个民族血脉中的“正能量”。

　　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不是统一思想，而是寻找共识；不是期待大英雄的出现，而是每一个人都放弃浮躁、做正确的事。要相信，不论是市场还是这个世界，它呈现出的结果，其实是人们理念、态度和价值观的投影，有什么样的投资者就有什么样的市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作者为本报执行总编辑)

　　吴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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