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一共花掉了六百二十两银子。而他每年法定收入129.95两。这样算来，赤字为490.88两。
做官一年，入不敷出如此。那么，京官如何弥补赤字呢？
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外官的馈赠。
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之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习以为常，已经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腐败。
对大部分京官来说，外官馈赠都是沙漠般枯竭的财政生活中不多的清泉，几乎所有的京官对此如饥似渴，因为它们积少成多，已经成为和俸禄一样稳定和重要的收入来源。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
许多京官生活的重心就在营谋馈赠，他们花大量时间酒食征逐，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只有广泛交游，才有可能辗转认识许多外官。外官入都之际，京官都争相延请。李慈铭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
和大部分京官一样，曾国藩对外间馈赠也十分渴望。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家书中说：“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
不过曾国藩在京官中属持身清竣注重名声的一类，故接受的官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在《辛丑年正月记旧存银数》中，曾国藩记载正月这类收入有以下几笔：
程玉樵送别敬十二两。罗苏溪送炭资十两。李石梧送炭资十六两。
在《辛丑年入数》中记载从二月到年底的此类收入：
二月初五日，彭洞源送银四两。
三月初六乔见斋送别敬十六两。劳辛阶送别敬十两。
十四日黄世铭送别敬十二两。
六月十五日座师吴甄甫送别敬五两。
十月初八李石梧送别敬十二两。
通计全年炭敬、别敬等项共计九十七两。
另一个度日的办法就是借钱了。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钱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曾国藩开始面临借钱问题。在京为官，声誉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你能不能顺利地借到钱。
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手头银两终于全部花光，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到这年年底，累计更高达四百两。在这一阶段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在此之后，借钱更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
从曾国藩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俸禄收入只能满足清代京官开支的五分之一左右，外官馈赠和借款是京官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困窘的生活确实使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并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这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代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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