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院长：我所知道的大陆科研

　　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科研机构，也是目前台湾地区的最高学术机构，拥有包括高锟在内的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用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的话说，中科院与“中研院”同根同源。而在1949年之后，两个学术机构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前者体现了中国式的科研体制特色，而后者深受西方模式影响。

　　正如人们所知，大陆在2012年启动了新一轮科研体制改革。在这个背景下，本刊记者就两岸科技体制问题，专访了出席“海峡两岸生命科学论坛”的现任“中研院”院长翁启惠。

　　“海峡两岸生命科学论坛”由中科院主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承办，主要议题涉及基因组与进化遗传学、生化分子生物学、植物与农业、医学与神经生物学四方面内容。

　　作为两岸科技合作的一个代表，有20位中科院与“中研院”院士以及两岸科学院相关人士参加本届论坛并作大会报告。

　　现年65岁的翁启惠在2006年成为“中研院”第八位院长，并两次获得连任。作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权威，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导向型与自由型兼顾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眼中，“中研院”和中科院在管理上有什么差别？

　　翁启惠：我觉得中科院人数众多，非常庞大，并且在各省区分散着众多分院，从管理上来讲更具有挑战性，白春礼院长比较辛苦。

　　“中研院”的科研院所比较集中，人数较少，总共才8000人左右。正式工作人员大概有1200名，其中约900名是研究人员，约300名是行政人员。另外还有近4000名工作助理，以及1000多名博士后和2000多名来自台湾各大学的学生。而中科院人数则超过10万人。

　　同时，我们的科研经费主要是来自政府部门，每年都有一定的预算，大概有100亿科研资金。

　　中科院每年超过千亿元的科研经费也是来自政府，但与我们不同的是，政府提供给中科院的科研经费，一部分需要科研人员通过竞争才能拿到。而在我们这里对科研经费的竞争很少。

　　从结构上，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分出去，院士涵盖各个领域，并有近百名院士同时担任美国的院士，有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科院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出来后，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外大陆还有一个中国工程院。

　　我们的定位是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从事学术研究，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并与台湾地区的大学进行合作。但不能授予学位。而中科院下辖两所大学，可以授予学位。有时，我们还要给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做科研政策的参考。

　　其实，台湾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台湾缺乏自然资源，只能靠人力和科技，通过对人才的培养，提升经济的发展。所以，政府部门以及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都一直很重视。

　　《瞭望东方周刊》：在科研方向上的主要差别是什么？

　　翁启惠：科研的发展，一般分为两个方向。一种是让科研自由地发展，有点像放牛吃草，在国家资源比较丰富的时候，更能够采取这种方式，让其自由发展。当然，有的可能会失败，有的可能会成功。不过在自由的发展之下，一定会有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出来。另一种发展方向是政府掌握大的科研方向，具有很强的规划性，由上而下引导科研的走向。

　　在台湾，问题导向型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科研经费占到一半以上。为了科学而研究的自由型研究，其科研经费超过40%。

　　我的观察，大陆也在这样做，但是更偏向于问题导向型、计划型的研究，用大的投资来解决大的题目，而个人自由型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从我们两个机构的研讨会上可以感觉到。对于科学发展，这两种都非常重要。大陆的计划型的研究，可能会使科学家功利性较强一些。在我看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自由型跟计划型要并重。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科研就是探索未知的过程，很多东西都是目前无法想象的，只有带着好奇的心理投入进去，才会有新的发现。具体采取怎样的科研发展策略，要看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与人力情况。

　　大陆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台湾也有一个科学发展委员会，不过，它只是扮演对科学研究进行补助的角色。

　　大陆最近几年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使科学研究得到快速成长，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将为社会的长久发展奠定好的基础。

　　另外，大陆人口较多、人口基数大，更容易培育出优秀的人才。同时，大陆出国深造的人数非常多，他们的学成回国也会促进大陆的科研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我通过尖端的研讨会了解，相比而言，大陆做的科研项目都是规模宏大的问题，涉及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台湾地区，选择的题目可以说是小而美，比较精致，比较个人化。所以，台湾地区和大陆的科研合作，有一定的互补性。在未来的合作中，将有更多的机会。

　　台湾也在检讨科研机制

　　《瞭望东方周刊》：你谈到的这种宏大与精致的区别是如何体现的？

　　翁启惠：比如在这次“海峡两岸生命科学论坛”上听到的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康乐院士讲关于蝗虫的研究，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院士关于肝脏蛋白质体的研究，这都是大规模的研究，对生物、生命科学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台湾资源有限，没有办法什么都去做，必须要通过很好的选择，选择一些自己有能力、有办法和国际竞争的项目去做。纵使一些比较迫切的议题研究规模比较小，如果在问题的选择上较为合适，也会产生较好的影响力。

　　现在，全世界的科研经费不断减少，申请经费的难度增大，造成往重点方向发展的趋势。大陆科研经费相对充裕，在选择题目的时候，有些是针对国家发展需要大题目投入。大陆幅员辽阔，南北差距较大，存在多种问题，如果国家对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科研研发的投入，对将来，无论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还是在探讨未知事实真相的角度来看，都非常有帮助。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大陆舆论对科研经费的迅速增加也很担心，因为涉及分配的评估机制还不够完善。

　　翁启惠：是的。所以说，评估机制的建立很重要。一个好的评估机制，对科学界、学术界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游戏规则。一旦建立起来好的评估机制，将会推动整个科研体制健康发展。

　　目前台湾的评估机制做得比较细致。有些人抱怨评估中太偏重论文的发表，缺乏对社会效益的重视。有些人建议，要根据学校发展的特色来设计不同的评估指标。

　　学校应该有发展方向的差异性，评估的方式和内涵应该有所不同。现在看来，学校比较一致化，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同质性太高，无法凸显特色。现在在台湾，针对科研评估的制度，以及整个科研机制也在检讨，探讨怎样做才能更精进、更符合大家的期待。

　　我对大陆的科研评估机制不太了解。只了解一些百人计划、千人计划，通过人才引进计划，进行重点投入，但具体怎么评估、科研经费怎么核定，我不太清楚。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如何看待大陆正在推行的科研体制改革？

　　翁启惠：我觉得，大陆在科研体制改革方面非常有魄力，力求改进当前的机制。学术界追求的是创新、原创，这就需要有制度、环境方面的配合。做好科研工作的配套服务，完善基础设施，为科研人员创造好的环境，才能让研究人员有更好的条件进行创新性研究，更好地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远发展。

　　大陆地区出国留学的人很多，有很多科研人员学成回国，随着回国人员的不断增加，对大陆科研体制的改变应该会有积极的影响。大陆在科研体制改革上一直都在推进，当然改革任重道远。

　　两岸科学研究还需协同机制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评价两岸科技合作的现状？

　　翁启惠：在科学的合作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应用领域，譬如说生命科学有时要应用到医学上，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涉及人体的安全，这就必须要有一个规范。

　　其实，台湾和大陆的合作，要走的方向就是与国际接轨。这样研发出来的成果，国外其他地区才能更好地接受。

　　2009年，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拜访了卫生部部长陈竺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邵明立，主要是谈合作的规范问题。其间有不少争议，最后在2010年双方签署了与国际接轨的卫生协议。

　　我们比较重视合作规范的制定。如果使用相同标准的规范，研究出来的结果就可以有很好的比较。比如说，我们针对肝病的研究，要解决一些华人肝病的问题，那么台湾和大陆收集的检体就要一样，做临床试验的规范也要相同。

　　所以，要看合作项目是什么，纯粹的科研项目的合作，一般不会出现问题，涉及应用规范方面，则需要有一个协同的机制。我们希望，关于共同制定规范的合作能够延伸到其他的基础研究领域。

　　《瞭望东方周刊》：两岸目前都非常关注生命科学领域，你如何评价它们的情况？

　　翁启惠：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还是欧美地区较强，大陆和台湾在世界上都处于中上游位置。

　　在这次交流中，大陆地区对于蝗虫的研究以及肝脏蛋白质体的研究，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台湾地区在基因体医学以及与我研究课题相关的糖蛋白的研究方面，则比较突出。应该说，由于重点投入的方向不同，海峡两岸各具特色。

　　其实，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重点发展方向，美国和欧洲也存在差距。现在在亚洲，人们开始注意到人体基因的差异性。尤其是华人地区，这方面的科研工作主要凸显它的差异性，考虑生命科学应该怎么发展。

　　基因的差异性与人体的健康有很大关系，与人类健康相关的议题，或者其他生物方面差异性的研究，比较属于东方的生命科学研究。从现在的研究成果来看，肝病、肺癌、乳癌等研究，受基因方面的影响都很大。

　　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通过人的基因图谱，可以很快确定基因的序列，找出不同的差异。现在的确发现，基因的不同会导致疾病的形成过程存在差异性，因此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就要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

　　我的研究领域是化学生物、有机及合成化学，据我了解，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在这个领域做得不错。此外，中科院的蛋白质以及基因组研究进步很快，也开始凸显出发展优势。尤其是大规模的基因的定序，大家都很关注。

　　这次来北京，我想尽量多地了解大陆生命科学领域科研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在合作过程中，想办法尽量改善，促进两岸科研工作的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吴铭|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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