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和平视——赵季平音乐访谈录

　　“卖了我，就是饿死也别卖孩子了，中不？”近期上映的电影《一九四二》中，当花枝说完这句话坐上马车渐行渐远，影院里回旋起一段揪人心肺的旋律。

　　并没有复杂的配器，两种简单的乐器---小提琴和箫--- 演奏出深沉绵延的忧伤。

　　这段音乐是音乐家赵季平和他的儿子赵麟合作创作的。

　　“这部电影之所以找我爸作曲，是因为我爷爷曾经在黄泛区画过大量的写生，画过这些苦难的人，而且在《大公报》上刊登了。”赵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父亲

　　赵麟口中的“我爷爷”是赵望云，国画家，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生于1906年。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赵望云的画作已见诸报端。1932年，他开始了记者生涯，以一支画笔为《大公报》做“写生通讯”。

　　从候车室的平民，到村头抱小孩的妇女……赵望云的画作很少着意雕刻或者渲染，画面干净、简洁，水墨中的意蕴却能打动人心。

　　1933年，冯玉祥曾为《赵望云农村写生集》作序，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近年来，中国农村的破产，可以说达到了极点，这是毫无讳言的事实。但是人民究竟在一种怎样痛苦的状况中生活着呢？恐怕是很少有人去注意到吧！在赵君这一部写生画里，却已很生动地告诉我们了……”

　　在自序里，赵望云表达了对时局和未来深沉的担忧：

　　“如此朴实劳苦的贫民生活，现下已逐趋向不安与动摇！如果等到数年之后，拙作写生通讯，或许要看成中国农村过去的黄金时代，也未可知？”

　　历史不幸如其所言，其后十数年间的中国，饱受战争蹂躏，每下愈况。画家步履之处，是越发深重的苦难。

　　1947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胡宗南在延安看到共产党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幅画。那幅画是周恩来买的，作者正是赵望云。没多久，赵望云就以“通共”的罪名被逮捕了。

　　1948年到1949年间，年幼的赵季平曾经被母亲带着到监狱去探视过父亲。不久，骨肉分离的苦痛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除。

　　困顿和成长

　　1970年，25岁的赵季平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工作跟作曲风马牛不相及，”赵季平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我父亲正被下放农村，我去找他，跟他说工作分配得不好，到了戏曲研究院。我父亲说，分得好啊！你在学校学的是技术，你在那儿（戏曲研究院）学到的是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那是最好的地方。我父亲说去，我就去了，一直在那个单位待了21年。这个经历对我后来的作曲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1973年，赵麟出生。今天的赵麟对“文革”没有什么记忆，他只是后来知道，那个时候爷爷赵望云被打成“黑画家”，经常下午就被拉着去游街。“我奶奶受很大刺激，‘文革’结束后很久，一听到高音喇叭，她都会紧张兮兮地问‘又整谁啦？’。”

　　在那段非常岁月里，年轻的赵季平比他父亲幸运：他有很多时间行走在田间地头，在采风的旅途中汲取民间音乐的营养。

　　让也是搞音乐的儿子赵麟觉得钦佩不已的是，赵季平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用西方交响乐的理念为民族乐团配器的尝试。那时候戏曲乐团下乡表演样板戏和秦腔唱段，赵季平就用五线谱配器，一部戏配下来谱子能有一尺多厚。要把民族器乐不成体系的“散板”纳入到交响乐严谨的框架结构里，是一件非常难的脑力活兼体力活。

　　和父亲赵望云说自己“生活上的责任”是要到民间去，画自己身历其境的事物一样，赵季平对本刊记者说，作曲家的职责，也应当是“回归民族，回归老百姓”，不仅如此，还要能“与世界对话”。

　　从容和平视

　　1976年9月的一天，赵季平所在的戏曲团刚到一个偏远的村子巡演，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所有文娱活动即刻中止。戏曲团一连被困数日，没有交通工具回去，也不能继续表演，只能闲着。

　　一个月之后，“四人帮”垮台，这个国家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赵季平的音乐人生也奏响了新乐章。

　　1984年，依靠自己几十年陕北生活的积累，赵季平驾轻就熟地为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配乐，获得广泛的肯定。但在他自己看来，那时还处于探索阶段。在后来的影视音乐创作中，他以非常规的手段、构思、结构去表现诸多新时期影片特有的内涵。

　　如1987年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所写的音乐，据他回忆，创作时特别注意到红高粱是山东的东西，“所以要用大北方的概念，把人性喷发的东西张扬出来。”他为这部电影创作的音乐和电影一起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文化回忆，并获得了第八届“金鸡”奖最佳作曲奖。

　　在给1991年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导演）写音乐时，他说自己开始了“从音乐的角度去结构故事背后的思想”，用专属于“三太太”的京剧风贯穿始终，“哲学层次上去了。西皮流水形成了一个循环圈，从这个大院里妇女的命运中提升出一种悲剧性的东西。”

　　如果说上述这些探索意味浓厚的新时期电影可大致归为一类的话，后来的《大话西游》、《孔繁森》、《烈火金刚》、《秦颂》、《水浒传》等影视作品基调已各各不同，而作为这些影片的音乐创作者，赵季平始终能从容地完成风格各异的“命题作业”。他也藉此成为我国目前电影音乐界获奖最多、奖次最高的音乐家。

　　这“从容感”，他自己解释为来自艺术和生活两方面的长期积累，“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

　　而“从容感”，以及始终“平视”的姿态，是他反复提及的艺术立场。

　　“也就是没有俯视、仰视，没有说教的东西在里面？”本刊记者问。

　　“不说‘说教’---这词很敏感。‘平视’就是没有俯视也没有仰视。就是要有一种平等的心态，老百姓的心态。”他答。

　　回归民族，回归老百姓

　　网络搜索一下，可以发现赵季平有着或曾经有过很多社会组织或官方的头衔：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党的十五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届政协委员，等等。还曾获得过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这让有些人感到困惑，也引发了一些微词---觉得作为一位音乐家，他“不够纯粹”。

　　面对本刊记者“你作为一位音乐家如何应付社会乃至政治方面的各种影响”的疑问，赵季平淡然说：“这个问题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作曲家，中国的作曲家，应该给自己的民族，给自己的人民，写出更多好作品。在音乐这方面，现在我们的创作是非常开放的。”

　　“你曾经说现在的‘红歌’创作也要体现终极的人文关怀。怎样实现这种终极关怀？”本刊记者问。

　　“我觉得还是要上升到一种更平实的东西，让人感到温暖和亲切---你去体会吧。”

　　“从神坛上走下来？”

　　“我不说这话。我在写音乐的时候，我和我的对象，和所有的对象是平等的。我希望我们都用这样的心态去创作，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更有生命力。用老百姓的心态去创作，你永远会感受到，你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你应该为了这个民族去创作。”

　　“不管面对什么对象，什么要求，你内心始终能保持这种自由的创作状态？”本刊记者最后问。

　　“不要老说‘自由’、‘自由’---我不说这话。我的感觉就是回归民族，回归老百姓。”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特约撰稿丁舟洋|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