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贵”

　　在北京生活的老外，近年来感觉经常吃的饺子和烤鸭越来越贵了。不仅如此，在CBD附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方便午餐，只有肯德基和麦当劳。

　　2012年最后一天，咨询公司ECA International发布了一份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驻外人员在北京和上海等中国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ECA说，由于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京沪两市的日常生活成本都超过了过去生活成本更高的新加坡和香港等城市。

　　东京常年位居亚洲最贵城市榜首

　　在ECA调查的425个城市中，北京的生活成本目前排名第22位，紧随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北京2011年的全球排名是第35位。与此同时，上海从2011年的41名上升到26名。

　　京沪两市都进入了亚洲最贵城市前十名，北京第五，上海第七。前四名都在日本，其中东京常年位居榜首。

　　排名大幅上升的其他中国城市还有苏州和成都。苏州的外国人生活成本从2011年亚洲第113名上升到23名，成都从亚洲第114名上升到24名。香港排名也有所上升，从第58名上升为32名。

　　ECA亚洲区总监关礼廉(Lee Quane)表示，通货膨胀和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升值是中国内地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推动因素，实质上中国物价上涨比西方更快，这使北京在排名上超越了其他一些城市。

　　ECA的计算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外出就餐、交通、服装等方面，但不包括居住成本或上学费用。

　　关礼廉介绍，调查评估多选择“国际生活方式”的驻外雇员的生活成本，比如那些在家乐福(Carrefour)、沃尔玛(Walmart)或乐购(Tesco)购物的人群，而不是如当地人一样在菜市场购物的雇员。

　　亚洲各地生活成本相差很大。据ECA调查显示，东京的日常生活成本是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三倍。但关礼廉说，生活水平相近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和新加坡），生活成本的差异对很多驻外人员来说区别不大。

　　目前北京的日常生活成本比香港高10%左右。差距是存在的，但不足以让人离开北京，迁居他地。

　　亚洲城市普遍“贵”

　　Jams.Lee在纽约拥有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第五大道上其服装单品售价高达上千美金，2012年年初他想把自己的品牌拓展到上海，然而高昂海外员工派遣费用却让其踟蹰不前。

　　“一个高管派驻上海的成本如今非常高。住房、交通补贴、保险等费用将高达每月3万元人民币左右。雇佣本身的薪酬，以及计算部分员工家庭随行的相应补贴后，总体预算十分庞大。”Jams.Lee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十年前，品牌进驻日本市场时会付出巨大的外派人工成本，如今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也需要付出同样的代价。

　　亚洲城市普遍生活成本偏高，这和经济的繁荣有着直接联系。

　　在ECA2012年度下半年的调查中，全球外派人员生活成本最高的前50名城市里，亚洲占有9个席位，排名最末的香港位列第32位，高于北美排名最高的温哥华3位。

　　广州(第56名)与深圳(第59名)等其他中国内地城市的排名亦有上升。

　　关礼廉指出，“本年ECA所统计的‘一篮子’消费项目的价格在中国上升了5%。虽然升幅低于去年的9%，但是中国的物价通胀情况仍较全球其他地区严重，相当于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的欧洲及北美洲，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同时人民币增强了对多种货币的表现，因此中国地区的生活成本日趋昂贵。这可能会削弱中国在亚洲应有的竞争优势，有意在该区域设立办事处的企业现在或会慎重考虑应否派员驻守中国。

　　在过去三年，亚洲地区的全球排名相继攀升。相对于如今的9大城市，2009年该区域只有4个城市打入前50名，其中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和首尔并不在内。

　　日本是2012年物价唯一下跌的亚洲国家，不过其首都东京仍然稳夺亚洲及全球最昂贵生活费用城市的宝座。

　　随着欧元及其他欧洲货币对美元走势变弱，而且在过去一年，欧洲物价的平均增长速度较其他地区缓慢，致使欧洲多个城市全球排名下跌。

　　由于希腊及西班牙正值金融危机，因此两国城市的全球排名较去年大幅下滑。雅典的排名下跌47位至第109名；马德里则下跌44位至第105名。另一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葡萄牙的全球排名亦有较大跌幅，首都里斯本从2011年第98位急跌至第158位。

　　在新兴市场中巴西的下跌令人意外，全球第64名的里约热内卢与第69名的圣保罗，比上次调查的排名均下跌了逾40位，这主要是该国货币雷亚尔对美元及其他主要货币表现疲弱的原因。

　　昂贵非洲

　　令人诧异的是，平均生活水平较低的非洲大陆，在排名中意外地表现突出。

　　据Mercer公司2010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显示：安哥拉首都罗安达是外派人员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东京和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分列二、三位。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成本排行榜前十位中有三座非洲城市，这是该项调查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这三座城市是罗安达、恩贾梅纳和加蓬首都利伯维尔（排名第七）。

　　同样在2012年ECA的调查中，非洲城市也名列前茅：罗安达位居第4，朱巴位居第14，金沙萨位列第19，自由市位居第30，阿布贾第34，拉各斯第38，达喀尔第48。共有7座非洲城市入选前50大榜单。

　　此外，位于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超越了众多一线城市，列全球第13名。

　　非洲外派人员高昂的生活成本，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非洲市场众多的投资机会以及繁荣程度。不过对于当地普通居民，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富人社群效应将进一步推高本地白领的生活成本，乃至让贫困人群的生活更困难。

　　《经济学人》的观点显示：经济、汇率和贫富差距共同作用于生活成本的高低。

　　用经济和汇率解释生活成本的飙升，有一定说服力，但并不牢靠。比如以瑞典斯德哥尔摩为例，瑞典克朗是强劲的，瑞典经济也不错，但斯德哥尔摩在榜单上名次却非常低。如果添加贫富差距程度这一因素，似乎能形成更完备的解释。

　　将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推演，可以发现，如果富裕社群较为庞大，那么就会造成非贸易品的紧张，从而抬升了非贸易品价格，进而影响总体的物价水平，提高城市生活成本。

　　而这又自然跟基尼系数有关。假设只有一个富人，而其他万民平等，那么基尼系数为0，富人可以忽略，一切平均。随着富裕人群的慢慢扩大和财富悬殊，那么基尼系数会变得越来越大。而“富人社群”的爆发就是这个过程，基尼系数的大幅度上升，同时，社群的强大购买力提高了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

　　香港符合这样的情形。香港拥有远东最多的千万富人群体，香港的基尼系数一直是世界最高，它的生活成本一直都是世界前几位的。

　　同样这一理论也适用于非洲乃至新几内亚等普遍并不富裕的地区。

　　2000年上海姑娘Joan嫁给了她的英国丈夫，那时候他们一个在上海做外教，一个在外企从事行政工作，两万元左右的总月收入让这对小夫妻过得十分惬意。紧邻淮海路的新式里弄中租住的住房月租6000元，每周平均外出就餐超过3次，夜生活也是丰富多彩。

　　12年后，虽然这对夫妻的收入都有所增长，但“上海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上海了，也许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得更轻松点，搬回英国是个不错的选择。”Joan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双刃剑

　　逃离北上广是近年来一种新的现象，指的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逃离北上广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无外乎经济收入无法支撑期望的生活，无力买房，无力结婚，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迫使大部分年轻人回归。

　　罗小武是其中一个不同的案例，他随时准备着逃离，却迟迟没有启程。

　　“2005年的时候，手头开始有了点闲钱，买房的计划提上了议程。”已经35岁的罗小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但那十几万的闲钱，无论在广州还是深圳都不够买上一套安稳的小套间，如果一定要购买物业，不但要背上银行巨额的房贷，还要跟亲戚父母借钱。

　　与许多选择继续存钱的城市新居民不同，罗小武决定在老家武汉买了一套房。这七八年来他从未回过武汉长期居住，只有在每年过年的时候才回家探亲，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住过自己的这套房。

　　“总算有个根吧，心里安定点。哪天不想在外面漂了，随时可以回去。”虽然父母反复劝说他回到家乡，但他始终觉得在大城市的机会更多。2012年他终于存到了自己的第二桶金，在深圳购买了一套单间。

　　对于罗小武而言，回家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但可能就是因为有了根，所以在外闯荡起来才敢放开手脚。

　　在众多聚集在北上广的年轻人中，罗小武算是运气和能力都极好的，大多数人还处于蜗居或是蚁居的状态。

　　32岁的苗新庆，在深圳奋斗10年后，带着妻女回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

　　“我是真的‘逃离’，实在干不下去了，只有‘逃’。”苗新庆10年前大学毕业时曾有两个选择：到内蒙古某县级市民政局当公务员，月薪700元；到深圳一家家具企业做销售，起薪1600元。

　　“当时就觉得700元实在太少，如果能有1000元都会老老实实地做公务员。”而那时，深圳在苗新庆脑海里，是一个到处有机会的地方。

　　事实上，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苗新庆干得就不顺利，总也完不成任务。连拿了三个月底薪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主动辞职又找了份工作。

　　后来就开始频繁跳槽，他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做销售这类对个人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工作，但做管理，如果和老板没有交情，也很难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工作10年，苗新庆的工资最高曾到每月5000元左右，且不太稳定，而此时深圳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上万元，已结婚生子的他租住在城市边上的旧房里，为不断上涨的房租和孩子的奶粉钱发愁。

　　2011年春节回内蒙古老家，看着中学同学现在月薪基本能达到4000元以上，连母亲作为一名退休老师的养老金都有近3000元了，他动了离开深圳的念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

　　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集。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

　　一些人被迫“逃离北上广”，实际上是受城市的“挤出”效应影响。2012年4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近半数城镇居民将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首选。

　　在许召元看来，在一段时期内，一线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产资料、社会资源，拥有绝对的发展优势，由此带来人才“集聚效应”。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加剧，“挤出”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据2012下半年度ECA调查显示：中国仍是众多亚洲企业派驻员工的首选之地。有过半数受访的亚洲公司将中国列为头三个派驻海外雇员的目的地，大幅领先第二名的新加坡(26%)。香港同样是众多亚洲市场当中外派员工的理想地点，18%的受访企业表示，已派驻雇员在港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也出现了亚洲企业将员工派驻西方市场的新趋势。在所有受访的亚洲企业当中，有21%表示已有雇员派驻美国；有17.6%则委派员工到英国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骆晓昀|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