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忆章太炎、胡适、刘叔雅

　　章太炎：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

　　“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

　　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1932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

　　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

　　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

　　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入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

　　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胡博士：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胡博士是个有大名的人物。在手持玉帛的人们的眼里是这样，在手持干戈的人们的眼里似乎尤其是这样，因为如果无名，就犯不上大动干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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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博士1917年来北大，到我上学时期，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里，以及口中，有不少来自异国的东西。这有思想，或说具体一些，是对社会、人生以及与生活有关的种种事物（包括语言文学）的看法。——这方面问题太大，还是谈小一些的，那是科学方法。我们本土的，有时候谈阴阳，说太极，玄想而不顾事实。科学方法则不然，要详考因果，遵循逻辑，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系统。这对本土说是比较新鲜的。可是也比较切实，所以有力量。

　　初露锋芒是破蔡元培校长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那里是猜谜，甚至做白日梦，经不住科学方法的事实一撞，碎了。在红学的历史上，胡博士这篇《〈红楼梦〉考证》很重要，它写于1921年，刚刚“五四”之后，此后，大家对索隐派的猜谜没有兴趣了，改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脂砚、敦敏等。也是用这种方法，胡博士还写了几种书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从略。

　　“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其实也不次要，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

　　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这种和易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是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

　　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要上课，要待客，要复信，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还要治学，写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见他，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

　　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还记得，那已是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后，清华大学校庆，我参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讲话，谈他同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某年，请他当校长，他回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以下他加个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字，诸位看，这用白话，五个字不是也成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口才就是来自聪明。

　　以上谈的偏于“外面儿”的一面。外面儿难免近于虚浮，一个常会引起的联想是风流人物容易风流。胡博士像是不这样，而是应该谨严的时候并不风流。根据道听途说，他留学美国的时候，也曾遇见主动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内情如何，外人自然难于确知，但结果是明确的，他还是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结了婚。来北京，卜居于地安门内米粮库，做主妇的一直是这位完全旧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说Yes，No。

　　这期间还流传一个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从美国回来，北大聘她教外语，因为家长与胡博士有世交之谊，住在胡博士家。我听过这位女士的课，一口流利的好莱坞。她说惯了，不三思，下课回寓所，见着胡博士还是一口好莱坞，胡博士顺口搭音，也就一连串Yes，No。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自然会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觉，并立即请那位女士迁了居。

　　闲谈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了。既而一想，不妥，谈老师行辈，周夫人和女士事件结尾，未免不郑重。那就再说一件，十足的郑重其事，是他对朋友能够爱人以德。

　　那是1938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也许飞到西方，其时胡博士在伦敦，就给周寄来一首白话诗，诗句是：“臧晖（案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用诗的形式劝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识得重与轻”，意很重，我忝为北大旧人，今天看了还感到做得很对。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雅意。

　　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被解聘了。

　　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刘叔雅：“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

　　刘叔雅是民初学术界的知名之士，名文典，字叔雅，因为学术有成就，人都称呼为刘叔雅，表示尊重。

　　他是安徽合肥人，与大政客段祺瑞是同乡，也许由于贵远贱近吧，提到段祺瑞总有些不敬之语。对于早一代也出于合肥的李鸿章，不知道是不是也一视同仁。

　　关于他的情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十四辑里有张文勋为他作的传，记经历，评得失，都平实。要点是这几项：一是曾两次往日本，通日语。二是年轻时候有革命朝气。三是二十几岁到北京大学任教，用了不少力量治旧学，写成《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等，受到许多专家推重。四是抗战以后到云南，思想消沉，生活颓废，直到解放以后才回到正路。五是骄傲怪僻，有时不合流俗。

　　30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的大名，我早有所知。这少半是来自读他的著作，其中有翻译日本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中文的是他的权威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听说他骈体文写得很好，没有见过。

　　大名的多半是来自他的不畏权势。那是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因为学潮事件触怒了老蒋。蒋召见他，说了既无理又无礼的话，据说他不改旧习，伸出手指指着蒋说：“你就是新军阀！”蒋大怒，要枪毙他。幸而有蔡元培先生等全力为他解释，说他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才以立即免职了事。

　　不论什么时代，像这样常人会视为疯子的总是稀有的，这使我不禁想到三国的祢衡。而这位祢衡就在课堂上，一周见一次，于是我怀着好奇的心理注意他的举止言谈。

　　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现在还有印象的，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说得透。

　　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儿，像是仍在心里回味，我当时想，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沈郎憔悴不胜衣”呢？

　　对于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只是有一次，他表现为明显的言行不一致。不知从哪里说起，他忽然激昂起来，起立，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举例中有“有人坐车，有人拉车”云云。同学听了都惊讶而感动，想到像这样一位神游六朝的人物忽然注意现世问题，真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意味。说完，下课，有些同学由窗口目送他走出校门。一辆旧人力车过来，他坐上去，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原来他正是“坐车”的人。

　　抗战时期，他到云南，一个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有个表弟倪君在那里上学，回内地之后跟我说，刘叔雅在那里仍然表现为很怪异，许多事在学校传为笑谈。

　　例如有一次跑警报，一位新文学作家，早已很有名，也在联大任教，急着向某个方向走，他看见，正颜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那位作家尊重他是前辈，没还言，躲开他，或者说，“桃之夭夭”了。

　　再是不只一次，他讲书，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他仍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后排看，问道：“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合伙散伙，各自回各自的老窝，他因为已经不在联大，就没有跟回来。以后一直留在云南，在云南大学任教。有人说这是因为他舍不得云土（烟土，即鸦片）和云腿（火腿），并由此而获得“二云居士”的雅号，不知确否。这且不管它，我觉得遗憾的是不再听到他的“甚是”的“高见”，有时难免类似老成凋谢的怅惘。

　　十几年之后，他就真正凋谢了。

　　摘自《张中行散文精品集（人物卷）》

　　张中行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年8月版

　　文|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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