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蒋介石输掉的一场信息战

　　移民移粟，均为救灾要图，二者与运输关系至大。1942年豫灾中，中日战争使铁路中断，造成死亡人数远超1920年饥荒。而信息流的传递，由于电报、电话、广播等新技术的扩散，受制于地理运输条件远小于人为的控制，但在地方与中央之间、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与报刊等媒体之间发生了信息争夺战，信息战的结果，使得赈灾格局焕然一新。

　　来自河南灾区的信息流向外、向上传递。主要信道有：政府自身的报灾制度；报纸等大众传媒；向旅居他乡的同乡会通报灾情；向社会慈善团体报灾请求援助（清末以降，由于政府动员能力的削弱，民间义赈组织较发达）；受灾地自行组织灾情宣传团，到上海、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宣传，筹募救灾款物，河南省赈济会曾推派各界代表三名赴陪都重庆，“吁请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

　　上述诸信道中，第一、第二信道最为重要。

　　报灾制度失效

　　中国自古就有报灾制度，到了清代，要求更加严格，地方有灾，需要从速上报。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负责灾情的勘察、传递、审查灾民情况以及发放赈款等。

　　国民政府有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报告灾情的报灾制度，主要体现在《勘报灾歉条例》中，其对报灾时限有明确的规定，“旱虫灾……至迟不得逾十日，风、雹、水灾及他项急灾……至迟不得逾三日。”

　　电报、电话等新的通讯方式的出现，又大大加快了信息流的速度，19世纪末引入的电报在政府内部救灾信息的传递上取代了驿递，国民政府还于1935年5月配套出台了《赈务电报规则》，对国内所发赈务电报提供了优惠措施。至少在技术上，如光绪初年因讯息极差，三年半后大饥荒的消息才传到京城的情况己不复存在。

　　可是，新技术所附体的仍旧是官僚制的机构架设。信息的上行通道是长而有序的：乡镇政府——区公所——县政府及县级赈务机构——省政府及省级赈务机构——中央级赈务机构，金字塔式的形态决定了向上传递的层次越高，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越大，而且信息越容易失真，信息的准确率随着传导层次的数量呈指数型衰减。

　　1942- 1943年大灾荒期间，河南大部分地区在抗战序列中属于第一战区，驻军较多，军队所需的粮草物资基本上是就地解决，这带给地方官的实际好处是“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省政首长因此有了积极征粮的动力，甚至出现过军方要报灾、省长不报灾的冲突。

　　据国民党三青团河南许昌分团的干事长杨却俗回忆：“洛阳司令长官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政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为此事引起极大不快。”1942年9月在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均将豫省事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的报告，颇有出入”，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向国民政府所递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到重庆见蒋介石时，曾经同时报告了河南的灾情，蒋介石听后要李赶快去见何应钦，何应钦说：“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于是，蒋鼎文为了筹集军粮，便出现了电影《一九四二》中的一幕，将“河南财政厅长和粮食局长扣押起来”，赴重庆请愿的代表杨一峰问他原因，蒋鼎文答：“我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一是拿出粮来。”

　　而当救灾决策信息层层下行，每个层级又从私利出发，贪腐舞弊，中饱私囊，变成层层盘剥。这一切加起来就是所谓的“人祸”。

　　李培基仅是其中的一层。

　　据杨却俗的回忆：“当时的许昌县长是河南省内乡县的王桓武，他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不仅只许昌一县，从郑县沿平汉线到许昌附近的各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王桓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

　　白修德对这条官方报灾信道的描述是：“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

　　蒋介石反制

　　蒋介石遇到了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其著作《叫魂》中讲述的难题。《叫魂》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制度，得出信息掌控与政治能力一致性的结论：“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于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

　　在清政府的政治体系中，官僚不仅是贯彻皇帝意志的工具，也是皇帝获得其帝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信息的根本渠道。他只能根据官僚们给他的信息来做出判断和决策。

　　从表面上看，皇帝处于科层制组织的最高层，又处在信息流通的中枢位置，他所掌握的信息应该比处在基层的官僚更全面、更准确。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个金字塔尖的位置恰恰会使他处于被蒙蔽的位置。一方面是君主企图通过控制信息来掌控官僚阶层和百姓；另一方面，官僚阶层通过截流信息来回避君主。在民众和最高统治者之间，信息的传递遇到了官僚阶层强有力的阻遏。他们“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盖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叫魂》）”。皇帝所能得到的，只是官僚希望他得到的信息。

　　乾隆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在信息流通领域内的不利地位，采取了许多反制措施。他建立了密折制度，即皇帝和各省长官之间的个人通讯热线，后来，密折范围不断扩大。君主通过常规考评制度、私人亲信的秘密奏报、恩典庇护和法律制裁等加强对官僚的控制，而官僚集团则借助信息的截流、转移视线、集团内统一步调、将事件导入到常规化的安全轨道等来进行反控制。这是一场千古胶着的信息战。

　　法国汉学家魏丕信也注意到了类似的问题。信息传播主体报告灾情有的是按照层层上报的上向式，即正规的官僚组织网络体系；有的则是个人或地方组织直接向中央级的政府机构上报灾情。18世纪的中国，在官僚组织内部信息传递方面，曾经出现过呈递者越过规定层层传递的链条直接将公文送达皇帝的奏折，被魏丕信称之为公文传递的革新，因为它大大节省了时间和减少争论的办事过程。不过这种方式并不是向每个人敞开的。

　　除了电报、电话等器物层面上的新意，蒋介石的这条官方信道与清朝没有质的分别。

　　基于对这条信道的不信任，最高决策者做出大失水准的决策也很正常，乾隆被“叫魂”谣言中的“剪发辫”所刺激，产生了对“反清”的联想，将德清县的一个既无实际伤害、又无政治企图的谣言，运作成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蒋介石的不信任表现在怀疑地方官绅作弊，“当中央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以后，为了充裕军糈民食，实行征实的制度；为了预防有人破坏这种制度，还规定了虚报灾况的予以重惩”。

　　1942 年灾情恶化时，河南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蒋介石请赈，蒋却误认其都是为了逃脱征粮。这年征粮开始时，蒋介石还做了一个关于粮征问题的训示：

　　“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驶，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预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通同谎报以便私。”

　　有了最高首长定调，属下必求步调一致，1942年10月中央特派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赴豫勘察灾情，路上见灾民在扒树皮，张厉生却硬说是地方上故意做给他们看的。

　　而当赈灾进入了新阶段，国民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于此新一轮的信息战又开始了，各县在上报设粥厂数量及救济人数时，出现了诸多作弊多报的问题。

　　对于死亡人数，则是大数化小、小数化了。在灾后当时的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总报告中所列的数据中，在有统计数据的82个县中，因灾死亡人数为288006人，因灾逃荒的人数为1526662人。这与媒体披露的饿死约300～500万人，流亡的约300万人，濒临死亡边缘等待救济者约3000万人，相差极大。灾后，部分县的官员为了逃避救灾不力的责难和罪责，在上报的灾荒状况中轻描淡写，更有甚者所报数据为无一人逃荒、无一人死亡（商城、嵩县、灵宝、卢氏）。

　　媒体的信息补救

　　民国时期，近代意义上的报业兴起，报刊，这个近代化的商品与标志物之一，自然地进入了近代化的救灾体制，一条通达灾情的新信道出现了。

　　1877 ～1878 年的“丁戊奇荒”、1920年华北五省的大旱灾、1928 年至1930 年西北华北的大灾荒、1931年江淮流域的大水灾、1933年黄河的水灾……在晚晴至民国的历次重大灾荒中，报刊都不曾缺席过。

　　在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期间，中国报刊没有失声。《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申报》以及地方性报纸《前锋报》、《阵中日报》、《河洛日报》、《河南民国日报》和《河南民报》等都参与了报道。

　　与后来推动了赈灾转折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报道相比，中国报刊无论在抢时效性的第一落点，还是在报道内容的覆盖上，均占上风。

　　在内容上，《大公报》有较为重要的豫灾报道37篇、《申报》76篇、《前锋报》计70余篇。白修德共发了两篇：《十万火急大逃亡》（载于1942年10月26日《时代》周刊）和《等待收成（》载于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前一篇被认为是一般的赈济灾荒的报道，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信源是中国的报纸、官方的报告和传教士的信件，描绘了灾民的惨象、叙述了运输通道的阻塞及国民政府无效的赈济，并将灾荒归因为日本人毁庄稼和上帝不降雨。后一篇是白修德的实际探访所得，通篇几乎尽是白描惨状、还有一个“别有用心”的结尾：“在我们离开郑州前，政府官员宴请了我们。我们喝了两道汤，吃了炒藕片、辣子鸡、荸荠炒牛肉、炸春卷、热馒头、米饭、豆腐、鸡和鱼，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些内容没有超出上文总结出的灾害报道框架，中国报刊的报道至少有报道量上的优势，更加全面。

　　在时间上，《前锋报》于1942年7月灾象初成之时已经介入报道，特派记者李蕤深入到灾情最严重的陇海铁路沿线调查灾情，从洛阳出发，对灾情最重的偃师、巩县、郑州等地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实地考察。

　　1942 年9月7日，《新华日报》载“豫省本年灾情惨重之成因，即由于水灾、旱灾、蝗虫灾、风灾、雹灾同时波及，在蝗虫灾区则地无绿色，枯枝遍野……”。

　　《大公报》通讯员张高峰1942年12月被派到河南调查，1943 年1月17日，第一篇灾区通讯《饥饿的河南》从河南叶县寄出，后改名《豫灾实录》发表在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上。

　　1943年2月，白修德才动身亲赴河南调查、采访灾情。

　　白修德何以能

　　救灾的转折点出现在白修德的《等待收成》发表之后，一般认为是他披露了灾区的真相，促成中央政府投入更多资源赈灾。

　　问题的焦点就集中于中央政府是否真正了解豫灾的实情。既有佐证蒋介石不知情的史料，比如，蒋的秘书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 嗷嗷待哺’，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严令河南征缴不得缓免。”，又有佐证蒋介石知情的史料，批评中央政府救灾不力的《大公报》在白修德的报道之前多次报道政府的救灾情况。

　　事实就是中央政府一手征敛，一手赈济。

　　排除蒋介石做好了放弃河南的准备等战略性考虑（这也仅是一个揣测），举棋不定的救灾行为背后是他对灾情讯息处于信与不信之间，信不信的背后就是前述政府报灾机制的失效。因此中央与地方之间陷入一场胶着的信息战。

　　白修德的报道打破了这场胶着。

　　问题在于，中国媒体的报道为何没有起到外媒的奇效？单从新闻能力来看，白修德既不占有时效性的优势，又不占有信息量的优势，就连最终震撼了蒋介石的“狗吃人”的细节，张高峰发表于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上的《豫灾实录》早有报道：“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国民政府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大灾荒的消息实行新闻封锁，被处理的媒体，除了《大公报》外，还有洛阳《中原日报》、《行都日报》，它们因为透露了具体灾情，被指责为登载“过于渲染灾情之文字，并诋毁政府救灾不力，影响政府威信”，均受到停刊三日的处分。河南省政府机关报《河南民报》因编辑转载了《看重庆，念中原》，被勒令追回当天报纸，不准发行；洛阳《行都日报》也因抗命摘要转载了该文，被勒令停刊三天。有些县市报纸透露了灾荒中“人吃人”的消息，河南省党部训令各县市党部，令饬各地报社严予禁载，并切实按期审查。

　　但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力是无法施加于外媒的。白修德赴河南采访，甚至得到当局帮助，为了防止黄河北岸日本人的炮击，铁路当局专门用手摇的巡道车将白修德、福尔曼两人自潼关送到洛阳。在结束采访后，当地政府招待白修德丰盛晚宴。然而，正是这顿晚宴，成了《等待收成》一文激起读者愤怒的结尾，形成了强烈的官民对立的意象。

　　白修德到中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重庆宣传部，担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顾问，负责新闻部的专栏。1939年12月，白修德辞去了这份“公职”，专门为《时代》周刊报道中国抗战新闻。抗战期间，《时代》周刊对蒋介石政府抗战的消息报道最多，重庆政府也把它视为“知己”。白修德出于对日本法西斯的憎恨，最初对蒋介石大唱赞歌，把蒋介石描述成是“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然而，在亲历了这个政权的专制及腐朽之后，白修德的思想已经悄然改变。

　　美国作为中国的同盟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报道以正面为主，白修德的豫灾报道，是对美国盟国最高统帅形象的颠覆性解构，国际舆论对蒋介石形成了实质性的重压，是迫使其改变的最重要因素。

　　宋美龄当时正在美国寻求援助，灾情的披露使其此前的努力几乎化为乌有，她打电话给自己的老朋友、《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要求他解雇白修德。卢斯的回答是：“我因此会更加器重他。”

　　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直接将灾情面陈于蒋介石，从最基层直通最高层的信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实现了魏丕信所称的“公文传递的革新”或者孔飞力所说的密折特权。尽管两人会见只有20分钟，其新的信息量可能是其它信道所没运载过的，蒋介石称白修德是比“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

　　文|刘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