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监会的角色转换

　　从成立到现在，仅仅过去了半年，因“重查郭美美事件”的反复、对自身定位的不清晰，以及委员被曝有着利益关联等事件，红监会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如何重新定位与红会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发挥监督作用，红监会角色将进行何种转换？

　　有人曾经做出这样的形容：由于2011年“郭美美事件”的爆发让红十字会仿佛陷入巨大漩涡，此后每每出现一个新的事件，都会让它树立形象和公信的努力付诸东流。

　　为重塑公众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2012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成立。而就在今年6月9日红监会召开的年中会议上，在对是否启动重查“郭美美事件”进行表决时，出席会议的14位委员只有两人赞成，关于对“郭美美事件”重启调查，会议认为“还有待进一步征集实证”。

　　从成立到现在，仅仅过去了半年，因在“重查郭美美事件”上的反复、对自身定位的不清，以及委员被曝与红总会有着利益关联等事件，红监会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红监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与定位一直饱受争议，在这其中，红监会将如何进行角色转换？

　　郭美美再引风波：调查者？

　　红监会委员王永于4月20日曾发布一条微博称，红监会将重新启动调查“郭美美事件”，并表示“已经达成初步共识，红十字总会也愿意配合”。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后一系列事件的持续发酵则将红监会亦卷入其中。

　　一时间，公众翘首以待。但是从6月9日召开的红监会年中会上传来的消息则证实，大多数委员不赞成重新调查，这一次，公众哗然。即便在端午假期内，这依然成为微博热议的话题。

　　6月14日，端午小长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雨后的京城，空气略带湿润。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二条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红监会在红总会4楼一间会议室内召开了媒体见面会。

　　面对舆论种种质疑，红监会秘书长黄伟民在媒体见面会上一一做出了回应。黄伟民介绍，红监会认为，对于“郭美美事件”的调查，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做出明确的调查结论，并已于2012年12月31日向社会公布。

　　“此次（9日）会议通过表决决定，红监会建议红十字会协调相关部门，对新发现的关于‘郭美美事件’的证据进行调查，也欢迎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新的证据。”

　　黄伟民较为简短的介绍并没能满足记者对于重查“郭美美事件”的关注。记者注意到，之后的媒体提问环节，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带着“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疑问而来。红监会委员金锦萍进一步解释，如果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首先应该由国家公权力进行，其次，必须要有2012年调查之后所掌握的新证据。

　　“本次会议并没有就红监会重启郭美美事件进行表决，因为我没有权力去调查这个事情，而且红监会也不可能垄断对于这一事件调查的权力。红监会通过的决议是建议红会协调有关部门，如果在发现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对郭美美事件进行调查。当然新的证据也欢迎社会提供。”

　　一同出席媒体见面会的另一位红监会委员袁岳也表示，重启调查需要新的证据做支撑。

　　“就郭美美事件，包括我本人，经过上次调查，在我心里面，也觉得好像还不是很清楚，总觉得这个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事，但这需要证据。”袁岳说，如果有新证据，我们会监督、敦促红会和相关部门就此重启调查。“

　　与会的委员们认为，红监会工作的重点并不是去查郭美美，而是希望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规范的防范体系，来防止出现类似的事件。

　　“我们这些委员来到红监会工作的时候，郭美美事件已经发生，就我们所擅长的能力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构建一个体系对防止这类事件能够起作用。”袁岳说。

　　红十字会系统改革是否已经正式启动？袁岳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认为，红十字会系统改革已经站在中国公益改革前沿。“改革有了方向，但是方法并不清晰，需要外界专业帮助。”

　　作为红监会委员团队中的财会专家，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刘姝威教授就曾建议，“财务报表应该怎么做，哪些事情要说明白。这在现代企业公司里看来都是非常常规的内容，但在红十字会机构中就不是很清晰，这就是红监会应起的作用。”

　　在一些接受采访的委员们看来，就是利用倒逼机制使红十字会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要做的是，推动其接受第三方专业的监督和评估，先让其在观念上接受，再从实践上推动。一方面对其进行严格监督，促使其朝着正面方向努力。”袁岳指出。

　　红监会到底是什么：监督者？

　　201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其中就明确要求“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据知情者透露，国务院之所以要求红会成立红监会，正是由于“郭美美事件”。

　　但是2011年底的“郭美美事件”调查报告虽然撇清了红十字会与“郭美美”的关系，但并未消除公众对红会的质疑。随后又不断爆出“上海卢湾红会天价餐事件”“成都红会捐款箱内善款霉变废弃事件”“红会挪用艺术家8472万元捐款事件”等。

　　2012年的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授权成立红监会，这是经历“郭美美”风波后，红十字会力图改革的措施之一。其方式是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其社会捐赠款物使用、资助项目等进行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期重塑公信力。

　　但是与公众一开始设想不同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没有采取“网络海选”方式，而是“先确定了红监会的定位、委员的标准，通过网络搜索、各方推荐”，确定委员人选。

　　直至2012年12月7日第一次红监会全体会议召开，16名委员才正式与媒体见面。红监会由16名来自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公益等多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包括迟福林、王振耀、俞可平、白岩松、王永、刘姝威、袁岳等。16名委员不从红会领取任何报酬，以志愿者身份开展对红会的监督。

　　据透露，红监会成立后便建立了一个微信群，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也在群中。任何公众关切、与红会有关的事件，委员们均会在第一时间质询秘书长，而秘书长也必须及时回应询问。委员们如进行正式的会议讨论，红会也要向他们开放全部资料。

　　红监会成立当天，就明确表示将独立开展三方面的监督：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十字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委员会可以主动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红十字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希望不要成为摆设或橡皮图章。”其中的一位委员曾对红监会行使职权表示过担心：“红监会和监事会不同，没有法定的监督权力，只能是受红会委托去监督红会。这样看，监督的权限可能还需要红监会和红会协调。”

　　红监会成立20天后，2012年12月29日，红会红监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大会，由16位委员讨论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

　　据章程的第24条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应当为社会监督委员会开展监督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第25条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应当为社会监督委员会及其秘书处日常办公提供办公场所及设施。

　　已经转型为公益慈善领域研究者的王振耀也直言不讳地向《小康》记者表示，他在担任民政部司长的工作期间也曾对于红十字会的一些做法也提出过批评。日常教学、社会活动都已经让王振耀脱不开身，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完成“监督”职责。当时被邀请担任委员时，他曾就因为工作繁忙拒绝过。

　　“因为对红会比较熟，才被邀请成为红监会委员。坦率说，（受邀）也是有纠结的。纠结在于：红监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杨团说。

　　红监会到底是不是独立“第三方身份”的问题，红监会章程第二条明确写着，“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工作进行监督”。

　　在6月14日的媒体见面会上，在座的委员们纷纷表明，虽然用了“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名字，但红监会实质是专业桥梁，是一个建设性平台。

　　为何红会需要通过第三方来做桥梁沟通，而不能直接面对公众和媒体的关注、质疑？“红会不是没有直接的沟通。但是，现在红会的确需要专业人士来帮助，它与媒体沟通的时候，是有难度的。这与红会因为‘郭美美事件’受到重创是有关系的。”杨团回应到，“所以红会需要一些公信力比较好、专业性比较强、来自各方面的人士，帮助它解决问题。”

　　如何重新定位：专业桥梁？

　　红监会到底应该起何作用？

　　由于定位的模糊以及成员中被曝与红十字会曾有过利益关联，当然，在这其中纠结的不仅是杨团自己。

　　“我的身份重合问题，也引起了大家的质疑。当初我也考虑过，我的红十字会基金会理事身份会不会影响我在红监会作用的发挥。”同时兼任红基会理事和红监会委员的北京大学教授金锦萍在媒体见面会的现场表达了自己的“纠结”。

　　金锦萍表示，如果自己的双重身份继续受到质疑，“对我来说，辞去一个志愿者身份，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金锦萍表示愿意“坚守”。“我们这些委员今天还坚持在这里，是表明对红会事业有信心。对于红会工作的一些纰漏和错误，我们也都不希望发生。但我们如何保障它不再发生？这正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我们要帮助红会去改革，去建章立制，帮助这项事业不断完善。”

　　自诞生以来，红监会引发了舆论关于其成为红会“传声筒”和“公关部”的疑问，近半年来其独立性一直遭外界质疑，尤其资金问题的纠葛，更是令这个组织数度身陷泥潭。面对这个局面，红监会秘书长黄伟民对《小康》记者称，红监会成立时，主要是从专业配置、社会公信力、热心公益等因素考量，邀请了16位委员，他们有的参加过红会的课题研究，或为红会提供了咨询服务，但在任职时，大部分人的工作已经结束。他们担任委员期间，所有工作都是志愿性质，不获取任何报酬。

　　出于对利益关系的敏感性，6月9日红监会通过了委员守则规定，担任委员期间以及离任一年内，不得参与红十会的项目，提供有偿服务。而袁岳则当场表示宣布自己以及零点调查集团在三年之内都不会承接红十字会的项目。

　　“虽然用了社会监督委员会这个名字，但我们的实质应该是专业桥梁，是建设性平台。”杨团对记者表示。

　　“按照相关规定，红十字会承担红监会在运营过程中的工作费用，尽管这些委员本身没有获取报酬，但工作经费还是由红十字会来承担。”对于红监会运营经费的质疑，红监会秘书长黄伟民回应道。

　　在袁岳看来，红监会的独立性表现在，这些委员不是靠红会吃饭的人。在杨团看来，红监会的独立性表现在有独立的思想且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当然，有些独立，我们还是做不到的，我们的独立和监督，都是有限制的，因为我们不是监事会，我们顶多用建议的方式。”杨团说，红监会仅是红会执委会下设的一个社会监督委员会。

　　这个观点袁岳也赞同，他表示现有法律法规并没有赋予红监会任何的调查权。

　　“问题发生前的监督，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存在的必要性。” 6月16日，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红监会的话题。她说，如果能在战略设定、项目执行以及项目结束后的绩效评估方面发挥作用，这与等出现问题曝光后再纠正同样重要，“因此社会监督委员会（红监会）意义非常大”。

　　文｜《小康》记者 曹伟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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